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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崇雅，字衡彬，号于姜，俗称党阁老。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蟠龙镇蟠龙山人。明朝天启五年（1625）进士。任户部侍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北京时，党曾乘马在先，领义军进城，并把保护完好的粮库交给义军。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主政北京，党悄然归里，隐居于今陈仓区固川纺塘铺佛岩崖的意仙居（山崖上一个石洞）。传说，他归里时带来了明时全国各省缴纳粮赋的底册。清兵入关，大势稳定后，清世祖顺治得知党的住处，急派使臣请党到了北京。
党事清后，先任户部侍郎，不久改任刑部侍郎。因当时清方入主中原，尚无安邦治国之大策，党上疏，清暂以大明律令管制天下，待新律制定后再以新律为准。顺治皇帝准其言，稳定了天下大势。顺治二年，因清兵入关后大肆屠杀汉民，各地反清组织奋起反抗，顺治下令，要严加剿杀。党再上疏，直言滥杀会失去民心，因速止，广施仁政，安抚民心，稳定时局。顺治在依其言，天下方稳定。顺治五年，擢升刑部尚书。六年加太子太保；八年改调户部尚书，加少保，十年，因身体不佳，告归故里。顺治皇帝感念其理政有方，有功于国，特准其领原俸禄归里。但不久又召回。十一年，授国史院大学士；十三年，党又以病告老休，又加少傅兼太子太保。党入朝谢恩，顺治见党果然年老，难再还朝，便亲赠自己御袍，并言，卿今还乡，穿上我的衣服，就像如见朕一样。在党离开朝堂时，顺治还召见他，并赐以御用香茶，并用好言抚慰。还命大学士车克为之送行。党崇雅，还乡后，顺治还多次派使臣慰问，直到康熙三年（1664）病故。
党崇雅是清代一位颇有谋略、功绩卓著的大臣，也是一位诗人和散文家。现在有《鹃失啼》诗文传世。《鹃失啼》共收诗163首，散文两篇。诗有四言、五言、七言绝句、律诗，也有古风。从内容看，除《有是无》《无是有》两首表现的是佛家禅意外。余者均是赠答、怀念友人和哭忆爱子的感事述怀诗。所有的诗都写得恬淡自然，含蓄蕴藉，很有诗味。散文两篇。一篇是《贾大司马修栈道记》；一篇是为明崇祯十三年宝鸡知县严梦鸾撰修的《宝鸡县志》写的序。《鹃失啼》前有序文五篇，诗一首。第一篇是清乾隆二十九年宝鸡知县徐起凤写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党崇雅的生平事略；第二篇是康熙二十年，宝鸡知县何锡爵写的，也介绍的是党的生平事略；第三篇名《书<鹃失啼>后》；第四篇是一首七律，亦名《书<鹃失啼>后》，署名东崖朴堂氏；第五篇是本书的抄录者李棻写的序，该文着重分析了党写这本书时的处境和郁闷的心情。最后是党自己写的序，名《鹃失啼》，为这本书定了名。其内容主要叙述写这本书时的激愤心情及命名的缘由。据《鹃失啼》序一云，党的著作还有《图南草》、《意先草》、《焚焚草》和前后疏稿20卷，但未提到《鹃失啼》。可见《鹃失啼》是一本尚未刊印的稿本，它之所以流传，当是相互手抄的。
党崇雅是宝鸡近代史上的一位有影响的名人。不但史书有名，而且留下的传说故事也很多。《党阁老住店》《党阁老与设梁斗》《党阁老进萝卜》《党阁老卖棒槌》等等。其中的党阁老住店、设梁斗是赞颂党归里期间，整饬地方官吏生活奢侈，无端欺压、贪剥地方百姓，为百姓伸冤鸣屈的故事。进萝卜很有趣。传说，当时宝鸡纸坊头产的白萝卜个大皮薄，甜蜜如梨。每年都要给皇帝进贡，各级官吏借此机会大肆贪剥，老百姓为此备受辛苦。党担心他辞朝后，有人变本加厉地借此残害宝鸡的百姓，决心在他还朝之前除掉这一苦役。于是，他便巧妙安排，在那一年进贡萝卜时，让宝鸡地方官专门挑选在宝鸡西山生长的那些个头低矮、腰弯腿跛、甲状腺肿大、走路一瘸一拐、说话结结巴巴的人送萝卜进京。顺治皇帝一见送萝卜全都是残疾人，便问党崇雅：“贵方的人何故都如此不堪呢？”党崇雅即回答：“这是因为他们常年吃萝卜吃的。”顺治一听，心里害怕。怕这萝卜把他的皇子皇孙都吃成这个样子。便立即下令，当殿毁弃所有萝卜，以后不准再进贡。就这样，他在辞朝返乡前为宝鸡人免除了一项苛损杂役。卖棒槌说的是在蟠龙塬下有一老人经常推着卡卡车，上塬卖棒槌的故事。一次老人推到半坡，推不上去了，刚好党阁老站在路边，老人便叫道：“老哥，给兄弟搭把手。”党高兴地便帮老人把一车棒槌推到塬上。他见老人朴实憨厚，又叫了他一声老哥，便叫老人在他生日那天推一车棒槌来他家门前卖。果然，那天老人推车来到他家门前。党崇雅便站在他旁边，笑着对前来为他贺寿的各方官员说：“这人是我兄弟，请各位一人领一个棒槌，给他一两银子。”经他这么一鼓捣，老人的一车棒槌就卖了许多银子，发了大财。老人以后就不再卖棒槌了。
纵观党崇雅的一生，可谓他能看清天下大势，准确把握时局发展，顺应时势变化，不墨守成规。再从他三次辞朝归里，三次受到顺治皇帝的加封加奖的情况说，他是能为国家筹谋，为国家尽责，才受到皇帝如此的恩慰。《清史稿》记他为刑部侍郎时，制定大清律。他细虑时政，对比大明律，轻重比附，斟酌得宣。后，改任户部尚书，财饷军费不足，党量入为出，使国用裕如。再后，任翰林国史院大学士，更加勤政。夙夜匪懈。一次顺治问党曰：“朕以尧舜之心为心，而天下未平，何也？”党曰：“在善推其所为而已。”遂上札疏，细言六事以进。顺治高兴。党出门，有同僚问党：“与上所言何事？”党即答曰：“入告君，而出语人，可乎？”可见党崇雅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人。《宝鸡县志》还记载：“党居家请约，门阑悄然，每出入一蹇一童，里中不知为师相也。”这就是说党在朝奉君，有功于国，回归乡里，有廉风清名泽被于乡。是一位外圆内方，上体国家，下恤民情，值得尊敬的一代大臣。
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提出编纂的《贰臣传》（附录于《清史列传》卷七十八、七十九两卷中。《贰臣传》分甲乙两编，共收录了明末清初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125余人）里，将党崇雅列入乙编，因其不仅归顺清，又曾归顺过李自成。正是这一有失公允的评价，使党崇雅蒙冤三百多年，至今还没有一个公正客观的结论。
实际上，乾隆将包括党崇雅在内的众多归顺清廷的人打成“贰臣”，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满族人刚取得政权时，已感觉到满汉和谐对维系其统治的重要。此时，国家百废待兴，需要大量官员，尤其是需要汉族官员和知识分子加盟，为其服务。所以，顺治对归顺的汉族官员予以录用，对汉族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极力笼络，将皇太极十四女下嫁给吴三桂之子，翰林院修撰孙承恩英年早逝，顺治“深悼惜之，赐白金三百两归其葬。”对党崇雅、洪承畴等归顺清廷官吏和将领的重用，其目的是借汉族官员，以巩固满清统治政权。但是，当清朝经过康熙、雍正朝，进入乾隆统治时，满清政权已经建立百年，其统治已经非常巩固。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为了进一步巩固其统治，缓和民族矛盾，瓦解民族意识，达成统一思想，在大力表彰忠臣（即在明末清初因抗清遇难的明朝官员）的同时，下诏编纂《钦定国史贰臣表传》即《贰臣传》。诏曰：
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以经略表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俱曾跻显秩，入本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以明顺逆。
今事后凭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辄复畏死幸生，忝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若既降复叛之李建泰、金声桓，及降附后潜肆诋毁之钱谦益辈，尤反侧佥邪，更不是比于人类矣。
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名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乃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乾隆将归顺的前朝汉官列入“贰臣”
其意在于“崇奖忠贞”，“风励臣节”，“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此警戒为其服务的当朝汉官和以后入仕的汉族官员，不能像党崇雅之辈那样存有二心，在其主“遭际时艰”时，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而背叛之。作为封建皇帝的乾隆帝，他不可能站在历史、国家的角度，对党崇雅等人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而只能站在封建的伦理道德观上，以一己之私利来评价。因而，这种评价对党崇雅是有失公允，极不公正的，有侮辱、贬斥之嫌。今天，我们如果继续沿用乾隆帝的“贰臣”说，用旧道德、传统观念评价党崇雅，那就不合时宜了。应该站在新的道德的角度，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出发，从维护国家统一、体恤民众的角度加以考量，还党崇雅一个公正，如他在《鹃失啼》诗序中所希望的——后世人能给他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
诚然，如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党崇雅并非“完人”，他必然要受到时代、阶级和个人思想认识的限制。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位政治人物，他不可能摆脱封建社会的羁绊，他的思想必然要打上时代的烙印，其行为也必然留有封建统治者的印迹，这是毋庸讳言的，也是我们不应苛求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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