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如果将近二百年的中国历史连贯起来看，作为近代中国转型起始点的洋务运动，其地位、价值和意义都被窄化、低估了。因为洋务运动不仅仅有军事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的一面，还有其他更深层次、更广阔的内容。 这样说并非为了标新立异。19世纪60年代开启的洋务运动，除了在政治层面当权者拒绝改革放权外，其他方面多是齐头并进的。如思想观念上对于西方科技、制度、法律和外交等问题的接受，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内的翻译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商口岸的通商事务大臣、南洋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等机构和职务纷纷设立。同时，酝酿选派幼童留美，选派学生赴欧美考察学习军事、采矿、通讯，创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电报局，建设铁路交通，建立招商引资、外商独资等商业运营模式，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尽管这个过程看起来还很薄弱，还不够充分，但毕竟已经走在了路上。正是因为这样，学者唐德刚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史追溯至“同治中兴”。学者刘刚和李冬君也曾在《中国近代的财与兵》一书中这样评价说：“中国工业革命的开端，就在江南制造局”，制造局以“工业为主体，以‘制造机器的机器’为根底，确立了工业文明的范式。” 可叹的是，如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竟然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变得无足轻重起来。其实，民国时引进外国资本、外国人才、外国技术及其经济管理方法，究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开启的洋务运动。 一段时间以来，历史叙事总是习惯以成功和失败等二元论或急功近利的视角和标准来做价值衡量和评判，所以洋务运动也就难逃被低估的命运了。 （本栏长期征集“日知录”三字篆刻，投稿邮箱：rizhilu999@163.com）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