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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先生作古已过一年，在朋友圈及各大论坛却并没有看到太多关于他的价值的讨论，不由想起李敖晚年时常念叨的一句陆游所写的诗——樽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我狂。 李敖作为一个以出格言论聚焦社会注意力的公众人物，诗的前半句可以说是他真实的写照，但在李敖身上将“作剧”改成“作秀”是否恰当一些？这种“作秀”可以在很多政治家身上找到共同点，称之为高度自我欺骗或许也并不为过。至于诗的后半句，要分不同场合来分析。如果这句话的受众是李敖的亲朋好友，那么很好理解，李敖去世了他们自然会想他想得发狂。但是我们会注意到，李敖晚年时常通过媒体对大众说这句话。那么问题来了，李敖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价值让你让我让他这些个生活上基本没有交集的人去思欲狂呢？ 此时李敖广为大众津津乐道的风流史会显得无足轻重，毕竟比他风流的公众人物在这个时代也不是没有（是否瞬间脑补出了一个两个三四个）。至于更为大众熟知的作为批评家的李敖，我想如果单独去分析这个或那个批评有多大价值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需要将对某人的批评中放在其自身在那个领域中的价值里加以探讨。那么剩下的就是作为文学家的李敖、作为思想家的李敖以及作为台湾党外政治参与者的李敖。这里先从文学家的角度评量一下李敖。 作为文学家的李敖是非常自信的，他自诩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说到中国白话文第一人，基于一种现代文学史的基本观点，我们想到的肯定是鲁迅。所以李敖此处自诩的第一，应当是成就上的第一。至于李敖是如何得出这种结论的，从其对鲁迅的评价上可以看出一种思路。李敖觉得鲁迅没写过长篇小说，文学上的成就值得怀疑，但他李敖写过长篇啊，还是三篇。在李敖的观念中，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打败了所谓的白话人第一人鲁迅的，所以，李敖就成了第一人？当然这仅仅是笔者玩笑的逻辑，不过也未必不是李敖的一个出发点。因为长篇小说确实是最能看出一个作家在文学上的综合能力的文体，对于没能写长篇，鲁迅本人在晚年也是深感遗憾的。但鲁迅在那个时代舍弃了其自身很多的文学天赋而执着于批判，正是鲁迅的一个伟大之处。从鲁迅《故事新编》中的一些短篇来看，鲁迅在小说创作上的才华也是非常高的。至于用后视眼光去对比自身来得出结论，是一种狂妄的表现。对于鲁迅，评论的文章到处可见，我也不多加叙述了，还是回到李敖本身的文学成就吧。 沿着李敖在长篇小说上评判鲁迅文学成就的思路，我们也来看看李敖的长篇小说。最为大众熟知的当属《北京法源寺》。李敖自身多次声明，自己是写完小说之后才去过法源寺的。李敖此举无疑是想给自己加分的，最基本的效应就是——啊，大师真厉害啊。但是作为一本历史小说，法源寺的象征意义是大于其客观存在的，去没去过似乎并不太影响写作本身。况且，基于写实状物的角度，李敖也是辛亥革命之后出生的。再说，莫言仅仅根据一则新闻就在几十天时间里写出了《天堂蒜苔之歌》这样一部杰出小说，在这一点上显然比李敖还厉害吧。所以，李敖很多时候都善于引导大众的思维，在各个侧面为自己加分，当然这是基于他晚年的一些举动做出的判断。 至于《北京法源寺》这个长篇小说本身的成就，我想从文学史上的意义来加以评述。作为一个类型小说，李敖在历史小说的写作中是否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李敖小说的写作手法说好听点的不拘一格，说难听点就是没有章法。我们不难看出，在类型文学这个小文体上，李敖是没有突出成就的。说到类型文学，不得不提一下李敖对武侠小说巅峰写作者金庸的评价——下流，臭鸡蛋。当然他还把胡适拉上了同一战线，因为胡适曾经说过武侠小说下流。胡适在他的时代说出这句话有其在特定环境中的意义，但现在是21世纪了，胡适在今天也不一定会做出这样的判断。而且金庸在武侠小说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在武侠小说这个类型文学上的意义肯定是大于李敖在历史小说上的意义的。 当然金庸也远不是代表我们时代文学最高的作家，这里指的不是流传度或者影响力，而是回归到文学性上面。对于通俗小说和纯文学，这里不加讨论。但从一个最基本的考量来说，在写作手法上这个时代比李敖优秀的作家比比皆是。至于内容方面，也就是思想性上，因为《北京法源寺》写的是历史事件，在文学上跟其他作家进行对比我想也是不合适的。 综合考量，李敖实在称不上白话文第一人。对于他在其他方面的意义，后续文章中我将继续分析。毕竟，对于他的逝世是否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可能有人看到这里会忍不住为李敖辩护，觉得我侮辱了一位伟大人物。但请注意我这篇文章说的仅仅是文学，而没有说思想方面及社会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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