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周作人在文坛上的地位，如日中天；而钱锺书虽只是清华的一个学生，但其博极群书，恃才傲物，目空一切。面对钱锺书的批评，以知堂的身份，大概不便也不屑于与此后生小辈论战。但周作人并未忘记此事，隔了数年之后，他像一位武林高手，举重若轻，在《〈梅花草堂笔谈〉等》一文末尾顺手回击道：“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欢的，如王稚登、吴从先、张心来、王丹麓辈，盖因其为山人之流也……若张大复殆只可奉屈坐于王稚登之次，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应列入张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周氏兄弟都是笔战高手，鲁迅如匕首投枪，痛快淋漓；知堂则绵里藏针，杀人于无形，此次回击，大有先生课徒的味道。周、钱间，似有意无意之笔战，远不止此，如钱锺书在《人·兽·鬼》中，以小说中的人物来影射周作人为“向日葵”等。 1945年8月，周作人《立春以前》出版，该书所收第一篇为《关于教子法》，文章开首便引俞理初《癸巳存稿》之《陆放翁教子法》一篇，随后总结道：“俞理初此文深有情致，不特能了知陆放翁，对于小儿亦大有理解。” 1948年4月，钱锺书《谈艺录》出版。其在《放翁诗词意复出议论违牾》一则中，对此评论道：“俞理初《癸巳存稿》卷四至罗列放翁诗句，标曰：‘放翁教子法’，似又皆失之过凿。俞氏且曰：‘放翁教子主宽，其子之才质亦宜于宽’云云。”接着又道：“不曰放翁性宽易，而武断曰其子不宜峻教，岂非附会。”中书君批评俞理初为“过凿”“附会”，隔空打牛，似乎亦在批评知堂的论述，是“附会”之附会！俞理初在周作人心目中的地位极其重要，被其视为中国思想界的三盏灯火之一。此时的周作人，因汉奸罪而身陷囹圄，1949年初才被释放，即便能读到钱锺书之论，大概也无法应对了。而周、钱之间，此则公案，似鲜有“钱学”研究者提及。 上世纪80年代，钱锺书在给黄裳的书信中，借夸赞黄裳之文，而批评周作人道：“（黄裳）深得苦茶庵法脉，而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可谓智过其师矣。”此时知堂已作古十几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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