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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积贫积弱，经常被外邦欺凌，许多人认为宋朝的衰败只是因为重文轻武风气的盛行这个原因，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原因不论如此，还有不少其他原因，让我们来从多方面分析一下。 一、权利过于集中，造成三冗 宋朝在经历唐末节度使叛乱之后，为了防止武将叛乱的事情发生，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将大部分兵权收归于中央，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但是为了平衡各方势力，实现权力制衡，设置的官员数量激增，并且太过冗杂导致在官制上出现了“冗官”的现象。 宋太祖深知自己是通过手下兵变“黄袍加身”的方式，开始自己从一位将军走向皇帝的捷径的。所以他十分忌惮地方将领士兵会出现像他一样出现的兵变叛乱，所以便将天下精兵都收归中央组成禁军，但为了防止外敌入侵又不得不征兵投入边防，这样就造成了“冗兵”的现象。 又因为前两项需要太多的钱币去堆砌又造成了“冗费”的现象，这三冗之局严重拖垮了宋朝。 宋朝之所以积贫积弱，被外邦邻国所欺凌，这三冗其实才是根本原因。 二、皇权受到制衡，行政效率低下 宋太祖可以说是对自己继位者在历朝历代上最狠的，为了各方制衡，他特意让皇权与士大夫相互制衡，皇权受制于士大夫，士大夫受制于皇权，相互制衡，造成了大臣追着皇帝逼迫政事的荒唐景象。 我们来谈谈宋朝皇宫的规模，宋朝的皇宫规模对比其他王朝的规模来说是非常的小的，因为宋朝皇宫是由唐末节度使府改成的，宋朝的皇帝多次想要修建扩展皇宫的规模，但是皇帝修缮皇宫需要经过大臣朝议通过才能修改。所以在宋朝，朝堂并不是皇帝的一言堂，朝臣对皇权的限制十分严重，这也从侧面反应了宋朝士大夫阶层权力之大。 再说说宋朝的官制，为了制衡而制衡设置了很多官职，这也造成了尸位素餐无所事事的官员很多，打个比方，一个州府不仅有刺史，还设有判官用来平衡刺史的权力，这虽然杜绝了一府长官权力最大的弊端，但是这也造成了命令无法做到上行下效。而各地州府相互推诿的状况也导致了政令不通，导致了无法有效率的执行命令。 三、综合国力衰微，社会环境复杂 外敌环伺的社会环境、积贫积弱的综合国力，加上对外又有宋辽岁币的负担也是宋朝被欺凌的原因之一。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土地兼并严重，百姓大多经商，小农经济遭到破坏。朝堂的大环境是文人参与朝政，武人只需要领兵作战即可。 对外，大辽对中原一地虎视眈眈，宋朝并没有很好的防御措施只能不断的屯兵边境，加大了中央的财政压力。 而宋朝为了和平又许下大量的岁币，又加重了宋朝财政上的压力，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更是一步一步的拖垮宋朝。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的出单纯的说宋朝经常被外邦欺凌只是因为重文轻武的观点其实是不可取的，是片面的。宋朝的衰败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导致的，而重文轻武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一直以来，对于宋朝对外作战不利的情况，很多人都将其归咎为重文轻武。 但实际上，从军事角度上说，重文轻武只是宋代军事体制症结的表象或假象，真正的问题比这个复杂得多。 在战役层面，早期宋军其实继承五代的传统，充满攻势思维，特别喜欢野地浪战。比如宋军在宋辽交锋的早期，一直努力在战场上争取主动权。因此在石岭关，沙河、满城、雁门关、唐兴等一系列会战中，宋军都取得了胜利。 但这种好勇斗狠的风气，也容易形成骄兵悍将，对统治者造成挑战和形成威胁。北宋统治者必然会其进行压制和防备。其结果也就表现为很多人所诟病的“强干弱枝”和“重文轻武”。 要说明的是，北宋对武将的防范，确实很严密，这是事实。但同时，北宋时代各地将门开始崛起，甚至获得了与皇室联姻的机会。这说明，在防范武将的很多细节问题上还是值得讨论的。基本上，宋廷对于作战指挥官的战场决策权，一直都表示极大程度的尊重的。 所谓的宋代皇帝防范武将，主要防范的是他们染指调动军队的权力。调动多少兵力和哪些部队，由谁来带上战场，指挥作战，这是以文官为主的枢密院（早期以军人为主）所决定的事情。但军队组织好以后，如何带上战场，如何执行指令，采用什么方式来完成既定意图，作战指挥官有很大的自主权。当然这在表面上，确实是文官节制武人，但只要运转正常，这种模式并不会对军事行动造成不良影响。 至于所谓“强干弱枝”的加强中央武力、弱化地方武力政策，其实从对内对外两方面来看，都是很正确的。以汉朝初年为例，汉高祖刘邦曾多次加强地方封国力量，试图以其作为汉帝国和匈奴之间的屏障，但结果基本上都是事与愿违。这些封国大多起了异心，甚至成为了匈奴人的“马前卒”。 但枢密院统军和“干弱枝”模式也会带来一个问题：中央武力，即禁军出战时，与地方部队，以及禁军之间的战役协调容易出问题。比如宋初河北前线往往部署着来自不同系统的军队，这就需要很强的战役指挥和战场协调能力。而在那个没有便携式钟表、科学化地图以及有效通讯手段的时代，要想做到指挥通畅，对战场统帅的指挥就有着极高的要求。同时，由于前面提到的，北宋初期的军人，非常具有攻击精神，结果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即某支部队会贪功冒进，造成中国兵法上特别忌讳的一点“勇者独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宋廷就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节制众将，也就是被后世很多人诟病的“阵图”。比如宋太宗就曾颁下阵图，甚至对“每阵相去百步”的具体战术问题都进行了规定。后世一些学者就此指责，阵图这种存在其实侵犯了将领战术指挥的完整性。 但其实所谓“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甚至“阵图”等因素，在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并不会对作战形成妨碍。但运转正常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合格水准以上战役战术指挥官来实现这一切，但宋军的症结就是，缺乏一个合格的战役级别指挥官。 比如宋初的瓦桥关之战，当辽景宗兵马至幽州前，宋太宗就已经在十月八日，命莱州刺史杨重进、沂州刺史毛继美率兵屯关南，毫州刺史蔡玉、济州刺史陈廷山屯定州，单州刺史卢汉赟屯镇州，在瓦桥关以南三地增加兵力。可宋太宗布置的几个人都是同级别的刺史，也没有记载其指定其中某位刺史为统帅。由于没有一个指挥官去保证宋军体系的正常运转，大家群龙无首，自然打仗一团乱麻。 其实宋廷的这个体制，本质上是五代军事体制的延续，皇帝信不过手下大将，不会让其担任方面军的统帅，而只有皇帝才是真正的军队统帅。但问题是，宋代皇帝，除了宋太祖赵匡胤具有优秀的指挥能力外，之后的皇帝不是指挥弱鸡，就是根本没有过军事经验。这些皇帝不会指挥打仗，又信不过军人，往往就让没有军事经验但终于他们的文官去统军，这正所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这种体制，北宋对外作战怎么可能不总是失利呢？ 宋朝对外战争的输多胜少也不仅仅是“重文轻武”的施政理念，而是由多方面的内外因素所造成。 外部原因：公元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为帝，建立了宋朝。而在此之前，也就是公元936年，石敬瑭在契丹人的帮助下反唐成功后建立了后晋，石敬瑭认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并于938年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 契丹人建立的辽国疆域至此扩展到了长城沿线，燕云十六州为险要之地，易守难攻，是任何中原王朝必须控制的北部屏障。而辽国控制了这个地区，其强大的骑兵南下可以说是没有阻碍的，这也是宋与辽之间的战争处于被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北宋末年，女真逐渐强大起来，女真本向辽称臣，公元1114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诸部后起兵反辽，并于1125年灭了辽朝，成为宋朝北方最强大的敌人，金国也于公元1127灭掉北宋。 很不幸的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是这个时期的人物，在其带领下，蒙古帝国一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1234年蒙古人灭金，随后蒙古展开对南宋的攻击，于1276年攻占临安，在经历崖山海战后，南宋彻底灭亡。 虽然同时期的西夏并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对宋战争，但其建国是占据了整个河西走廊地带，这个影响就很现实，那就是宋朝没有产马和训马的地方，北有辽、西北有西夏，整个宋朝的骑兵是与游牧民族差了很多档次的。并且李元昊建国之时，要求宋朝承认其主权国家，但宋朝很硬气的一直拒绝，这期间两国也发生过几次战争，但没有伤及宋朝元气。 内部原因：赵匡胤是行伍出身，靠着兵变建立的宋朝，在他心里很清楚五代时期将领拥兵自重的后果是什么。因此才会走“重文轻武”的治国路线。“杯酒释兵权”是对开国功臣武将的削弱，而枢密院这等军事机构任由文臣主管的方式似乎太过于谨慎。 高度重视中央集权，在军队管理方面以”强干弱枝”的方式，削弱地方军队的实力，增强中央禁军的实力。“更戍法”的推广是避免了武将拥兵自重，但也造成了将领和士兵相互不了解，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这样以来，宋朝的边防就成了极大的隐患。 在战略选择方面并没有很清晰的思路，北宋联合金军抗辽国，南宋联合元军抗金国，这种做法是解决了现实困难，但也是不计后果的，这种战略无疑是消耗自身而帮助未来更可怕的对手，倘若两宋保持中立，也未必不能坐收渔利。 因此，两宋的对外战争输多胜少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也可以说宋朝即生不逢时，又自己不争气，因此在强敌面前稍逊了一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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