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是一位流浪型作家。流浪,说明他走过的地方比常人多。我前些年在一本书里谈艾芜的创作,把他的《大佛岩》先看了数遍,那是写他们四川一处胜迹的散文。我知道不少人写过乐山大佛,好像胜不过他的这一篇。 艾芜前半生,在漂泊中过去。这会儿,我在他的故居——一个四合院的阳光下站定。这里有他的生命,那颗文学灵魂不曾一刻离去。 四围填满宁谧,不出什么声响,觉得到了跟山中一样清寂的地方了。 故居在成都平原上的清流镇翠云村。清流、翠云,真好听!字面也美,干干净净。村子周围种了梨,一大片,春天来了,枝头飞雪。 正屋和厢房,不改昔年形制,用当地的话讲,是“小青瓦,坡屋面”。盖得精心,抬眼一瞅,屋脊平直,瓦垄匀实,檐口齐整。匠人的手段好,一堆材料到了手里,干出的活儿,漂亮得赛过画。 川西坝子上,这样的村屋,多见。 川籍作家流沙河给艾芜故居题了八个字:“清流其人,翠云其魂。”我看很好,因为道出了艾芜的人格,还有一个作家和故土的关系。 艾芜年少的时候,选定弃学并逃离故乡的路。他别了清流镇,迈上未知的远途。这个抉择,实在大胆了些,也果决了些。寻其缘由,只为抗拒学堂的旧式教育和不能自主的婚姻。《走夷方》是艾芜的一篇旅行小品,他在里面说:“多半的原因,是由于讨厌现实的环境,才像吉卜赛人似的,到处漂泊去。”他蹬上草鞋,一个人向南走,奔往滇缅一带。苦难向他山一般压近来了。在路上,他做些事情,杂役、教师是干过的。这中间,追梦的心未曾消歇。《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写作的》是艾芜的一篇自叙文,他这样写:“由四川到云南,由云南到缅甸,一路上是带着书,带着纸笔,和一只用细麻索吊着颈子的墨水瓶的。在小客店的油灯下,树荫覆着的山坡上,都为了要消除一个人的寂寞起见,便把小纸本放在膝头,抒写些见闻和断想,——这是随手写来随手丢掉的。由这上面我得了写作的乐趣,墨水瓶和纸笔,从不曾离开过一天,即使替别人挑担子,我也要把它好好地放在主人的竹筐内的。”两三千里的路,随着他的是文学理想。有了这理想,便是在沉沉暗夜,他仍觉得世界很亮。他哼的诗里,有过“有文皆苦,无食不酸”的话,真是艰辛自知。那时的人,闯劲儿是那么大,天地都不怕的样子。若论起年纪,南行那年,他才二十出头。他挺身前行着,征程上的风景,很鲜明地映入一双澄澈的眼睛。走过的地方,遇见的物事,进了他的小说和散文。南方边壤,是他的天地。 艾芜把人生写在风雨不绝的长路。在滇缅漂泊六年,日子难得一点安生,倒也磨出了心劲,他这个人,大概如他的小说《芭蕉谷》里那个开息客店子的男主人一样,曾经“是个走边地的好角色”。受过新文化教育的他,把西南边疆地区底层社会的生活图景用文学表现出来,强烈的传奇性显然受着自小从祖母摆谈的龙门阵里听来的故事,和看过的武侠小说的陶染。他后来讲过:“我在寂寞而又枯燥的幼年时代,仿佛点缀起了奇异美妙的花朵,给心灵以润泽,给生活以修饰。”(《我的幼年时代》)而地域色彩的鲜明、环境氛围的神秘,又使他的创作风格偏于抒情与浪漫。 身在异邦,艾芜也战斗着。他加入了仰光华侨青年中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在《仰光日报》上做文章;校对这份工作,又让他同《觉民日报》建了联系。有一份《新芽小日报》在当地出版着,因自己的一篇文章刊在上面,犯逆了在那里殖民的英国人的思想之禁,艾芜遭捕坐牢,度去四十多天,才跨出狱门,乘着海船返回故国。“像我们几个从缅甸放逐回来的,有的是在文字上揭破英帝国主义欺骗及压迫弱小民族的黑幕;有的是在实际的工作上,替老大的英帝国主义掘了很深很深的墓坑,这些都似乎有罪……”这是他写在散文里的话,内心的声音是恨恨的。摊上这场官司,南行生涯就此止住,艾芜做了一个南洋归客。这在他和一群心怀希望的青年,都是不以为苦的。漂泊的这一段,于他的人生与创作,总有大的获得吧。 北归后,艾芜在上海落定脚,融入的自然是左翼阵营。他的文学实践是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相系的,左联的执委里,有他。这个时候,他在上海北四川路碰见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窗沙汀,沪上的亭子间里,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双子星,闪出最初的光芒。他俩与鲁迅先生的书信交往也便开始。是的,交往只限于书信,当鲁迅病殁后,艾芜是沉痛的。他说:“至于我个人呢,尤其难过的是受过他的教益,却不曾在他生前见过一面!”鲁迅指导着他俩的创作,在艾芜看,“这和高尔基热心帮助后辈青年,是没有两样的”。这在他的精神生活上,起着不小的影响。 正屋和厢房不住人了。不住人,人仿佛仍在。举目看墙,满是留下的老照片,低头瞅地,摆放着从乡间收来的凌杂家什,多是艾芜作品里写到的,也就是说,全能跟他的文字搭上关系。篾筐、鱼篓、石磨、杆秤、背篼、草鞋、镰刀、马灯、算盘、三角桌……艾芜在小说里,把感情给了它们。我瞅得细,马灯上拴着一块纸片,记下一段话:“艾芜《丰饶的原野》第三部《山中历险记》第九章第五自然段:‘刘老九是昨天黄昏时候抓进来的,在照得不远的马灯光中,看不清大殿上有什么菩萨。’这就是艾芜笔下的马灯。”还有几行字,是写给一把铲刀的:“艾芜《敲猪草的孩子》第二自然段:‘在我家院子后面,约离一里路的东北角上,有个穷人家的小孩,叫陶麻子的,就常常背个背篼,拿起片镰刀,打起光足板,独自一个人到河湾里去敲猪草。’敲猪草也叫‘挑猪草’,即在野外寻找猪吃的植物。此即敲猪草使用的工具之一‘铲刀’,功能与艾芜笔下的‘片镰刀’一样。”这里的大部分物件,都挂着这类带字的小纸片。打个比方,有它们在,亦如披览古书而有注解可供查考一般。眼底杂什,随物而各为诠释,文句虽简要,在我这里,知其来源,愈觉亲切,心为一种家常气所浸。 院子里长着三棵树,皆极高大,枝干朝天上钻,过了屋顶,发出的馨香,淡而远。两棵是水冬瓜。水冬瓜,算得一个有趣的名字。剩下的那棵,叫菩提树。几蓬三角梅,开在太阳下,一片明艳,耀红了黄泥墙。 当院立着艾芜像,很清癯的样子。只那眼睛极亮,透出光,深情地看这世界。 艾芜说:“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这节话,刻上他的墓碑。碑面镌了一束山茶花,花里有他丰盈的心灵。 艾芜墓在桂湖。桂湖离这儿不远,我多年前曾往那边去,看过这座红砂岩垒筑的永眠之宅吗?想不起了。水畔的升庵祠,倒还记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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