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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力 艾芜是一位流浪型的作家，他走过的地方比常人多。我曾在一本书里谈艾芜的创作，我把他的散文《大佛岩》读了很多遍，是写他家乡四川的一处胜迹。很多人也写过乐山大佛，但我认为，都不如他的这一篇。 艾芜的前半生都在漂泊。我在艾芜故居——一个洒满阳光的四合院里站定，四周安谧，感觉跟山中一样清寂。这里有他的生命，他的文学的灵魂不曾离去。 艾芜故居在成都平原上的清流镇翠云村。清流、翠云，名字很好听。村子周围种了很多梨树，一大片，春天来了，枝头飞雪。 正屋和厢房不改当年形制，用当地的话说，是“小青瓦，坡屋面”。盖得精心，抬眼一瞅，屋脊平直，瓦垄匀实，檐口齐整。匠人的手段好，一堆材料到了手里，干出的活儿，漂亮。 川西坝子上，这样的村屋，多见。 川籍作家流沙河给艾芜故居题了八个字：“清流其人，翠云其魂。”道出了艾芜的人格，以及一个作家和故土的关系。 艾芜年少的时候，弃学并逃离故乡，告别了清流镇，踏上了未知的旅途。这个选择大胆果决，只为抗拒学堂的旧式教育和不能自主的婚姻。《走夷方》是艾芜的一篇旅行小品，他写道：“多半的原因，是由于讨厌现实的环境，才像吉卜赛人似的，到处漂泊去。”他蹬上草鞋，一个人向南走，奔往滇缅一带。苦难向他山一般压来，在路上，他也找些事情做，干过杂役、教师，但追梦的心一直未曾改变。《墨水瓶挂在颈子上》这样写道：“由四川到云南，由云南到缅甸，一路上是带着书，带着纸笔，和一只用细麻索吊着颈子的墨水瓶的。在小客店的油灯下，树荫覆着的山坡上，都为了要消除一个人的寂寞起见，便把小纸本放在膝头，抒写些见闻和断想——这是随手写来随手丢掉的。由这上面我得了写作的乐趣，墨水瓶和纸笔，从不曾离开过一天，即使替别人挑担子，我也要把它好好地放在主人的竹筐内的。”两三千里的路，文学理想一直陪伴跟随着他。有了这理想，即便在沉沉暗夜，他仍觉得世界很亮。他在诗里写道：“有文皆苦，无食不酸。”艰辛自知。南行那年，艾芜才二十多岁，闯劲儿很大，天不怕地不怕。路途上的风景，映入他的眼睛，走过的地方、遇见的物事，都进了他的小说和散文。南方边壤是他的天地。 在滇缅漂泊六年，日子难得安生，倒也磨出了心劲。他大概如小说《芭蕉谷》里那个开息客店子的男主人一样，曾经“是个走边地的好角色”。受过新文化教育的他，把西南边疆地区底层社会的生活图景用文学表现出来，强烈的传奇性显然受着自小从祖母摆谈的龙门阵里听来的故事，以及武侠小说的熏染。艾芜后来讲道：“我在寂寞而又枯燥的幼年时代，仿佛点缀起了奇异美妙的花朵，给心灵以润泽，给生活以修饰。”（《我的幼年时代》）而鲜明的地域色彩、神秘的环境氛围，又使他的创作风格偏于抒情与浪漫。 身在异邦，艾芜也战斗着。他加入了仰光华侨青年中的共产主义小组，并在《仰光日报》上发表文章。校对这份工作，又让他同《觉民日报》建立了联系。艾芜的一篇文章刊在《新芽小日报》上，犯逆了在那里殖民的英国人的思想之禁，结果，艾芜被捕坐牢，四十多天才走出了狱门。摊上这场官司，南行生涯就此止住，艾芜成为南洋归客，乘海船返回了祖国。他在散文中写道：“像我们几个从缅甸放逐回来的，有的是在文字上揭破英帝国主义欺骗及压迫弱小民族的黑幕；有的是在实际的工作上，替老大的英帝国主义掘了很深很深的墓坑……”漂泊的这段经历，对于他和一群充满理想的青年来说，都是不以为苦的，对于他的人生与写作来说，也有很多的收获。 北归后，艾芜在上海落定脚，融入左翼阵营，左联的执委里有他。他的文学实践是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相联系的。此时，他在上海北四川路遇见了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窗沙汀。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双子星，在上海的亭子间里，闪耀出最初的光芒。他俩与鲁迅的书信交往也便开始。鲁迅先生病殁，艾芜非常沉痛，他说：“尤其难过的是受过他的教益，却不曾在他生前见过一面！”鲁迅指导着他俩的创作，“这和高尔基热心帮助后辈青年，是没有两样的。”鲁迅在精神上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艾芜故居，正屋和厢房已没有人住。墙上满是留下的老照片，屋中摆放着从乡间收来的凌杂家什，多是艾芜作品里写到的：篾筐、鱼篓、石磨、杆秤、背篼、草鞋、镰刀、马灯、算盘、三角桌……艾芜在小说里，把感情给了它们。我瞅得仔细，马灯上拴着一块纸片，写着一段话：“艾芜《丰饶的原野》第三部《山中历险记》第九章第五自然段：'刘老九是昨天黄昏时候抓进来的，在照得不远的马灯光中，看不清大殿上有什么菩萨。’这就是艾芜笔下的马灯。”还有几行字，是写给一把铲刀的：“艾芜《敲猪草的孩子》第二自然段：'在我家院子后面，约离一里路的东北角上，有个穷人家的小孩，叫陶麻子的，就常常背个背篼，拿起片镰刀，打起光足板，独自一个人到河湾里去敲猪草。’敲猪草也叫'挑猪草’，即在野外寻找猪吃的植物。此即敲猪草使用的工具之一'铲刀’，功能与艾芜笔下的'片镰刀’一样。”这里的大部分物件，都挂着这类带字的小纸片，如披览古书时有注解可供查考一般。眼前杂什，随物各有注释，文句虽简要，在我这里，知其来源，愈发觉得亲切，心为一种家常气所浸。 做这项工作的，是龚明德。他当过编辑、教过书，艾芜研究的担子也挑在肩头。我来时，他正伏在一张茶几前，杯里的茶已喝去多半。摊着好些书，他冲字句盯得入神，身上那股劲儿，是做学问的人才有的。过了一会儿，嫌日头照得太亮，他把藤椅挪到檐下，眯着眼，接着往书上瞧。他的目光不浮，一把短尺按在页面上，顺着一行行竖排的字往下捋，找出描写的段落，想抄哪段，做个记号，拈出个纸片，誊清，好往满屋的老器物上挂。人虽坐着，精神却在飞。艾芜的这些作品集，多是旧版本，不易得，龚氏有集藏的经验，广为搜求。书价不菲，有时必得自掏腰包。他乐守这份清趣。这天，他是从成都赶来的，帮着布展。那些纸片上的文字，我推想就是他写的。 院子里长着三棵树，皆极高大，枝干朝天上钻，过了屋顶，发出的馨香，淡而远。两棵是水冬瓜，水冬瓜，算得一个有趣的名字。剩下的那棵，叫菩提树。几蓬三角梅，开在太阳下，一片明艳，耀红了黄泥墙。 当院立着艾芜头像，很清癯的样子，眼睛极亮，透出光，深情地看这世界。 艾芜说：“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这段话，刻上了他的墓碑。碑面镌了一束山茶花，花里有他丰盈的心灵。 艾芜墓在桂湖。桂湖离这儿不远，我多年前曾往那边去，看过红砂岩垒筑的永眠之所吗？想不起了。水畔的升庵祠，倒还记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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