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天津,署名为“天津书局”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有两家。其一创立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主营图书,兼及出版,不久便停办;其二则为1925年柯益茂在南开学堂大街(今南开中学对过)开设的新记天津书局,主营学生读物与文具。由于开业便获利,1926年迁址繁华地段法租界马家楼,旋即又在法租界劝业场斜对面的交通旅馆旁设立分店。 新记天津书局开业之初,系夫妇二人的家庭组合,但由于经营有方,业务很快便有所拓展。据当时报纸广告称:“天津书局经售下列各家出版的新书:光华书店、北京书店、开明书店、美的书店、楼社、新月书店、出版合作社、未名书店、泰东书店、海音书店、亚东书局、晨报社,代订《语丝》周刊、《北新周刊》、《国学月报》、《哲学评论》。”此时期该书局销售图书品种之全、经销出版单位之新及所售图书新文学色彩之浓,均不言而喻。对此,当年在天津上学的韦君宜回忆说:“这个书店的主人叫老柯,脸上有些浅白麻子。他经营的这书店有大量新书。从鲁迅的一本一本新出版的杂文,到郭沫若的《创造十年》,从张天翼、靳以的新作,到沈从文的《记丁玲》,我都是从这里买的……还有上海左联那些时出时停的新刊物,老柯也一概经营。”
天津书局搞图书出版纯属偶然。1932年底,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学活动的宋之的,给身居天津的进步作家王余杞来函,嘱其设法在津创办一本大型左翼文学刊物,因为此时天津书检较松。王多方奔走,最终辗转找到天津书局。书局开始颇有顾虑,经王多次开导才答应下来。1934年7月1日,刊名定为《当代文学》的杂志甫一面世,便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创刊号上的大部分稿件均由宋之的从上海组来,作者包括周作人、艾青、聂绀弩、许幸之等。在新文学创作与左翼报刊并不发达的天津,《当代文学》的出现绝对是个例外。也正因此,中共领导的“北方左联”及时吸收王余杞为成员,对刊物的编辑出版给予指示,并很快便将该刊当作“北方左联”在天津的机关刊物。然而时间不长,该刊浓厚的战斗色彩及鲜红的封面便引起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注意,被误以为是鲁迅所编。1934年11月,刊物出至第六期时被查封。
继《当代文学》之后,天津书局还出过一本进步刊物《暖流》半月刊,但也是出版未几,便被当局定性为“捏词诬蔑,诋毁中央,攻击本党,煽惑民众”,责令予以查禁。
两本刊物夭折了,天津书局将出版、印刷业务转向图书。不同的是,它们已不再具有鲜明的红色,而是被大量灰色书刊及旧派通俗小说所替代。1938年底,天津书局出版了姚灵犀的《瑶光秘记》《采菲录》《思无邪小记》及武侠小说《牧野雄风》《十二金钱镖》等。而在1941年的“天津书局图书简目”上,更是汇集了当时平津两地大部分通俗小说作家,如董荫孤、李薰风、赵焕亭、凫公、刘云若、还珠楼主、孟画如、月明楼主、陈慎言、戴愚庵、李燃犀、李山野、徐春羽、朱贞木、王曰叟、刘渥水等。虽然其中有几位的作品只是代售,但天津书局欲打造北派通俗小说大本营的意图已清晰可见。
天津书局的书刊出版以具有新意识的红色刊物开始,最终以刊印迎合市民趣味的旧派通俗小说收场,说到底,其经营者只是个无政治倾向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