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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之三百二十六 明清官窑瓷器 （六十二） 591清乾隆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高33.5cm 此尊敞口，束颈，斜肩，鼓腹下收，圈足，底部落“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青花篆书款。此器内外满釉，主体青花绘饰，颈部五夔凤比列，观其形貌，回身出首。颈肩结合处凸起弦环一周，肩雕倒向五蝠作饰，蝠身青花点染，灵巧生动。腹中团凤主题，青花绘笔，夔凤折身展羽，花枝缠环曲绕，仿似勾连环舞。花凤五团，匀布为邻。腹底塑以莲瓣，青花勾染。 瓷业发展至乾隆极至鼎盛，瓷工熟练掌握各类釉彩烧制技法，承袭前代传统的同时，更力求创新。乾隆皇帝好古，其时承古创烧器类成就突出，此尊即为一例，可谓乾隆仿宣器之创新力作。 此尊，拟古创新，胎质洁白细腻，纹饰依序列布，秩序井然，青花发色沉雅，点缀于疏朗白地之上，别出意蕴。据苏富比研究者，宣德同类原型器之一可见于1980年台北故宫举行的宣德瓷器特展图录第10号展品（The Special Exhibition of Hsuan-te War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1980， cat. no. 10）；之二源自A.D. Brankston and H.R.N. Norton收藏，曾于1967年5月16日上拍于伦敦苏富比（Lot96）。比较观之，宣德原型颈部较短，且颈肩与足壁均饰有浮雕仰莲纹饰，腹饰双凤穿花。 乾隆工匠拟古创新，一方面对宣德器形稍作调整；另一方面承袭花凤主题的同时，则对纹饰整体布局进行改变。具体表现为：其一，乾隆器将花凤浓缩于颇具形式意味的团章之中，每团皆由牡丹凤凰各举半圆，相绕成型。与此纹样相类似而器形有所不同者，见1981年4月7日伦敦苏富比釉里红器（Lot278）。其二，乾隆器之浮雕仰莲位置从足壁移至腹底，颈部则保留凤纹之于早期青铜器的几何形式，充分迎合了乾隆皇帝崇古的喜好。其三，由于对青花烧成技法的熟练掌握，乾隆时期的工匠足以通过对钴料及其烧成温度的准确控制来模拟前代青花发色效果，此尊青花密点之铁锈斑效果，即效宣德之故。当然，此种仿效在某种程度上仅为澄后人仿古之心，所得效果并非全然无异。 此尊中，最为引人注目者当属其“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识，以“清”、“乾”二字写法特别，就其特征显示当书于乾隆早期唐英任景德镇督窑官之时，书款时间应早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其中，“乾”左中以“由”代“日”，世知此写法或为唐英亲笔。 同类款识可见“望星楼藏青花釉里红灯笼尊两件”，见于明尼阿波利斯艺术研究会于2004年举行的“清三代官窑瓷器展”图录第27号展品（the Exhibition Imperial Perfection. The Palace Porcelain of Three Chinese Emperors，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Minneapolis， 2004， cat. no. 27）。另一件同款识器上拍于1985年12月9日伦敦佳士得（Lot124）。与以讲究精美度和程序化的官窑瓷相比，唐英自制瓷风格清隽雅逸，洋溢着书卷气，有着不同于官窑瓷的独立品格。2011年10月5日香港苏富比上拍一件“清乾隆 青花团凤牡丹云蝠莲瓣纹瓶”（ Lot1924），形制与本品相同，纹饰相反，或为一对。 备注：葡萄牙古尔班基安博物馆（Museu Calouste Gulbenkian）编号：23.8.305 2011年1月 英国 John Nicholson Auctioneers Lot43 参阅：2011年10月5日 香港苏富比 “清乾隆 青花团凤牡丹云蝠莲瓣纹瓶」”Lot1924 RMB 3,795,000 592清乾隆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高20cm；口径5.5cm 灯笼瓶，创烧于雍正官窑，盛于乾隆时期，因形状颇似长圆形灯笼而得名。乾隆朝灯笼瓶制作较多，常见品种有青花、釉里红、粉彩、炉钧等，传世作品以釉里红飞凤穿花、五彩花蝶、胭脂彩山水纹饰等为佳。此件灯笼瓶，侈口，短颈，丰肩，筒腹，圈足。胎体洁白莹润，器身绘制花鸟纹饰，色彩艳丽，层次分明，造型生动逼真，颇具国画之笔情墨趣。 珐琅彩瓷的装饰工艺，即珐琅彩，是专为清代宫廷御用而特制的一种精细彩绘瓷器，部分产品也用于犒赏功臣。据清宫造办处的文献档案记载，其为康熙帝授意之下，由造办处珐琅作的匠师将铜胎画珐琅之技法成功地移植到瓷胎上而创制的新瓷器品种。珐琅彩盛于雍正、乾隆年间，属宫廷垄断的工艺珍品。所需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特制，解运至京后，在清宫造办处彩绘、彩烧。所需图式由造办处如意馆拟稿，经皇帝钦定，由宫廷画家依样画到瓷器上。珐琅彩瓷创烧于康熙晚期，雍正、乾隆时盛行。 珐琅彩瓷的特点是瓷质细润，彩料凝重，色泽鲜艳靓丽，画工精致。制作珐琅彩瓷极度费工，乾隆以后就销声匿迹了。康熙的珐琅彩瓷大多作规矩写生的西番莲和缠枝牡丹，有花无鸟，显得单调。而雍正以花卉图案居多，山水、人物也有。当时尤为突出的是画面上配以相呼应的题诗。雍正时这些题诗的书法极佳，并于题诗的引首、句后配有朱文和白文的胭脂水或抹红印章，其印面文字又往往与画面及题诗内容相配合，如画竹的用“彬然”、“君子”章；画山水的用“山高”、“水长”章；画梅花的用“先春章等。珐琅彩瓷器可以说秉承了历史上中国陶瓷发展以来的各种优点，从拉胚、成型、画工、用料、施釉、色彩、烧制的技术上几乎是最精湛的。在乾隆时期出现了很多极其优秀的陶瓷作品，但珐琅彩在制作程序和用料上是其他众多品种无法比拟的。画工也不是一般的窑工，而是皇宫里面顶尖的专业画师，所以这些器物可以代表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最高的工艺水准。 RMB 4,600,000 593清乾隆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高26cm 此器造型端正，制作规整，形似宝塔，器口呈折腹水孟状，长颈，鼓腹，高足外撇，通体绿釉为地，颈部绘变形长莲瓣纹，腹部绘缠莲托八宝吉祥纹饰，绘画流畅精细，色彩缤纷艳丽，层次清晰，工艺精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清官窑就受到了海内外买家的青睐和追捧，价格扶摇直上，迭创新高。其中明清官窑仿制的藏传佛教用器，因造型奇特，构思巧妙，数量稀少，更成为艺术市场中抢手的拍品。 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是西藏佛教地位最高的两位领袖，师承西藏黄教创始人宗喀巴。顺治帝赐予五世达赖以“达赖喇嘛”封号，康熙帝赐予五世班禅以“班禅额尔德尼”封号，并赐以册印。从此以后，历代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册封。 说到册封制，就不能不提及宗喀巴塑像前摆放的一只金质贲巴瓶，此瓶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御赐。瓶高34厘米，通体由莲花瓣纹，如意云头纹和缠枝莲纹等图案组成，另有五彩缎制成的瓶衣。其瓶选材贵重，工艺精美，是18世纪我国艺术品的杰作。筒内盛有5只如意头象牙签，用来抽签决定达赖、班禅及其他呼图克图（活佛）转世灵童所用。这项活动称为“金瓶掣签”，是黄教最神圣的仪式之一。 “册封制”和“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不但加强了西藏与中央的隶属关系，同时也把众多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件器物上——贲巴瓶。贲巴瓶虽小，价值极高，引万众瞩目。它不仅包含了很高的文化内涵和藏传佛教的内容，同时对研究汉藏文化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瓷质贲巴瓶仿藏族金属贲巴瓶而来。贲巴瓶——口部成折腹水盂状倒扣在上，有三个渐渐向外扩张的斜面组成。长颈，上部细，渐渐收小，然后渐渐扩大。从头到颈皆由斜面组成。圆腹，外撇至高圈足。此类器很讲究造型线条，在变化之中牢牢抓住了分寸感，保持了传统的“塔”形结构。腹部饰“八吉祥”纹,底书篆款。其优良的瓷质、复杂的造型、浓郁的民族特色赢得了市场人士的追捧。 RMB 2,127,500 594清乾隆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底径4.4cm；口径12.3cm 此对碗造型规整，口部微微外翻，口沿描金，器身黄釉为底，施以粉彩绘制莲花纹饰，寓“为官清廉”，开光内绘花鸟纹饰，造型生动精巧，整体画面构思精巧，色泽浓淡适宜，繁丽中殊有玲珑剔透之致，极是清雅。 珐琅彩瓷的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后人称“古月轩”，国外称“蔷薇彩”。是专为清代宫廷御用而特制的一种精细彩绘瓷器，部分产品也用于犒赏功臣。 珐琅彩的彩料还有“洋为中用”的成分。五彩和粉彩中都不含的化学成份“硼”珐琅彩 中有：珐琅彩中“砷”；康熙前的瓷器中黄色为氧化铁，而珐琅彩中黄色的成分是氧化锑； 珐琅彩还有用康熙前没见过的胶体金着色的金红。上述化学成分分析说明了珐琅彩是国外引 入的，文字上也有记载，宫中原名《瓷胎画珐琅》的档案于乾隆八年改名《瓷胎洋彩》由此可见珐琅彩确是欧洲进口，由此更可见康熙帝国时中外文化与贸易交往的盛况。 RMB 9,200,000 595清雍正
无款，高26cm；口径3.8cm 永乐青花端庄秀美，器物线条非常柔美流畅。讲究修胎，器形十分规整。永乐时期青花瓷器造型圆润、灵巧、清秀，不但继承了前朝器形，还吸收了大量外来的元素，制作出了许多创新器物。受西亚地区金属、陶器的影响，永乐时期烧制了许多具有域外风格的器形，如双系扁壶、抱月瓶、如意耳扁瓶、鸡心扁瓶、扁瓢形瓶、折壶、藏草壶、鱼篓尊、水注、花浇、折沿盆、盘座、烛台等。 此件抱月瓶具有典型的域外风格，造型别致，细长型口，扁圆腹，胎体坚密，釉水温润纯净，纹饰线条流畅，对称型耳。口部及双耳饰蕉叶纹，青花发色纯正，釉面洁白温润，胎体细腻，器身绘制花果纹饰，绘工精细，果实饱满，花盛叶蔓，生机勃勃，有多子多福之寓意，本器丰满挺拔，釉面光洁，青花发色亮丽，寓意吉祥，工精料细，堪称清代官窑精品。 RMB 6,325,000 596明宣德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高42cm 永宣青花集古今之菁华，融中外之风格，素来为青花瓷中的典范，其色泽浓艳，式样精妙，珍品迭出，实为青花瓷发展的顶峰，后世倍加推崇，多加仿制，影响深远。 此件青花缠枝花纹天球瓶，即为宣德朝青花作品中的经典之作。此瓶造型圆硕而挺拔，微撇口，长颈，鼓腹，圈足。通体以青花绘饰，腹部满绘缠枝花卉纹，枝叶缠绕，疏密有致，娇嫩的花朵分布其间，格外醒目。肩颈部绘变体莲瓣纹。整器胎骨白腻，青花发色纯正，绘工娴熟，线条流畅，具有极佳的视觉效果。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瓶，形饰与本瓶相同，只是规格比此瓶稍大，为：高46.1cm，口径8.9cm，足径15.2cm，均是永宣青花的极品。 RMB 20,700,000 597清乾隆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高39cm；口6.7cm；底13.6cm 此瓶为唇口，直颈，颈饰变形双如意耳，扁圆形瓶体，两面中间部位突起一圆脐，长方形圈足微外撇，器形典雅大方，稳重而不失秀美。瓶体以阳刻缠枝莲纹装饰，脐部单刻一只莲花，高雅秀美，卓尔不群，象征清正廉洁之意。通体施豆青釉，细腻匀润，釉色宁谧，悦目喜人。 抱月瓶外形最早源自宋元时期流行于西夏的陶制马挂瓶，左右双系，用以挂于马鞍之侧，极具民族特色。 明代以青花为装饰，结合抱月瓶自身独特风格，将色彩与器形完美融于一体，使其发展成为陈设用的艺术品。抱月瓶以永宣时期最富盛名，康熙、雍正两朝多有仿制。乾隆皇帝更是喜爱有加，因此抱月瓶成为清代乾隆一朝重要的陈设瓷器之一，外形与花样也随着御窑厂不断创新而变化多样，异彩纷呈。本品器形纹饰相类者不多，存世极为珍罕。 RMB 2,990,000 598清乾隆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高11cm 本品小巧别致，盈手可握，通体四面开光内绘四时景色：春水荡漾柳绿，长夏苍松观瀑，深秋野亭染霜，寒冬孤舟独钓。绘工精湛，刻画入微，构图虽小而气象万千，意境深远幽古，颇有设色水墨风骨，雅致清新。每个开光以外施以炉钧釉为色地，并由凸雕两组夔龙纹围饰。夔龙纹敷涂铜褐彩釉，以摹仿古铜之质感。炉钧釉色迷离斑斓，与古雅深穆的夔龙纹上下映衬，更添繁复华贵之皇家气息。底以金彩署“大清乾隆年制”篆款，章法严明，端庄稳健，纵观乾隆朝写款情况，凡见金款者皆为品格不凡之物。 本品最为独特之处则是色釉之装饰甚为珍稀，乾隆彩瓷以色地彩绘为主，若如本品之仿古铜釉则是孤例。乾隆一朝御瓷之中，使用此色釉装饰者亦寥寥无几，如《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专拍图录第三辑·各式珍玩第528号拍品“清乾隆 仿古铜棕色洒金釉加蓝彩雷纹地方鼎”、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清乾隆 仿古铜彩雕螭龙纹三兽足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页186，图123）、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乾隆款仿古铜彩出戟花觚”（图一）和2011年香港苏富比春拍第2128号拍品“乾隆 炉钧釉地金酱彩浮雕“夔龙拱福”图仿古铜式双耳瓶”（图二），尤其后者的纹饰、色釉效果与之最为接近。 乾隆一朝颜色釉瓷器传承雍正时期之技术风格，成就斐然，除摹仿宋器之经典品种外，在唐英引领下尚大力创烧出摹制各种材质的色釉，竹木、玉石、金银、青铜无所不仿，极一时之能事，以满足乾隆皇帝好古猎奇之心态，开一代未有之奇，其水平之高竟达以假乱真之地步，令人叹为观止，谱写了中国陶瓷史上绚丽独特的一页。本品所敷施的仿古铜彩釉正是唐窑此番造器精神的一例最佳诠释。其色彩斑斓苍雅，金属质感逼真，一如古铜之物，让人铜瓷莫辨，正如陈浏《陶雅》之评述：“古铜彩独推乾隆朝，花纹皆凸雕夔龙、云雷，青绿殊可珍玩。款皆篆书六字，或凸雕，或以金写之。” RMB 3,220,000 599清雍正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高27.5cm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敬天法祖为历代皇室的首要之事，往往直接表现在祭祀先祖和天地之上，其中的祭器则为礼制之体现，不可缺失，因此对祭器本身的形制与质地均有严格要求。明朝洪武二年明文“祭器皆用瓷”， 自此，瓷质祭器成为明清两代宫廷祭器的主要品种；嘉靖九年礼制改革，对祭祀重新厘定，对祭器的功用与外观色泽均作明确规定，《大明会典》“器用”记载：“嘉靖九年，朝廷规定四郊各陵瓷，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其以青、黄、红、白四色象征天、地、日、月，与之相应的蓝色（青紫）、黄色、红色、白色的瓷质祭器就依此烧制。 清承明制，依然非常重视祭祀及祭器的制作，满清虽初得天下但对中国古代的礼教文化吸纳迅速，顺治时期官窑虽未曾全面恢复烧造，然在仅有的传世品当中就有茄皮紫釉和黄釉暗刻龙纹祭祀瓷盘，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亦曾出土多件类似的茄皮紫釉暗刻龙纹残盘，当为祭天之礼器，由此可见，清廷对祭祀大礼的尊崇和对瓷质祭器的倚重。后至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后，四海升平，康熙帝参考前朝，复位礼制，对宫中各项用瓷明确功用与法度，遂有康熙二十年朝廷派员至景德镇恢复御窑厂的烧造之事。此次烧造的祭器当中仍然延续顺治朝使用茄皮紫釉器皿作为祭天之礼器的做法，遂成清代乾隆以前的一项重要制度，直到乾隆十二年礼制改革才将祭天礼器的茄皮紫釉改为霁蓝釉。 雍正皇帝登基之后对康熙时期的礼制作了不少更改，同时参考和借鉴宋明两代之制度，增补了许多新规制，广布天下遵循，有清一代祭祀制度至雍正时期始方完备，因此雍正朝短短的十三年却是清代礼制的重要发展时期。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雍正帝祭先农坛》第一卷是清宫目前所知清代帝皇参加祭祀活动的唯一图像资料，画中场面浩大，庄严肃穆，雍正皇帝虔诚地走向祭坛前，由此可知雍正皇帝对祭祀活动的重视，故而绘图以纪事，昭示后世。 本品之出现是在雍正朝参考明代礼制的结果，正是胤禛敬畏之心的体现。其式样源自明弘治年间宫廷祭祀礼器瓷质双牺耳罐，实物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页40，图36“明弘治 黄釉描金双兽耳罐”。其罐身施以紫中泛蓝的茄皮紫釉，釉质厚腴光润，浓妍鲜亮，双肩对称饰以一对兽首耳，雕工精细，栩栩如生，底为“大清雍正年制”篆书阴文款，笔道圆润，结构规整。茄皮紫釉创烧于明代中期，流行于清早期，因色如茄子之紫，故得名。以锰为着色剂，在850度左右火候窑温中烧成。釉色有深浅两种，深者呈紫黑，浅者呈淡紫，以无裂纹者为上乘。此罐即属于后者，釉水深邃饱满，好似成熟的茄皮色。考察本品釉色之特征，应该为二次烧成，以1300℃高温烧成素胎后，将茄皮紫直接挂在素胎之上，再入窑用低温烧成。按照清代礼制规定，本品为祭天之礼器，明清两代祭天场所皆为天坛（圜丘），当年应该存放于此，祭祀活动时使用。 皇室祭器体现着朝廷对天地神灵、圣贤先祖的敬畏与膜拜，被赋予尊崇与神圣的地位，务必精心制作，小心使用。本品成对保存，釉光鲜亮，颇为难得，承载着清皇室对先祖与天地的无限敬畏与尊崇之情，见证了清宫一次次至高无上的重要祭祀，意义非凡。检视存世情况，雍正朝同类器物异常稀罕，反而乾隆时期四色双牺耳尊皆有出现、数量不少，以致后世多认为此式双牺耳尊的恢复使用是始于乾隆时期，而本品之出现即以实证形式纠正上述之认识，印证雍正朝礼制完善之创举，学术价值甚高。 RMB 6,555,000 600清康熙
款识：“康熙御制”，直径10.8cm 康熙本朝 珐琅彩瓷器是清代康雍干三朝极为名贵的宫廷御器，创始于康熙朝，是在康熙帝授意之下，由造办处珐琅作的匠师将铜胎画珐琅之技法成功地移植到瓷胎上而创制的新瓷器品种，故在当时也称作“瓷胎画珐琅”。珐琅彩瓷在制作程序和用料上是其它众多品种无法比拟的，无论用料、绘工，皆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故其一直属宫廷垄断的工艺珍品。 御制珊瑚红地珐琅彩九秋同庆碗即为康熙朝珐琅彩中著名的一例，为雍干嘉三朝沿袭烧造，是清宫御瓷之经典名品。存世所见有两款： 一为口径12.2厘米左右者，胭脂红彩写款，内壁绘饰果实纹，实物可参见1992年9月29日于香港佳士得徐展堂静观堂专场第575号拍品。一为口径11厘米左右，青花写款，较前者稍为多见，多为海内外重要博物馆典藏，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广东省博物馆皆有收藏，流通者寥寥可数，本品是为其中之一。 此碗胎体细薄坚致，内壁施白釉，温润莹美，外壁施珊瑚红彩为地，色泽匀净浓妍，以诸色彩料绘就牡丹、秋葵、菊花、兰花、罂粟花、秋海棠、山茶、芍药、栀子花等九种秋天盛开的花卉，构成九秋图。图中花枝招展，风姿绰约，妍美妩媚之态在秋日华光之下一展无遗。绘画技巧高超，以彩料之浓淡的变化来表现花叶的阴阳向背，突出花卉的立体感。布局繁密有致，自带清疏之气。因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遂集九种秋草于一图，寓意九秋同庆，共贺丰收。底以青花双方框内书“康熙御制”四字款。整器隽秀娇巧，堪称收藏绝品。 备注：法国私人旧藏 参阅：《上海博物馆藏康熙瓷图录》页140、141，图95，上海博物馆、两木出版社，1998年；《广东省博物馆藏陶瓷选》图149，文物出版社，1992年。 著录：Christie's, Paris, 7 Dec. 2007, Lot141。 RMB 4,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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