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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虽然在江南，但我的大半生却是在大西北度过的，这是因为还在童年时代我就跟随支援西北铁路建设的父亲来到这里。 1959年我还在兰州铁一小上小学五年级，放暑假的时候，听妈妈讲，我们要搬家去乌鲁木齐了，要去和爸爸团聚了。 爸爸为了修建兰新铁路，1958年就到了乌鲁木齐，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十分高兴。当时正处于困难时期，在食品极端困乏的兰州，我们收到他从新疆寄来的玻璃纸包的香甜可口的水果糖和以往只在电影上见过的外国人放在咖啡里的雪白的方块糖，那是一种何等的乐事啊！因此，乌鲁木齐就成为我心目中的福地，虽然它是那么遥远，但是我急切地盼望着赶快把家搬到那里去。 父亲沈沛元是个土木建筑工程师，搞了一辈子铁路建设和各种工程。我出生以前，在八年抗战中父亲就带着母亲、姐姐、哥哥们迁徙在大西南的广西、贵州、云南、湘西等地，在那里修筑过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铁路，为“飞虎队”造过飞机场……栉风沐雨、颠沛流离，跑遍了大西南的山山水水，我们家也就随着他不断搬家。他为抗战付出了心血、尽了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的职责。 如同很多经常迁居的人家一样，为了留有纪念，姐姐、哥哥的名字里都有其出生地（云南、贵州的一些地名）的印记。在湘西的芷江（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之地）迎来了抗战胜利之后，全家人又跟着父亲搬到了浙赣铁路上的江西新喻，我就出生在这里，父亲照例也在给我起名时，把出生地的谐音颠倒了一下当作我的名字。 （早期的乌鲁木齐火车站） 新中国西北的大规模建设开始后，1950年父亲又奉铁道部调令到了甘肃天水，先后为修复宝天铁路，新建天兰、兰新铁路贡献了自己的全部身心。我们也举家从江南搬到了天水。所以我虽然生在江南，但从记事起就成为了一个西北人，西北的水土也让我摆脱了南方人瘦小的躯壳，后来长成了一条1米75的北方汉子。 要搬家去乌鲁木齐了，我是多么的兴奋啊，立刻就告诉了所有相识的人，得意洋洋地炫耀。可当真的要走了，要和多年相处的同学、朋友分手了，突然又有点依依不舍了。 我的好朋友陈礼铭和我一起长大，而且一直是同班同学，家长也都相熟，平日里亲密无间，要分别了，真是难舍难分，离别之前，我们爬皋兰山又最后玩耍了一次。（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失去了联系。时隔了六十年，至今我还非常想念这位童年的伙伴，不知他今在哪里？） （早期的红山脚下附近） 临行前，偶遇我的班主任张瑛老师，她告诉我，她也要到新疆去了。我向她表示，只要到了乌鲁木齐，我一定还愿意在她的班上学习。 我的两个哥哥随天水铁中搬迁已经先期进疆了（那时候铁路中学是住宿制）。还有两个姐姐，因为已经上大学了，不能随我们一起进疆，特别是大姐上的是兰州的师范大学，本来离家很近，这一下子要相隔近两千公里实在是依依不舍。当时帮我们家照管了好几年家务的婆婆也想随我们一起进疆，但毕竟离家乡太远，妈妈力劝她还是回老家去。所以，搬家实际就是我和妈妈两人一起进疆。 尽管人少，然而搬一个家也不是个简单的事，妈妈和婆婆为收拾行装费了好大的劲。因为火车只通到刚刚进新疆的尾垭车站，下了火车还得乘三天汽车，所以带不了太多行李，不少东西都卖了，各种必须要带的都装箱打包捆成行李，忙碌了好多天。
（有了河滩公路的红山脚下） 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和妈妈告别了留在兰州的大姐和即将回南方的婆婆，和许多一道搬家的人们，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兰州城的点点灯火从车窗外掠过，有的人还在割舍不下地抹着眼泪。我虽然第一次乘坐卧铺，却因憧憬着未来的新疆美好生活，兴奋地反复在心里唱着“我们新疆好地方”，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早晨，车窗外是一片绿色的山峦，虽仍在夏末时节远处却能看到白皑皑的积雪山峰，山坡上不时可以看到藏民的牧群，有些低矮的石砌房屋向后掠过。列车在之字形的山坡上开行，抬头可以看到上面即将通过的的隧道，低头也可以见到下面已经经过的弯道，到了大转弯的地方可以看到前后有两个大火车头，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呼哧呼哧地像是非常吃力地前进。 列车一会儿爬到高坡上，一会儿又钻进黑乎乎、轰隆隆的隧道，铁路经过的地势非常险要，这里就是乌鞘岭区段了。我们铁路孩子早就听父母说过乌鞘岭是兰新线上最艰难的地段的，路局在这里下了大工夫才打通了这个拦路虎，当年由秦怡主演的电影《马兰花开》拍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路局第一位女推土机手修这段铁路的故事，今天经过此地，亲眼看到了这一切，对在此筑路的父辈们生出了油然的敬意。 （早期乌鲁木齐人民广场） 列车上的餐车供应的是从新疆带来的食品，其中有羊肉，虽然我过去不爱吃羊肉，但新疆的羊肉好吃，没有一点膻味，其香无比，从此我就爱吃新疆的羊肉了。 那时候的火车速度很慢，经过了两夜一整个白天，第三天上午才到达终点——尾垭，兰新铁路那时只通车到这个刚刚进入新疆的戈壁滩小站。 车站没有几间房子，却搭了不少帐篷，酷似一座帐篷城，人来人往很热闹。因为此时进疆的人都在这里转乘汽车，所以车站不仅有我们这些铁路的职工家属，还有许多内陆支援新疆建设的各行各业的人们，使得这片原本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变得像闹市一样。 从尾垭我们就换乘了汽车，我们坐的是大轿车，比多数人乘的大卡车条件要好。但是那时的公路路况相当差，道路都是砂石路面，很多地方都坑坑洼洼，一路颠簸。有一次过一个坑，后排的几个人被颠的跳起来，头把车顶都撞了个坑。车窗外尘土飞扬，一天下来个个都是灰头土脸。 到哈密前，沿途经过的大多是荒凉的戈壁滩，很少见到人家，偶尔看到一点绿色植物就成了难得的风景。 第一夜我们宿在一个叫骆驼圈子的小地方，已是半夜了。第二天一早出发，上午就到了进疆的第一座城市——哈密。当时这里是一个都是平房、街道狭窄的破旧小城，给人印象较深的就是哈密附近的成片的绿洲，一块块农田，绿荫中的维吾尔农舍和镂空花墙的葡萄干晾房，延伸到天山脚下的一条条坎儿井，最引人注目还是路边那些摆摊卖哈密瓜的带花帽维族人。为了赶路，我们没有停留，继续前进了。 出了哈密绿州，又是一望无际的大戈壁滩。当晚到了一个叫七角井的地方过夜。夜里风声呼啸，后来才知道这里是著名的百里风区，常年狂风不断。 次日早晨我们就和向南通鄯善、吐鲁番的道路分道扬镳，我们的车开上了翻越天山的北路，因为司机说此时南路气候炎热，走北路要好一些。这条路经过大石头、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等地到乌鲁木齐。 汽车向西北方向行了没有多久，就开始翻越天山。山路盘旋、曲折，山的北面是高耸的松林，向阳坡上绿草茵茵，间或有哈萨克牧民圆穹型的帐房，这秀丽的风光和头一天路途的景色迥异。过了天山就是北疆了，天山偏到了道路的南面。这里路边虽然也多是荒滩，但不是象昨日那样寸草不生，大多生着低矮的刺草，草里时而还可以见到有蹦跳的鼠类和它们踩出的纵横交错的小路，不知为何我觉得它们好像是草丛中的“小人国”世界。 中午时分过木垒，这里多头戴皮帽的哈萨克族牧民，在餐馆吃了一餐羊肉为主的丰盛午餐，让我们这些饥饿的人们大快朵颐。当时木垒河还有一个美丽的名称——茉莉河(我有一本五十年代出的全国分省地图，在木垒的地名下加了一个括号，里面注的就是茉莉河)。晚上到了奇台，这里旧称古城子，从清朝起就是北疆连接内陆的重要驿站，但当时也是个很陈旧的小城。我们在旅馆的一个几十人住的大房间过了一夜。早晨又乘车西行，中午过吉木萨尔，在兵团的一个农场开的饭馆吃午餐，有黄灿灿、油汪汪的炒鸡蛋，我又一次大饱口福，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新疆兵团农场。到了傍晚，穿过几道山梁，终于到了乌鲁木齐。 （早期乌鲁木齐民航机场） 初到的感觉是这座城市和内陆城市迥异:印象最深的是明园一带街道两旁覆着红红绿绿铁皮屋顶、样式洋气的楼房，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苏式楼房，这里直到今天也仍然是乌鲁木齐别致的一景。街上往来的人群中，很多人头带花帽，而且相当多的人都身着西服。总之，这个城市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极具洋味，一点也没有甘肃的那种土气。 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当时临时的铁路局机关大楼前，就是现在的铁路运校的老教学楼，这也是一座苏式的楼房。父亲和许多职工把我们迎下车。漫长的进疆旅途终于结束了！算一算路上走了将近一个星期，而今天乘兰新高铁的动车只需十个多小时，六十年交通的变化何其大也！沧桑巨变要归功于将兰新铁路修到新疆的父辈们，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后辈们应该对此永志不忘。 转眼间我在乌鲁木齐已经生活了六十年了，在这里安家立业、在这里生儿育女、在这里操劳生息，人生的大部分光阴就在这座城市里过去了。我对这块熟悉、亲切的土地有了一种故乡似的感情、一种家的依恋。每次外出离开乌鲁木齐时，就会像对故乡一样地思念她，而在归途的列车上，一听到那句“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歌声，就感觉到踏实了，是回到家了！ 2019.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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