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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的人类活动史已有数十万年，云浮是目前广东境内发现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不少悬案，这些悬案错综复杂、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那么，云浮历史上都有过哪些悬案呢？这些悬案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一）盘王信仰辩
盘王信仰，即对于远古神话中人类始祖盘瓠（盘古）的信仰，盛行于郁南县南江流域之间，今南江沿岸有着大量崇祀盘王的古迹，如龙岩庙、开天庙、太阳庙、盘古庙、盘王庙、盘古山等等，盘祀的广布，昭显出南江流域盘王信仰盛行的情况。于是，我们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何南江流域会有盛行的盘王信仰？
据笔者考证，在明万历五年以前，今南江流域地区普遍为瑶人居住之地，而瑶人的祖先，就是远古部落首领盘瓠。相传盘瓠为龙麒，生活于距今约有四千年前，曾为帝喾高辛氏平乱有功，被帝喾封到南疆，成为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盘瓠之妻为帝喾之女，二人在南方溪垌间生育六子六女，后其子女互相婚配，孕育了南方六个部族，这六个部族皆奉盘瓠为始祖，对盘瓠尊崇有加，逐渐形成了一种带有祖先神崇拜的原始信仰，最后盘瓠被尊为“盘王”。
盘瓠与盘古，仅一字之差，却有天渊之别。南方少数民族推崇盘瓠，将盘瓠视为是其民族“开天辟地”式的始祖神，并衍生出一系列具有宗教文化的祭祀仪式；而盘古，同样是一位“开天辟地”的始祖神，民间对于他的信仰、崇拜也是有增无减，甚至超越盘瓠信仰。在这样的情况下，盘瓠、盘古两种信仰在南江流域产生一种碰撞、冲击、融合之后，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信仰——盘王信仰。盘王信仰，既有盘瓠信仰的底蕴，也有盘古信仰的升华，这种信仰的起源由来已久，至少在宋朝时已然定型。
为何盘王信仰在南江流域独树一帜？这是因为南江流域本来就是盘瓠民族世代居住之地，即盘瓠民族的发祥地，有“南粤之根”的美誉。明朝万历年间东安县首任知县萧元冈在《告城隍文》中就这样写道：“睠兹东安，旧为盘瓠酋穴也，仰赖天子威灵，一鼓歼灭，攘荒剔翳开城置邑。”清朝汪兆柯在《东安县志》中载：“瑶人，本盘瓠种......按：世传盘瓠氏为狗种，妻高辛氏之女，生男女各六，转相配偶，实繁育瑶种。不知帝女下偶非类，此理所必无，而世多言之，即其种亦以自疑，存而勿论可也。”至于历代文献，则对明万历五年之前居住在三罗地区的瑶族就直接称呼为“盘瑶”。于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南江流域产生了独特的盘王信仰，也就毫不足奇了。
（二）禾舞形成辩
禾楼舞，是流传于郁南县境内的一种传统民俗文艺娱乐节目，起源于周秦时代，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被誉为“传统舞蹈的活化石”。那么，禾楼舞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禾楼舞的形成，与一个古老的传说有关，这个古老的传说，反映了南江流域在远古已有人类活动的真实情况。相传远古时期，南江流域大旱，百姓怨声载道，声闻于天，惊动了炎帝神农氏，神农氏便派他的曾孙女禾仙下凡视察实情。禾仙领命之后，下凡来到南江流域，见当地果然旱情严重，河水断流，土地龟裂，农作物颗粒无收，百姓连连叫苦。禾仙不忍百姓受苦，便挤下自己的乳汁，洒向南江大地，南江顿时河水澎湃，土地顿时肥沃，农作物顿时恢复生机，郁南大地一片绿油油，百姓见状，无不欢歌起舞。于是，在以后每年的丰收之夜，南江流域的农民都会搭起禾楼，跳起禾楼舞，以纪念禾仙的赐露之恩和庆祝农作物的丰收之喜。这便是郁南禾楼舞形成的传说。
实际上，禾楼舞的形成，与古百越人的原始崇拜不无关系。如跳舞蹈过程中所用的火把、牛头、面具等等工具，都具有鲜明的祭祀、祈祷的特征，越人跳禾楼舞，一方面为了表达对丰收的喜悦之情，一方面为了表达对自然的感恩之心，一方面为了表达对神灵的祈祷之意，有一种人与天、地、鬼、神在心灵上沟通的意境。至于禾楼舞与禾仙传说的联系，其实是后人出于对祖先神的崇敬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心而造就的，就和前面提到的盘王信仰一样，是对南江流域作为广东境内最早人类活动地带的真实反映。
禾楼舞起源于先秦，在秦朝时已经定型，之后由居住于南江流域的瑶人所继承，明朝罗旁战事之后，由迁居西宁县的汉人继承，并一直流传至今，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如今，禾楼舞已经走出县、市，走向省、国，面向全世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也是对于远古先民最大的回馈。
（三）龙母源流辩
龙母文化，是岭南地区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有着沉淀千年的历史底蕴，对岭南地区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重要影响，与六祖文化、冼夫人文化、雷祖文化并驾齐驱，在珠江流域地区乃至海外地区都有鼎盛的传播。而龙母文化的起源地，历来说法不一，有说是云浮云安，有说是肇庆德庆，有说是梧州藤县。那么，龙母文化的真正起源地又在哪里呢？
翻阅早期历史文献可知，龙母籍贯、生活、终老、归葬之地都在一个名叫“程溪”的地方，龙母毕生活动都离不开程溪，包括她豢龙、驯鹿、治水的传说都起源于程溪，因此她也被古代帝王封为“程溪夫人”，俗称“程溪娘娘”。在较早的文献中，除了唐《元和郡县图志》对程溪的记载模糊不清之外，其余的后晋《旧唐书》、宋《太平寰宇记》、元《孝通庙记》、明《德庆州志》等文献均指出程溪就在西江南岸，元、明两代文献则是明确指出程溪就是今云安区都杨镇境内的降水河，即使在明万历五年降水由德庆州划归东安县后，清代的《德庆州志》仍然在《州境总图》中描绘出西江南岸降水河的图像，并明文记载“洚水即程溪”。由此可以确定，龙母终生的活动地带程溪就是今都杨镇境内的降水河，这里就是辉煌岭南两千多年的龙母文化的起源地，过去出水口处就有一座崇祀龙母的程溪祖庙，相传就是由龙母故居改建而成，该庙比悦城龙母庙历史尚早，于是西江两岸历来就有“先有程溪，后有龙母”的俗语。过去几十年间，珠三角信众溯源拜龙母，都是先到降水朝拜程溪祖庙，然后才到悦城朝拜龙母庙，以示对龙母源流的崇敬之情。
由于有龙母豢龙于程溪传说的影响，所以今降水河流域仍然保留有诸多与“龙”有关的地名，如龙脊山、龙门里、龙河、龙洞等等，这些地方都与龙母传说有着密切的联系。2005年，中山大学的李文博士曾到降水村考察龙母文化，之后其在考察报告《西江流域的人群流动与龙母神话》一文中记载道：“在洚水临西江的岸边，有被当地人称为‘程溪庙’的旧址。2005年被村长领着去看的时候还见地基上供着香炉。当地一位宾姓的八十多岁的老人说，程溪庙里供的‘程溪娘娘’是龙母的大姑。”李博士的这篇考察报告对今人考察降水龙母文化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文中记载的所谓程溪祖庙里供奉的程溪娘娘是龙母的大姑一说应该是一种误传，程溪娘娘即龙母，而所谓“龙母的大姑”一说应该就是说明程溪祖庙的地位、历史要远远高于、早于悦城龙母庙，打个通俗的比喻，如果悦城龙母庙是“侄女”，那么降水程溪祖庙就是“大姑”，这也是与俗语“先有程溪，后有龙母”的说法相吻合的。
至于德庆龙母文化及藤县龙母文化，那完全是云安都杨降水龙母文化的一个分支，这两地的龙母文化都是依赖降水龙母文化而产生、发展的，其地的龙母神话传说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如龙母本姓温、龙母居住程溪、龙母豢龙、龙子迁墓等等传说，都是吸收了源头降水的龙母传说而进行改造、蜕变的。所谓龙母文化的起源德庆说及起源藤县说，实际上是某些伪学者的无稽之谈。德庆的龙母庙的确建成较早，但是建庙的缘由也是源于一个质变的“龙子迁墓”的传说，而在这个说法未诞生之前，龙母墓在降水河口青旗山的事实是无任何异议的，而彼时悦城龙母庙尚未建，所以说降水的龙母文化要早于悦城的龙母文化，悦城龙母庙亦无非只是一个龙母分祠。清代《肇庆府志》载：“龙母庙，在（德庆州）城东一百里灵陵水口，即古悦城庙，宋时为永济行宫。”既然悦城龙母庙的前身只是一座龙母行宫，那就说明悦城龙母庙也并非龙母祖庭，悦城也非龙母文化起源地。而藤县的龙母传说，那就产生得更晚了，至清朝建立以后才始见于藤县地方文献，藤县根本不能作为龙母出生地及龙母文化起源地来宣传，此处不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定，龙母文化的起源地就是都杨降水，至于他地的龙母文化，亦无非是降水源头的一个分支而已。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作为天下龙母道场祖庭的程溪祖庙可以早日在故地成功重建，让龙母恩德滋润四海黎民！
（四）鹿台定位辩
在新兴县城南六公里的南塘村，有一个白鹿台遗址，该遗址曾经是南越王赵佗毕生所建四台之白鹿台的所在地，是南越国在粤西地区的一座政治建筑，历来是文人士子吊古追思的胜地。然而近年来，学者们在对白鹿台定位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有意见指出白鹿台是南越王的纪念建筑，又有意见指出白鹿台是南越王的行宫。那么，我们对于白鹿台这座历史建筑应该如何定位呢？
据历版《广东通志》、《肇庆府志》、《新兴县志》文献记载，白鹿台的修建缘由，都源于南越王赵佗西狩获鹿的故事。话说秦汉年间，南越国武王赵佗在一班文臣武将的拥护下前往粤西狩猎，当时粤西地区尚未有太多开化，是一片荒凉之地，经常有野兽出没。当南越王来到今新兴县南塘村境时，刚好擒获到一对白鹿，由于在当时白鹿是祥瑞的象征，南越王大喜，遂在擒鹿处修建一座白鹿台，一来是以志其喜，二来是祈求南越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是文献及民间有关白鹿台修建传说的大致说法。
近年来，有学者打破了白鹿台只是南越王的普通纪念建筑的传统说法，提出一个崭新的观点，即白鹿台是南越王行宫的观点，并运用大量资料加以佐证。那么，白鹿台的真正定位到底是什么呢？笔者的意见，比较倾向于白鹿台是南越王行宫的观点。首先，白鹿台是南越王毕生所建四台之一，除新兴县白鹿台之外，南越王还建有五华县长乐台、广州朝汉台及越王台，看看这四台的方位，朝汉台及越王台在南越国政治中心，长乐台在南越国境东，白鹿台在南越国境西，长乐台及白鹿台正好是南越王开疆拓土、出巡狩猎的中转站；其次，除白鹿台外，越王所建另三台皆与政治有关，其中朝汉台是南越王每年朔旦之日登越秀山北望朝汉之台，而越王台、长乐台则是南越王的行宫，既然此三台都是南越王之宫殿，那么新兴白鹿台就不会成为只有纪念意义的孤例，也必然是南越王的一座行宫；最后，白鹿台的修建或许有南越王擒鹿后“以志其喜”的因素，但是这个因素并非修建白鹿台的主要原因，南越王之所以在新兴修建白鹿台，很大原因就是他想在粤西地区建立一个以白鹿台为中心的行政区域，使南越国的政教可以传播到粤西，同时也表明他要开疆拓土的决心。至此，综上所述，白鹿台可以理直气壮地被定位为南越王的行宫。
白鹿台随着南越国的灭亡而倾颓，在两千多年的岁月中荒芜，最终成为一个遗址，芳草萋萋，仅剩汉唐碎瓦，令人无限凭吊、追思。后人在白鹿台故址上修建了一座越王殿奉祀南越王，至今尚存，故南塘村又得名“越王殿村”。自古以来，无数名人墨客经行此地，都会专门到白鹿台故址上凭吊一番，因而此地的文风格外鼎盛。明朝高明籍诗人区宇瞻有《白鹿台怀古》诗云：“白鹿仙车去，无人猎古台。空余烟峤月，曾照越王来。锦忆千金使，台悲逐鹿翁。迹空迷岁月，只认上林中。”
（五）陈高祖墓辩
在今云城区思劳镇的龙迳山上，有一穴南朝帝陵，相传为陈朝高祖陈霸先的墓葬，迄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是云浮境内著名墓葬之一，历来受人祭拜。关于这座墓葬，在数百年间的历史文献中均有记载，但是这又产生了一个疑问——正史记载，陈高祖驾崩后即葬于南京万安陵，那么思劳龙迳山上的这座陈高祖墓又是如何来的呢？
有关思劳陈高祖墓的记载，始见于宋代文献，之后明、清两代的官方文献均有记载，如通志、府志、县志等等，这些文献无一例外都称这座墓为“陈高祖墓”，可见这座墓在当时是已被官方认定为陈高祖墓葬的。陈高祖墓坐北向南，分前室、后室、拜堂三部分，前室墓头嵌石碑，后室用青砖结砌牌坊，拜堂有拜台，台上刻“涌溪聚星堂”等字样，龙迳山下的冲坑村陈氏宗族就自称是陈朝宗室之后，每年清明时节必阖族朝拜，就连西江沿岸各地陈氏也奔赴此地参加朝拜，香火极其旺盛。陈高祖，即陈霸先，曾任高要太守、西江督护，坐镇高要，后来也是从高要出发讨灭侯景，并受梁帝禅让，创立陈朝，是为陈武帝；于是，后人就有传说，因陈高祖发迹于高要，高要是其根据地，其虽在南京称帝，但仍旧对高要故地念念不忘，所以其在驾崩后就归葬于高要龙迳山，于是就有了龙迳山上陈高祖墓的由来；明万历五年，龙迳山所在的思办都由高要县划归东安县，于是陈高祖墓始归三罗，并流传至今。
但是，《隋书·王颁传》记载：“及陈灭，颁密召父时士卒，得千余人，对之涕泣。其间壮士或问颁曰：‘郎君来破陈国，灭其社稷，雠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将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请发其丘垄，断榇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颁顿颡陈谢，额尽流血，答之曰：‘其为帝王，坟茔甚大，恐一宵发掘，不及其尸，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诸人请具锹锸，一旦皆萃。于是夜发其陵，剖棺，见陈武帝须并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颁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据此文献记载可知，陈高祖驾崩之后，其遗体的确是葬于南京万安陵，及至陈朝灭亡之后，隋将王颁为给其父王僧辩报仇，乃发掘万安陵，剖陈高祖棺，将陈高祖遗骨火化成灰而投水服饮，由此可见，陈高祖真墓是万安陵，且陈高祖遗骨已不存。那么，思劳陈高祖墓又是缘何而来的呢？
思劳陈高祖墓除了葬陈高祖遗骨一说外，还有葬始兴王、葬陈高祖衣冠二说。葬始兴王一说见于清道光《东安县志》：“南朝陈高祖墓，在思办都狗迳山。按：陈高祖尝为始兴太守，结郡中豪杰讨侯景，遂受梁禅，封其兄为始兴王，岂以东粤为根本地，而归骨于此耶？抑或始兴王所藏，因其子承统追尊为帝，后世遂误以为高祖墓也。”此一说认为，陈霸先曾任始兴郡太守，在其称帝后，即封其兄陈谈先为始兴郡王，后来陈谈先去世后就葬于龙迳山，又因陈谈先两个儿子都做过陈朝皇帝，所以后人就误以为始兴王墓是陈高祖墓。葬陈高祖衣冠一说见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云浮文物志》，这个说法认为是陈高祖驾崩之后，其臣僚将其衣冠奉还高要县下葬，以作高祖魂归之地。
今思劳龙迳山陈高祖墓的由来历史已经无从考证，但至少可以确定在宋朝时已有，且由宋至清，数百年间的地方文献均记载这座墓就是陈高祖墓。当然，陈高祖墓也好，始兴王墓也罢，陈高祖衣冠冢也了，就按这座墓的高规格的建筑来看，其墓主必定是大贵之人，这座古墓在千年历史的沉淀中已经积累了深厚的人文底蕴，竟成一方名胜古迹，这是足以值得我们维护、宣传的，也是足以令我们自豪、骄傲的！
（六）六祖得位辩
众所周知，禅宗六祖是唐代新州（今新兴县）籍高僧惠能大师，他是岭南历史上唯一一位圣人，他开创的法门流布中外，成为世界禅宗的主流，与老子、孔子并称为“东方三圣人”。惠能大师的人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比如他的出生、求学、得道、圆寂都成为一个个经典传奇，其中尤以他不识文字但却得到六祖之位的这段历程最为精彩，这也是后世学者们议论纷纷的一个话题。那么，惠能大师真的不识文字吗？他又是如何从五祖手中接过衣钵成为一代祖师的呢？
第一个疑问：惠能大师真的不识文字吗？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商榷的。关于惠能大师不识文字的记载，见于《六祖坛经》的《行由品》及《机缘品》二段，两段关于惠能大师不识文字的记载均出自惠能大师之口。第一段记载的是东山寺惠能大师请江州别驾张日用题写偈语的故事，第二段记载的是曹侯村惠能大师为无尽藏尼讲解《大涅槃经》精义的故事，在这两个故事中，惠能大师都是以一位大智者的身份做着不同寻常之事，前一个故事奠定了他成为禅宗六祖的地位，第二个故事体现了他作为禅宗六祖的智慧，试想一下，惠能大师如果不识文字，那么他有可能自成偈语以及给无尽藏尼讲解经义吗？惠能大师祖籍范阳，是望族范阳卢氏之后，其父又是朝廷谪官，所以他在幼年时应该是受过诗书教化的，且惠能大师的出生地新州，虽地处偏僻，但发展较早，历来就是朝廷高官流放之地，在惠能大师出生前，新州已有金台寺、岱山寺、福兴寺等名刹，所以惠能大师早年是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与惠能大师出家求佛的机缘也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惠能大师由于家贫可能是识字不多，但是不至于是一个一字不识的“文盲樵夫”，惠能大师自称不识文字，应该还有一种自谦的态度，如东山寺南廊题偈的公案，在那种特殊的语境下，如果惠能大师处处毕露锋芒，反而有投机取巧、自作聪明之嫌，因此惠能大师以退为进，请张别驾代己题偈，所产生的效果也就会大不一样，结果惠能大师最终功德圆满。
第二个疑问：惠能大师缘何能成为禅宗六祖？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想给出一个不同于往日成论的新观点。首先，惠能大师之所以成为禅宗六祖，这是与他本人的高悟性离不开的，包括他初到黄梅面折五祖、南廊墙壁题偈语、方丈室中听五祖讲《金刚经》至一半而大悟等，都体现出惠能大师高度的悟性，这是连神秀大师都不如他的；其次，惠能大师之所以成为禅宗六祖，是因为五祖有意不将衣钵传授给神秀大师，因为在五祖之前，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四代祖师的付法方式是直接将衣钵传给谁，谁就是禅宗的下一代祖师，而在惠能大师进东山寺之前，神秀大师已然是众望所归的衣钵传人，他是五祖的首席大弟子，经常代替五祖向门徒说法，如果五祖真的有意将衣钵传给神秀，就不会打破历代祖师一贯的付法常规，另外来个“呈偈表智”的方式寻觅衣钵传人；再次，惠能大师之所以成为禅宗六祖，应该是五祖有意推动“南能北秀”格局形成理念而产生的作用所致，因为在六祖惠能以前，东土禅宗五代祖师均弘法于中原及江南地区，未有一祖到过岭南大地弘法，所以五祖为了打破这个格局、让正法眼藏传播到岭南，就产生了要让衣钵传人到岭南弘法的情怀，而此时刚好岭南人卢惠能就来投奔东山法门，且其又悟性极高、慧根极深，日后必是宣化一方的大德，所以就产生了将衣钵传给惠能的想法，令其南归弘法，与大弟子神秀形成“南能北秀”的格局；最后，惠能大师之所以成为禅宗六祖，也与神秀大师的主动让步有关，按理说，神秀、惠能都是得道高僧，都有资格承传五祖衣钵，但是按照神秀的声望、地位，即使是不具备五祖传授的衣钵也是可以宣化一方的，但惠能则不然，他入东山寺前后仅八个月，而且一直是带发居士，在伙房里舂米，未曾听过五祖一天的说法，所以他的地位、声望是远远不如神秀的，所以五祖既然有意让惠能大师弘法，就必定要将具有权威性的衣钵传给惠能大师，让他成为禅宗六祖，以祖师的权威补充他在地位、声望上的不足，这样他才有可能成为宣化岭南的祖师，聪明的神秀大师应该看出了五祖的心思，于是主动让步，惠能大师最终成为禅宗第六代祖，这也是禅宗历史上最伟大的祖师。笔者所说，并非完全无理，比如五祖是在付法惠能大师十四年之后才圆寂的，这就说明五祖付法的根本原因不是其老迈年高，既然不是老迈年高，他为何不留惠能大师在身边聆听大教？原因很简单，一来是五祖不能让已经成为六祖的惠能大师影响神秀大师的地位，二来是惠能大师有他自己的历史责任，他要回到岭南弘法，还要在长时间的社会实践中树立南派禅宗的权威。于是，六祖惠能在南归之后，就在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祝发升座，然后在韶州宝林寺（今南华寺）驻锡弘法，开创了鼎盛的南禅宗；而神秀大师则在五祖圆寂之后继承了东山法门，主持北方教务，还受武则天邀请进入京都弘法，成了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就这样，“南能北秀”的格局由此形成，禅宗祖师的正法眼藏传遍岭南岭北，这也圆满了五祖大师的初衷。
综上所述，六祖惠能之得位，应该是与其自身及五祖、神秀大师是有很大关系的。而六祖惠能，作为东土禅宗的集大成者，他的历史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唐宪宗追谥六祖为“大鉴禅师”，宋太宗追谥六祖为“大鉴真空禅师”，宋仁宗追谥六祖为“大鉴真空普觉禅师”，宋神宗追谥六祖为“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元仁宗追谥六祖为“大鉴真空普觉圆明广照禅师”，唐朝三位大文学家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先后为六祖惠能树碑立传，足见六祖历史地位之高。当然，本文所述观点仅为笔者个人愚见，笔者欢迎有不同观点的提出，为弘扬六祖文化而不懈努力。
（七）歌仙故里辩
众所周知，在唐代时岭南有一位奇女子名叫刘三妹，因其歌声婉转经常往来于两粤溪垌之间，而被后世尊为歌仙。然而，很少人知道的是，歌仙刘三妹就是今云浮市新兴县人，目前云浮市境内还保留有诸多刘三妹古迹。那么，新兴县当真是歌仙刘三妹的故里吗？
关于新兴县是歌仙故里的说法，详见于明、清两代的《广东通志》、《肇庆府志》、《新兴县志》、《广东新语》等文献，其中以《广东新语》的记载最为详细：“新兴女子有刘三妹者，相传为始造歌之人。唐中宗年间，年十二，淹通经史，善为歌。千里内闻歌名而来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酬和而去。三妹解音律，游戏得道。常往来两粤溪峒间，诸蛮种类最繁，所过之处，咸解其语言。遇某种人，即依某种声音作歌与之唱和，某种人即奉之为式。尝与白鹤乡一少年，登山而歌，粤民及瑶、壮诸种人，围而观之，男女数十百层，咸以为仙，七日夜歌声不绝，俱化为石。”由此文献可知，刘三妹的确是新兴县人，是唐中宗时人，能通经史，擅长唱歌，经常来往于两广山间，每到一处地方，都能解当地方言，并能用当地方言与人对歌，最后与白鹤乡少年登山而歌，七日夜歌声不绝，最后竟然化石成仙，就成为了我们千古传颂的歌仙。这是关于歌仙刘三妹其人、其事、其故里最详细的记载。
云浮各地民间关于歌仙刘三妹的传说广泛流传，如歌村斗歌、刘三岩升仙、东坝养蚕等等，甚至有说法认为刘三妹就是高村人或者是东坝人。云浮各地村落，均有唱山歌的习俗，凡遇休闲或婚丧嫁娶之时，人们都会用不同的山歌抒发情怀，这种山歌，兼具爽朗、通俗、质朴、高亢、婉转等特性，是一种来自大山深处的声音表达，而这种山歌的起源，自然就与歌仙刘三妹有关。据《广东新语》记载，刘三妹是“始造歌之人”，也就是两粤山歌的集大成者兼鼻祖，由她开创的粤韵山歌经过代代传承，至今仍然具有蓬勃的生机，所以今云浮地区的山歌，自然也是由歌仙刘三妹定格下来的。
综上所述，新兴县作为歌仙故里的事实，已经是得到学术界一致认同的，这一点并无争议。展望将来，新兴县在打造歌仙故里文化名片的工作上多下功夫，努力弘扬本土的歌仙文化，不要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今代人身上绝迹灭亡。
（八）八景起源辩
但凡是人文荟萃之地，历史上都会有不同版本的八景，如燕京八景、洛阳八景、济南八景等等，在长时间的历史沉淀中，八景文化已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八景文化在中华大地传之久远，至今已有千年历史，但是很多人对于八景文化的起源时间并不清楚，甚至有人认为八景文化最早起源于北宋年间。那么，事实又是如何的呢？
笔者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中华八景文化实际上起源于唐朝时期，而起源地就是今云浮市新兴县，其鼻祖就是当时的新州参军杜位。杜位何许人也？或者许多人不知道他，但说起他的族兄，大家都会很熟悉，他的族兄就是唐朝大诗圣杜甫。唐肃宗至德年间，杜位与族兄杜甫一起任成都府尹严武幕府参谋，后因事被贬为新州（今新兴县）参军。按理说，杜位因事被贬，已经结束了仕途上的春天，他流落岭南新州应该是满带愁绪才对；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杜位来到新州后，非但没有因为自己被贬而失落，反而是热情遍踏新州山水，对新州名山大川一一赋诗，开启了文坛上的春天。最后，杜位选出新州最具特色的八个景观一一赋诗，订为“新昌八景”（由于新兴县历史上有新昌县、新昌郡等建制，故名），经历代官方文献记述，一直流传至今，成为目前可以查到的最早的地方八景，该组诗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地方八景诗，开启了八景文化的源流，因而新兴县是八景文化的起源地，杜位是八景文化的鼻祖。
至于有部分人认为是最早八景的北宋“虔州八境图”，实际上比杜位所作的“新昌八景”诗已晚三百多年，所以其并非最早的八景。新兴县作为八景文化的起源地，这张文化名片应该擦亮，展示于世，以坚定本土的文化自信，树立本土的文化声名，让新兴县成为各地文化爱好者探胜猎奇的好去处。
（九）泷帝身份辩
罗定古称泷州，在古时候有过辉煌的历史，其中梁、陈、隋、唐四朝就是罗定文化最鼎盛的时期，因为在这段时期间，罗定曾有过一个与高凉冯冼氏、钦州宁氏鼎足而立成为岭南三大豪族的泷州陈氏豪族，由于陈氏豪族在泷州地区经营了三个多世纪，所以那个时候泷州的经济、军事、文化都相当鼎盛，给罗定历史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在盛唐时期，泷州陈氏出了一位皇帝，他以“大泷”作为国号，割据岭南，震惊唐王朝，他也是粤西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称帝的人，他就是泷州首领陈行范。历史文献关于陈行范的记载非常模糊，以至于后人不知其真实身份。那么，陈行范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与泷州陈氏豪族又有什么关系呢？
说到陈行范，就不得不说泷州陈氏豪族。泷州陈氏豪族的始祖是梁朝驸马陈法念，他受梁武帝重托，单车一骑来到粤西任官，先后任新州、石州刺史，举家定居泷州。陈法念到任后，勤政爱民，以孝义训溪垌，粤西俚人都服从他的教令，于是便推举他为西江流域俚人的酋长，奠定了岭南地区泷州陈氏豪族与高凉郡冯冼氏、钦州宁氏三足鼎立的局面，陈法念也因政绩较著而被梁武帝封为宋平郡公，宋平郡就是今越南国河内市一带，这也足见当时陈法念的势力已经远涉越南境地。陈法念去世后，其子陈佛智、其孙陈龙树、其曾孙陈普光、其玄孙陈叔琼、其来孙陈驹等相继袭位，跨历梁、陈、隋、唐四朝凡六代，经纶有度，如日中天，成为粤西地区的一大望族，龙龛道场的开辟就是这个家族辉煌显贵的象征。
至于陈行范，是唐玄宗时泷州刺史，史书称其为“春、泷等州獠首领”，既然他不是走科举道路当上刺史的，那么他的刺史官位一定就是在祖辈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当时泷州属于陈法念家族的势力中心地，是不会还有其他豪族存在的，所以陈行范既然是泷州刺史，并且是泷州、春州等地的大首领，那么他就一定是泷州陈氏豪族出身，而且是泷州陈氏豪族的代表人物，应该是陈仁谦或者是陈驹的子辈，其活动时间也非常符合泷州陈氏豪族的繁衍情况。陈行范生活时代，高凉冯冼氏、钦州宁氏两大豪族已经没落，此时岭南地区仅剩泷州陈氏豪族一家独大，岭南各地的小首领尽皆投奔陈行范，陈行范成为实际上的“岭南王”。
唐开元十一年，唐玄宗为防止岭南豪族势力扩展，下令让陈行范离开的家族势力中心泷州，前往粤西西原蛮韦氏家族势力中心的澄州任刺史。朝廷此举，无疑打击了岭南豪族的根本利益，于是岭南各地首领尽皆奔赴陈行范处，谋划举义反唐之事。开元十六年正月，陈行范由澄州回到泷州，在一众首领的拥戴下，正式登基称帝，国号“大泷”，建都太平，封何游鲁为定国大将军、冯璘为南越王，割据岭南，正式拉开了反唐运动的序幕。陈行范称帝后，唐王朝大震，于是派遣大军前往征剿，泷、唐两军展开激烈鏖战，战争一直持续到该年十二月，以陈行范的军败身死而告终，泷州陈氏豪族也随之而退出历史舞台，结束了对泷州地区持续三百多年的治理。
综上所述，泷帝陈行范的身份是泷州陈氏豪族的代表人物这个结论已毫无异议，至于陈法念的后人为何在族谱中不载陈行范的原因，应该就是陈行范反唐失败后，泷州陈氏豪族四散，他们为了不受陈行范牵连，所以在历次修谱时坚持不载陈行范的名字，因此陈法念的血胤才得以流传至今。
（十）柱国家世辩
在云安区都杨镇洞坑村，有一个庞大且显赫的严氏家族，该家族滥觞于北宋年间，迄今已有千年历史，因其先祖严挺臣曾官至宋廷一品上柱国而名传后世。然而，稽考历史文献，严挺臣家族的辈分似乎显得混乱，这就引发了后世学者对于严挺臣家世的讨论。那么，严挺臣的家世到底是如何的呢？
据清道光《东安县志》记载：“书山，在城东六十里都骑都，高数百丈。其子讽，以特奏知韶州，孙挺臣，以正奏通判廉州，官至光禄大夫。累世仕宦，因名。”这则史料，实际上记载了洞坑严氏的家世及仕途情况，认为严讽乃严穆之子，严挺臣乃严穆之孙。又据明正统、明成化《肇庆府志》记载：“严讽累官朝仪郎。韶州知府穆，讽之弟也，累赠中奉大夫，世居高要峒原村，迁范州豸冈，子孙累代仕官。”这则史料，同样记载了洞坑严氏的家世及仕途情况，认为严穆为严讽之弟。又据洞坑村《严氏族谱》记载，严讽为洞坑村开基始祖，严穆是其子，严挺臣是其孙。这样一来，关于严挺臣的家世，就有了三个截然不同版本的说法。
那么，关于严挺臣家世的记载，哪一条更可靠呢？笔者以为，洞坑村《严氏族谱》的记载最可靠，其中起码涉及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洞坑村作为严挺臣的故乡，这里是严氏族人都是他的后裔，所以这里关于他的记载也最接近事实，且《严氏族谱》中明确有严讽、严穆、严挺臣三代人的生卒、任官、妻氏、举措等情况的详细记载，符合大量历史文献的记载，所以《严氏族谱》关于严挺臣家世的记载最可靠。第二个理由：明正统五年及明成化《肇庆府志》一方面称严穆是严讽之弟，一方面又称严穆是严讽之父，记载明显出现错误，而清道光《东安县志》则是延其误。因此，在严挺臣家世的问题上，笔者的意见是严讽生严穆、严穆生严挺臣。
自严讽起，洞坑村严氏家族延续了数代官宦，由北宋一直过渡到南宋，成为两宋时期西江南岸最为显贵的望族，这在云浮乃至粤西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为当时云浮市东部地区的文风推动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十一）万历大征辩
明朝万历四年官兵与瑶人的罗旁一战，历史意义深远，其奠定了此后三罗地区四百多年的历史格局，至今仍然影响深远。对于朝廷此次大征，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就是发生在今郁南县境内罗旁山的短暂战事，实际上不然，此次大征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是超出普遍学者的思考范围的。那么，此次大征又有哪些鲜为人知之处呢？
明朝中叶，西江两岸的泷水县、德庆州瑶患严重，特别是在两地交界处的罗旁山，更是瑶人啸聚之处。瑶人之所以成“患”，与明朝官府采取的对瑶人的排挤、压迫的政策不无关系，瑶人不堪受凌，遂举义罗旁，与官府进行对抗，平时还会集党下山洗劫汉人，于是瑶人就由“义”成“患”，成为明朝官府专门打击的对象，史称“罗旁瑶乱”。为了更好地开展征剿罗旁山瑶人的工作，明景泰三年，朝廷专门设两广总督一职，责令两广总督镇压罗旁瑶乱，这也是中国古代地方总督一职的由来，之后全国各地相继普及。两广总督一职设立后，历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七朝凡一百余年，总督官员换了一批又一批，总督府驻地也一再变更，非但没能镇压罗旁瑶乱，反而还使罗旁瑶乱的气焰有增无减。明万历四年，新任两广总督凌云翼征调两广十万大军，由广东总兵官张元勋、广西总兵官李锡统领，分十哨进剿罗旁山，大破瑶寨，造乱瑶人或遁或降，有抵抗者悉数被歼，由是，长达百年之久的罗旁瑶乱终被平定，后来凌云翼奏请朝廷升原泷水县为罗定州，辖东安、西宁二县，该区域史称“三罗”，为今云浮云、罗、郁三地格局的雏形。这就是罗旁瑶乱及罗旁战事的始末。
大部分历史学家对于万历大征的研究的局限性，就是他们认为这次大征仅是万历年间的个例，同时认为大征的范围仅是郁南罗旁山。然而，根据上文所述，罗旁山战事早在明景泰年间已经发生，期间还有天顺、成化、嘉靖年间的大征，万历大征只是天顺、成化、嘉靖等历次大征的一个延续，也是罗旁战事结束的标志，所以万历大征并不等同于罗旁战事，而万历大征也并非朝廷大征罗旁的孤例，是一场长达百年的征战的转折。另外，万历大征的范围也并非仅限于罗旁山，而是以罗旁山为中心的环罗旁山地区，当时朝廷分十哨进剿罗旁，战斗地带跨越两广山区，彻底打破了瑶人“官有万兵，我有万山，敌来我去，敌去我还”的战略战术，成功平定了罗旁瑶乱。
万历初年朝廷对罗旁山的大征，既是对长达百年动乱的终结，也是对长达数百年稳定的开始，这划时代的一战，值得我们永远谨记，也值得我们时刻反思。
（十二）张公崇祀辩
督府竖龙旗，赫赫英灵荡妖寇；将军登虎帐，堂堂正气镇乾坤。在郁南县连滩镇，有一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张公庙，庙中供奉的主神就是明万历四年进剿罗旁山的广东总兵官张元勋，后世尊称张元勋为张公，故名张公庙。旧时三罗地区的张公崇祀流传甚广，三罗各地皆有张公庙，特别是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张公正诞日，更是有来自各地数以万计的信徒前往张公庙贺诞，并举办一系列民俗活动进行庆祝。那么，三罗人为何对张公如此推崇备至呢？
明万历四年，广东总兵官张元勋奉命进剿罗旁山，经过一场恶战，彻底平定了长达百年的罗旁瑶乱，开拓三罗，功奠三邑，他的辉煌战绩永载史册，百世流芳。然而，在罗旁战事中，张元勋的职务仅仅是广东总兵官，与他同级的还有广西总兵官李锡，比他高级的还有两广总督凌云翼，他的麾下还有像陈璘这样出将入相的帅才，他们都在平定罗旁瑶乱中立下功劳，那么为何只有张元勋独受三罗人青睐并且成为三罗地区四百多年来的保护神呢？
翻开历史文献，我们或可看出问题的端倪——首先说凌云翼，当时凌云翼官至两广总督，是罗旁战事中明军名义上的指挥人，但实际上真正领导和指挥明军作战的人正是广东总兵官张元勋，他身先士卒，大破罗旁，是平定罗旁瑶乱的首功之人，而凌云翼所能做的，无非是坐镇总督府静候前线捷报而已；另外，据《明史·凌云翼传》记载，凌云翼官德极差，史称其“家居骄纵，给事、御史连章劾之，诏夺官”，又称其“罗旁之役，继正茂成功，然喜事好杀戮，为当时所讥”，如此一个好大喜功、不自检点的人，是不会受到时人敬重的。其次说李锡，李锡当时官至广西总兵官，但他并没有参加正面进剿罗旁山的战事，而是在广西山区截断瑶人去路，所以他的功绩不如张元勋大，也不会被三罗人奉为神灵。再次说陈璘，陈璘一生的确有大成就，开疆拓土、出将入相，是明朝中晚期唯一一位名将；然而，在参加罗旁战事时，陈璘的官职仅是高州参将，而且只是张元勋指挥的十哨中其中一哨的主将，功劳、影响远不及张元勋，因而也没有被三罗人奉为神灵。最后说张元勋，张元勋本是抗倭名将，因战功晋升为广东总兵官，后又在罗旁战事中立下首功而被晋升为都督，之后，张元勋深虑官场倾轧，乃功成身退，以疾致仕，居家十年，种竹养花，自号逍遥道人，最后寿终正寝；这样一位胸怀谦逊、急流勇退的大将军，是值得世人敬重的，也是让三罗人无限神化的最佳人选，所以便有了三罗地区经久不衰的张公崇祀。
这便是三罗地区张公庙及张公崇祀的由来渊源，如今，张公信仰已经传播岭南地区，对岭南地区的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影响，这也是三罗后人对于张公的一份最好的回馈。
（十三）陈璘传说辩
流传于云浮市三罗地区的陈璘传说，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明万历年间源起，至今已流传四百多年，对三罗地区的方方面面都有较深的影响。那么，三罗地区的陈璘传说又是缘何兴起的呢？
陈璘，字朝爵，号龙崖，原籍韶关翁源，明万历四年罗旁战事后，三罗建制，陈璘任东安县参将，协助东安县首任知县萧元冈营建东安县城及经营东安县治安，遂举家落籍东安县南乡（今云安区六都镇南乡村），其子孙后代亦在东安县繁衍生息。陈璘是三罗地区历史上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早年参加抗倭，因战功累升为高州参将，在罗旁战事中大破瑶寨、歼敌无数，居功十寨之首，又被升为广东副总兵官；及至陈璘落籍东安县后，有瑶人余孽杀死官民，陈璘即率军讨灭之，奠定了三罗地区安宁的局面；后来，陈璘又从东安县出发，平定了朝鲜倭灾及播州杨应龙之乱，有功于国，有德于民，被晋升为广东总兵官、左都督，最后终于任上；陈璘去世后，朝廷追赠其为太子太保，荫封百户，钦赐祭葬，葬于六都莲花山，建太保祠奉祀，明万历帝亲撰对联嘉奖。可以说，陈璘是云浮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后来人们编造关于他的神话传说，都与他的经历有诸多关系。
由于陈璘有着辉煌的人生历程和卓越的开拓功勋，所以三罗地区的人们在他去世后就开始编造关于他的传说故事，不断将他神化，最后竟成一位能够斩山劈岩、阻河倒流的神奇人物。陈璘传说，多在陈璘真实事迹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升华而形成的，中心思想就是褒赞陈璘将军辟土开疆、造福百姓、热心为民的深恩厚行，如“智歼余倭王”、“活捉陈冬瓜”、“剑劈凫塘坳”、“剑题止戈岩”、“修筑将军陂”、“献蜂求蚊帐”等等，这些传说无一不体现陈璘将军的智勇双全、遗爱甘棠的个性，给后人以无限的想象。
古人云：“善始者众，善终者寡。”纵观有明一朝，像陈璘这样能够出将入相的人物，真正能够善始善终者为数不多，陈璘就是其中一位，并且被后人以传说的形式传颂了四百多年，这或许就是他生前造福百姓的功德所换来的福报吧！
（十四）陈璘贪黩辩
陈璘，是云浮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他辟土开疆、出将入相的功劳和才智在云浮民间广泛流传，因而极受云浮人的敬重。陈璘在云浮人的记忆中，一直以正面形象存在着，但是翻阅历史上的官方文献，就不难发现这些文献对陈璘有诸多“不友好”的记载，《明史·陈璘传》更是评价陈璘为“贪黩”。那么，历史上的陈璘真的有不良事迹吗？
明朝官方有关陈璘事迹的记载，详见于《明史·陈璘传》中，作为国家级史乘文献，《明史》对于陈璘的评价应该算是中肯、可信的。《明史》在记录陈璘事迹时，既肯定了陈璘的才智和功劳，又记录了陈璘的贪黩。在《明史·陈璘传》的记载中，关于陈璘的不良记录共有五条：涉贪二处，贿赂二处，营求一处。另外，《明史》还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当时三罗初建、东安甫定，陈璘役使他的部下大兴土木营建寺庙，还勒索部下出资捐建，部下怒而遂反，陈璘出兵平定之，但此事被巡抚御史罗应鹤上奏朝廷进行弹劾，朝廷遂诏令剥夺了陈璘的官职。这些记录都详见于《明史》之中，那么我们应该相信吗？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些记录呢？
关于《明史》记录陈璘贪黩的问题，笔者想表达一下个人的意见。首先，《明史》有多处对于陈璘的不良记录，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如果罗应鹤弹劾陈璘一案是出自私人恩怨，那么朝廷诏令剥夺陈璘官职就是失察之举，但史书中并无任何有关陈璘自我申辩或朝中大臣为陈璘作辩护的记录，可见罗应鹤之弹劾应该是事出有因；其次，所谓陈璘“贪黩”一说，实际上是有商榷余地的，“贪”指贪财，“黩”指轻率，据《东安县志》记载，东安县建成之后，陈璘的确在城中营建了一批寺庙，但这批寺庙都有安定人心、引人向善的作用，是有助于推动民众意识形态的凝聚的，史书说陈璘贪黩，应该就是指陈璘役使、勒索部下营建寺庙而引起兵变之事，并不是指陈璘勒索、敲诈百姓，所以陈璘算不上是贪官；再次，陈璘虽然一度被罢官，但是很快又被起用，先后任御倭总兵官、湖广总兵官、广东总兵官、左都督、光禄大夫等职，在逝世后又被追赠为一品太子太保，获得朝廷祭葬、世袭指挥使、荫封百户的殊荣，还有明神宗亲撰对联褒奖，这就说明陈璘的问题并不大，就连当时的朝廷都对其尊崇有加；最后，陈璘终生建立功勋无数，如拓三罗、建州县、靖倭寇、安朝鲜、定播州、征皮林、绥贵州等等，这些辉煌事迹都值得人们传颂千古，所以陈璘是民族、国家的英雄，他为民族、国家的事业贡献了毕生心血，至于有些人用《明史·陈璘传》对陈璘的不良记录去诬蔑陈璘是贪官、否定陈璘功绩，那完全是一种丧失理智的行为，应该予以严正辩驳。
当下有大多数中国人对于历史人物的臧否都持有一种“黑白思维”，就是过于绝对地认为不是白色就是黑色、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所以他们都会把他们所认为的好人都无限完美化，又把他们所认为 的坏人都无限罪恶化，忽略了人性本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往往塑造出与历史真实违和的人物形象。在对待历史人物臧否的问题上，无论从坚持真理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教育后代的角度出发，这种片面的“黑白思维”都是不可取的，我们一定要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评价、宣传、弘扬，对待陈璘如此，对待任何一位已经作古的历史人物亦是如此，这对于我们民族、国家自身的进步和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十五）泷江别名辩
泷江，即南江，古称端溪、晋康水、泷水、建水、罗田水，发源于信宜鸡笼山，流经罗定、郁南二城而汇入西江，是云浮文化重要的发源地。泷江的别名众多，详见于各种历史文献之中，但是近年来，却有人质疑泷江的别名，否定泷江古老的历史文化，这对于泷江文化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伤害。那么，泷江的别名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泷江又称端溪、泷水、晋康水，历史上曾孕育了端溪县、泷水县、泷州、晋康郡等地方行政区。泷江最早的名字即端溪，据已故著名地理学家曾昭璇教授考证，西汉时期在岭南设置的端溪县，就与泷江有关。曾昭璇教授在《西江流域南江水系的人文地理概述》一文中指出：“南江即罗定江，汉时在交州治所（今封开）西江德庆附近南岸流入得名......古代以其水多滩急，称为泷水......最早不名南江，称端溪。因汉灭南越设端溪县于南江口北，南者端也，故当时即称端溪。”由此可见，泷江的人文历史真是源远流长。另外，古人在写诗时也明确有以端溪作泷江的，如明嘉靖年间德庆州判官庄楷所作“泷江八景”之“东江远饯”一景中，就有“桄榔叶涨端溪雨，踯躅花开庚岭烟”的诗句，此处“东江”是指泷江，因在泷水县城可看泷江东去，因名。所以说，泷江的各个名称都是有着历史长年沉淀下的深厚底蕴的。
当然，除泷江称端溪外，端州、德庆二地也有河流称作端溪，其中端州的端溪因发现了端砚而闻名，德庆的端溪则号称也是古端溪县名称的来源，如此一来，偌大的西江中游，就出现了罗郁、端州、德庆三处端溪，这三处端溪各自都有不平凡的历史，成为学者们传吟不辍的“文化宠儿”。
随着网络的传播，有个别刻意中伤泷江历史文化及历史地位的宣传不胫而走，这对泷江来说是一种恶毒的伤害，但我相信，只有我们云浮人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追求真理，就一定能够挫败各种恶意攻击，继续挖掘和提升我们本土优秀的历史文化！
（十六）状元游踪辩
自有科举制度以来，广东历史上曾出过九位状元，而我们云浮本土虽然未出过状元，却是孕育了两位状元，与两位状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两位状元分别是明朝的黄仕俊和清朝的林召棠。那么，云浮大地与这两位状元又是如何结缘的呢？
黄仕俊，字亮垣，号玉伦，生于明隆庆四年，终于清顺治十二年，明万历丁未科状元，一度是明廷的宰辅，是明末清初重要的政治人物。在新兴县民间，广泛流传着黄仕俊少年、青年时代都在新兴县度过的故事。话说在黄仕俊童年时，其父母迫于生计，就举家迁到新兴县定居，靠磨制豆腐售卖维持生计，而黄仕俊也是在新兴县长大的，并且在新兴县开启了求学之路。黄仕俊在新兴县度过了童年、青年时代，在新兴县留下了不少传说佳话，比如巧对知县联、土地公背过河、智升大梁等等，这些佳话在新兴县民间流传了三百多年。后来，黄仕俊长大了，就回乡参加乡试、县试、府试，一直到赴京参加会试、殿试，高中万历丁未科状元，衣锦荣归。万历三十二年，新兴知县杨成乔与肇庆知府张一栋出资在新兴县洞口圩修建一座廻澜塔，塔成之日，杨成乔及地方士绅请黄仕俊为廻澜塔作记，黄仕俊欣然同意，便写下了《廻澜塔记》。万历三十九年，新兴县龙兴寺重修，竣工之日，黄仕俊又应邑庠生李文灿、同宗黄允等人邀请，写下了《重修龙兴寺记》。黄仕俊好禅，对禅宗六祖极为推崇，他曾到禅宗祖庭龙山国恩寺朝圣，并为寺院写下了“南宗福地，东粤名山”的楹联，足见他对于龙山禅缘的喜爱。另外，黄仕俊的家乡顺德甘竹右滩，有一岭唤作佛岭，岭上有一座六祖庙，庙中供奉的主神正是新兴县六祖惠能，当地人世代相传此庙为黄仕俊所建，由此也能足见黄仕俊对于六祖的敬仰之情，他对六祖的敬仰或许与他早年居住新兴县的经历不无关系。
林召棠，字爱封，号芾南，生于清乾隆五十一年，终于清同治十一年，清道光癸未科状元，同时也是粤西地区最后一位状元。在云浮云、郁两地的民间，世代流传着林召棠游迹的故事。林召棠之父林泰雯，任东安县教谕，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林泰雯举家迁至东安县定居，林召棠也随之到达东安县，开始了他和云浮大地的结缘之路。话说林召棠到了东安县后，就在东安学宫求学，其父在闲余时间就会带着他到处游学，他们最经常去的地方就是西宁县连滩乡兰寨村，那里是西宁县林氏望族的聚居地，有林氏族人为族中子弟设立的私塾，林泰雯就到那里的私塾给林氏子弟授课，因而林召棠也经常到兰寨村，现兰寨村安宁庙前仍有状元树一棵，相传即是林召棠手植。后来，林召棠参加科举考试，高中道光癸未科状元，被道光皇帝称赞为“佳元”。林召棠高中后，荣归省亲，首站便是东安县，当时林召棠乘船顺西江而下，由六都码头登陆，时任东安知县汪兆柯亲率官僚迎接，由六都码头至县城，沿途观众如云，万人空巷。林召棠回到东安县后，首先拜见双亲，然后是到罗沙、兰寨二地的林氏宗祠联宗祭祖，因而今兰寨村林氏宗祠内仍悬挂有“状元及第”的匾额，就是为了纪念这一盛事的。林召棠中状元是道光三年的事，此时由汪兆柯主持重修《东安县志》的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于是汪兆柯趁林召棠回家省亲之际，就请这位状元爷为新修《东安县志》作序，林召棠欣然同意，于是便有了道光四年版《东安县志》开篇的林召棠序文了。在《东安县志叙》中，林召棠对东安县的风土人情、历史沿革都有较深、较详细的叙述，这就说明林召棠在居住东安县时已对东安县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
以上就是关于黄仕俊、林召棠两位状元在云浮大地游踪的故事。那么，对于这些故事，我们都应该怎样看待呢？笔者的意见是，云浮大地流传已久的状元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大体上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比如今天新兴、云城、郁南等地，仍然保留有不少状元遗迹，这些遗迹绝对不是某些人为了攀附名人而伪造出来的，也不存在任何伪造的动机。所以说，黄仕俊、林召棠与云浮大地结缘的故事大体上属实，只是有关他们当年在云浮的确切事迹，还有待后人作进一步的考证。
（十七）越南尊室辩
在罗定地区，流传着一段越南王流寓罗定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就是清朝末年越南王阮福说及大臣在国破之后流亡到广东罗定州的历程。那么，阮福说到底是何许人也？他又为何会流落到罗定呢？
话说清朝光绪九年，越南嗣德帝阮福时病逝，由于嗣德帝无子，越南皇室内部发生皇位争夺战，而此时又值法国军队入侵越南，越南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法军入侵越南后，越南朝廷随之分为主和、主战二派，当时越朝主战派代表人物就是将军阮福说，他私底下派人向当时中国领导抗法的广西巡抚徐廷旭密报，说越朝与法议和只是因为先君未葬而出于无奈的权宜之计，而废立是由于越朝大臣培植党羽祸害国家的结果，希望徐巡抚批准他派遣使臣前往大清国请求册封，并请求大清国派兵助其抗击法军。光绪十一年，法军攻打谅山，中国军队和大批越南难民退入广西境内，越南咸宜帝被迫出走河静一带，号召各地越军勤王；当时，阮福说大将正率领军队在顺化一带袭击法国车队，但很快遭遇挫败，他便和大臣魏克乔、宋维新等十余人流亡中国。同年三月，清朝将领冯子材在镇南关抗法获得胜利，但李鸿章却在清政府授意下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合订越南条约》，自此，越南从中国藩属变成了法国殖民地，阮福说成了有家归不得的流亡者。光绪十四年，阮福说一行人流亡到当时中国的广东，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认为粤西罗定州地僻民纯，便把阮福说一行人安置在罗定州城北关帝庙，据《罗定志》载，当时清政府命罗定桂税局每月送旅费银五百两供阮福说一行人使用。
话说当时流寓罗定的阮福说年近六旬，精神矍铄，身材魁梧，宽额大耳，双手垂膝；而那些越南侨民出入起居则向阮福说行君臣之礼，月朔朝贺依旧，每逢庆典，用纸扎成龙殿，邀及附近乡邻共为庆祝。这样一来，原本在越南国只是将军的阮福说，在罗定就当上了越南君主。据说阮福说的中文功底非常好，在流寓罗定期间，每到茶余饭后他都要到泷江望景抒怀，有时还会吟诗寄思。比如罗定文献就记载了阮福说所作的一首《流寓诗》，诗云：“流落泷江近两秋，而今蕹发已髡头。英宗返国成虚愿，刘表依人乏远谋。枭獍残城余瓦砾，蛟龙失水懒邀游。倘非误听和戎策，振作精神再补瓯。”这首诗格律完美、意境宏大，说明阮福说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另外，阮福说还在诗文中自比明英宗、刘表，说明他有称王称霸的雄心壮志。阮福说在流寓罗定期间，除了有诗文传世之外，还有楹联传世，如罗定金公祠、大河庙都有阮福说题写的楹联，还有魏克乔、宋维新等所作和诗。光绪十七年，宋维新等回越南再次发动雄岭起义，持续六年后失败，阮福说由罗定迁徙连州，最后客死在广东（一说客死于广西龙川）。
阮福说生于清道光十九年，终于民国二年，享年七十四岁，他的到来，为罗定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当我们今天再回过头去看那段历史，又应该怎样看待阮福说的身份呢？实际上，阮福说在越南并未当过一天君主，虽然他曾请求清朝册封，但还没来得及等到回音，法军就已经占领越南全境了，他也不得已流亡到广东，并流寓在罗定，在泷江之滨自封越南君主，接受越南臣民的朝拜。当然，阮福说的家世亦并非普通，他属于越南阮福姓尊室氏，“阮福”是越南皇族专有的姓，而“尊室”则是越南宗室专有的氏，所以阮福说又称尊室说，说明他是越南宗室子，所以他才有后来自封越南君主的底气和胆量。
阮福说作为大南帝国的将领，他在帝国面临覆灭危机之时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抵抗侵略军，虽然最终失败，但他维护版图完整、国家尊严的勇气和担当却彪炳青史、光照后人，所以我们对于他流寓罗定期间的故事，应该大书特书、广泛宣传，这对于提升本土文化的知名度也是大有益处的！
（十八）西江巨锚辩
七年前，郁南县建城镇历口村西江边出土了一个百年巨锚，该锚总长三米、重约五吨，是目前西江流域发现的体型最大的船锚，因而获得了“西江第一锚”的称誉。专家指出，西江巨锚的出土，对于西江河道船运、环境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对研究西江的船运史及南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那么，这个巨锚本身蕴含着哪些历史信息呢？
首先，西江巨锚的出土，还原了古代西江水道航运的鼎盛局面，特别是巨锚被学者推测为二千吨位以上的船的用物，就说明早在清朝时期西江航船的体型、空间、承载量空前大，同时也说明西江流域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其次，西江巨锚出土的历口村，是南江水道与西江水道的交汇点，当时郁南乃至罗定、信宜地区的供应与需求全凭南江水道输送，再由南江口连接西江水道，与珠三角地区互通供需，而水路运输的工具就是货船，巨锚出土于南江、西江两水道的交汇点，就很好地还原出这段历史。最后，西江巨锚出土在郁南，更说明郁南历史的不凡，作为广东八大古驿道的南江水道，在历史上不但经济往来频繁，而且还是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南江文化就是由南江水道孕育而起的古老文化，是南粤文化的根源，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任人挖掘。
以上就是西江巨锚本身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展望未来，文化部门对于南江文化的挖掘工作有更大的进步，为宣传我市优秀文化工作提供坚强后盾，让南江之上的春潮汇入到广阔的南粤大地中！
作者：周业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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