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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典籍导读(六十一)

 轻风无意 2019-04-15
 《吴越春秋》

一、内容
《吴越春秋》是依时间顺序对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早期吴、越两国之间争霸的传奇记述。就现存此书的结构看,文本等分为两部分,前半属吴,后半属越。书的两部分各有一卷用来记叙两国先祖的传说(第一卷记吴国的泰伯,第六卷记越国的禹),后接四卷编年史。卷二至卷五记载公元前585-前473年间的事件,主要以《左传》和《史记》为依据。卷七至卷十记述公元前492-前470年间的史事,多依据《国语》和《越绝书》。前一部分和它取材的《左传》、《史记》相似,相对以记事为主;后半则主要是华丽的辞藻。两部分都有明显的虚构成分,同时,没有哪一个历史细节不能追溯出更可靠的来源,因此此书的价值在于其论题,在于它的文学价值而不是它的历史价值。
简单说,此书属《穆天子传》或《吕氏春秋》之类以多少是明显虚构的方式来探讨政治合法性的本质的文献。就它包括历史的、半历史的轶事而言,它类似《吕氏春秋》;就它试图用这些轶事以创造一个连贯的故事而论,它与《穆天子传》相似。但就论题而论,《吴越春秋》与这两部书构成鲜明对比,它用一种极端消极的态度看待权力的本质。
故事发生在古典中国的东南边缘地区——这里实际上是野蛮未开化之地,时间也正值霸权衰落时代。它将这些边远地区国家后世君主与他们的亨有令名的祖先对比,更进一步强调了衰落的大趋势。故事地点的选择也反映了作者的悲观的宇宙论的考虑,因为,用《吴越春秋》的话说,东南是“地户”,即大地的门户即宇宙的下水道。在这完全衰颓的时空环境中,只有主政大臣还具备一定的美德和智慧。然而,他们的智慧被用于个人目标而非公众的目标。由于一个同僚的阴谋,使一位大臣伍子胥冤死。另一位大臣范蠡,越国的相当于伍子胥的大臣,之所以能够幸免乃是因为他在他为之效力的国王谋害他之前离开了越国。总之,在这较晚时代,政治权力已经没有合法性,个人所能希望的最好前景是为现世霸主的有限利益卖命,然后逃往他处。

二、成书年代及真伪
《隋书"经籍志》,960页首先著录《吴越春秋》,共有3项:
(一)《吴越春秋》,12卷,赵晔(时代不详,传见《后汉书》七十九下,第2575页)。
(二)《吴越春秋削繁》,5卷,杨方著(四世纪早期,传见《晋书》六十八,第1831页起)。
(三)《吴越春秋》,10卷,皇甫尊(七世纪人)撰。
《旧唐书"经籍志》,第1993页重复了这一记载。在藤原佐世的书目中,它著录于杂史类,7卷(有一些附录),但未指明作者。《新唐书"艺文志》,第1466页著录《吴越春秋》为皇甫尊所作。《宋史"艺文志》,第5094页著录赵晔《吴越春秋》10卷,未记载杨方的书而将皇甫尊的著作著录为《吴越春秋注》。《辽史》只著录徐天祜(1262年进士)的10卷《吴越春秋音注》。现在仅存的版本是附徐天祜注的赵晔的10卷本《吴越春秋》。
王尧臣(1001-1056)是第一个明确表述《隋书》三条著录和其他著作的关系的学得(见《崇文总目》):
“《吴越春秋》,十卷,唐皇甫尊注。初赵晔为《吴越春秋》十卷。其后有杨方者以晔所撰为繁,又刊削之为五卷。尊乃合二家之书,考订而注之。”
因此,很难确定通行本《吴越春秋》中有多少直接来自赵晔本,而杨方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作品的风格或重排了故事,也是个留待争论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在制作我们只能设想就是我们今日拥有的那个文本的过程中皇甫尊是否参考了杨方和赵晔两家的版本。所有这些问题又因为下述事实而进一步复杂化,该事实是,实际上有一多半已被接受的《吴越春秋》源于《史记》、《国语》和《越绝书》;很有可能《吴越春秋》剩余的部分也来源于已失载或未发现的资料。所以,通行本中有多少来自这些材料而非来自赵晔的原作或杨方的节本,至今仍是个聚讼不已的问题。
根据各种类书和注释的成段引文,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的通行本《吴越春秋》至少是赵晔原作的一个节本,特别是《太平御览记》中有大量被归于《吴越春秋》却不见于通行本的段落。如果假定《太平御览》是引自一个12卷本,那么,此书编于983年一事就暗示,1060年的《新唐书》记载赵晔作的《吴越春秋》12卷就是正确的,它无疑在宋代早期还存在。关于这一点,有必要指出,范成大(1116-1193)的《吴郡志》似乎和徐天祜使用的是同一个本子。为了替通行本的古老性辩护,我们可以观察到,至今仍有大量的《太平御览》中引用的《吴越春秋》段落还可以在那里发现。

三、版本
此书许多版本中,约有一半为10卷,一半是6卷。乍一看去,似可由此推测,6卷本就是原来赵晔的12卷本,但是,6卷本又如10卷本那样分成10个部分。很有可能某位大胆敢干的编者希望他的读者误信他提供于他们面前的是原本;而这个想法又得到了这一事实即6卷本首先见于《古今佚史》的支持。《古今佚史》的年代为1571-1576年,比现存10卷本的年代要晚很多。再者,10卷本都收录徐天祜注,却没有点明其作者是徐天祜;这样的一种编辑策略本身就是令人生疑的。最后,除文字错讹多于10卷本外,6卷本与10卷本没什么不同。
在10卷本中,当今可见的最早本子通常是《四部丛刊》二编本。它是弘治年间邝璠(1458-1521)刻本的影印本,应将它同《四部丛刊》初编所用那个较晚的本子区别开。钱福(1461-1504)的《重刻吴越春秋序》给出了它的准确年代是1501年5月17日。
许多目录学家声称见到过或收藏有比1501年本更早的本子。这样,张金吾(1787-1829)著录的一个《吴越春秋》本,据他说是个宋刻本的影抄本。同样根据张金吾的记载,那个本子的跋为王纲(十三世纪)所作,年代标定为1224年(见《爱日精庐藏书志》14,10)。可是,叶德辉(1864-1927)怀疑早于1307年的本子的存在性(见《郋园读书志》第18页上-20页下)。如果张金吾提到的1224年版本仍然存在的话,无论如何,根据张所引王纲跋,它是个10卷本。

四、译本
(一)韦内"爱克宏:《扬子江下游的古代英雄传说》,1969年;这是一个注释极少而又不怎么准确的译文。
(二)约翰"拉杰伟:《吴越春秋,第一部分》(哈佛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它包括一项《吴越春秋》及其资料来源之间关系的全面研究和有详细注释的卷1-5的译文。

五、索引
《吴越春秋逐字索引》,刘殿爵和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书》,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年即出。

——约翰"拉杰伟
(刘学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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