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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
《礼记》是一部礼仪家关于古代礼节习俗、规定、界定和轶事的文集。它与其他两部礼仪经典《周礼》及《仪礼》不同，它没有清楚的统驭全书的结构。《礼记》的49篇文字也不像是撰写于同一时期和同一学术背景。在整个中国学术史发展过程中，《礼记》各篇的年代与出处，正如作为一个整体的《礼记》的本源及年代一样，一直是个聚讼纷争的问题。 一、编纂年代 第一个试图理出《礼记》编纂头绪的学者是陈邵（三世纪后期）。大约到六世纪，部分由于受陈邵的影响，学术界达到了一个共识。这一共识见于中古的许多著作之中，其中《隋书"经籍志》（第925页）编撰者的权威意见具有代表性：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 传统的对《礼记》的文本所作的冗长的论述就是如此。它大抵是虚构的，用以调和《汉书"艺文志》（第1709、1710页）所提到的种种礼书和《礼记》四十九篇中未见于《汉书》卷二十的那些篇章，从而表明这些作品是如何以合理的方式演变成当代的修订本的。但是，上面所述并不可靠，其中的一些说法将被学术界完全放弃。 我们固然可以假设现存的《礼记》可能同《汉书"艺文志》列举的种种礼书有关，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定《隋书》记载的131篇就是某些史籍所载河间献王（公元前129年卒）获得的全部古文。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及闻人通汉和庆普确实是著名的汉朝礼学大师后仓（公元前70年在世）的弟子，他们对《仪礼》的传授和阐释负主要责任；我们也知道戴圣和闻人通汉至少熟悉现在《礼记》中见到的内容。因为，公元前51年在石渠阁论经时，他们引用过《礼记》的一些内容；再者，我们完全有理由假定，在后汉的各次经学争论中，和他们的名字相联系的学派继续坚持并用着同一经籍。然而，《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中丝毫不见他们在编纂《大戴礼记》和《礼记》中发挥作用的证据。无论是他们的姓名，还是在《隋书》中被认为和他们有关联的85篇及46篇删订本，都没有在《汉书"艺文志》中被提到与关于礼仪的“记”有关。事实上，正与《隋书》对整个事件的重构相反，他们的活动时期要早于刘向（公元前79-前8）校书。 我们现在所知关于戴德、戴圣对《大戴礼记》及《礼记》的编纂有一定作用的最早证据见于郑玄（127-200）的《六艺论》。《六艺论》已经失传，仅有一些佚文。孔颖达（574-648）的《礼记正义序》引述了《六艺论》的下述文字：“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可是，既然《汉书"艺文志》及前汉的其他典籍都未记载此事，因此，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位注经大学的意见。其实，看来直到79年白虎观论经时，把现今的《礼记》四十九篇从那个文本中分离出来的批判性编辑活动可能还没有发生，这是因为那些出自那种文本，出自《大戴礼记》以及出自其他不见于以上两者之一之中的章节，都只是简单地引用篇名，而并没有认定为来自这种或好种选集。根据《后汉书》卷三十五上（第1205页）记载，属于庆普学派的曹褒（102年卒）传授《礼记》四十九篇。要探讨现存《礼记》的起源，我们或许应该追溯到曹褒、他的时代和他的学派。 二、内容 四十九篇经文的风格、内容和它们藉以成书的资料来源极不统一，各式各样。根据郑玄《三礼目录》的引文可知，刘向曾主要依据主题将较早校订的篇章分作11类，其中最多的一类是通论，有16篇。顾名思义，此类的各部分都是经过编辑的汉代宫廷中的学术争论的记录，它们可与石渠阁论经的记载（现在仅存少量佚文）及白虎观论经删节过的记载相对比。其他大类有：度量衡、丧服、祭祀和吉事。 《礼记》的许多篇章，特别是刘向称为“通论”的诸篇都以礼仪术语释义的形式出现。它们之所以编纂，或者说之所以收入《礼记》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它们包括了关于古代宗教术语的诂解。《礼记》几篇术语争辩中有就是用来阐释《仪记》中出现的术语及其惯用法的。这类篇章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和孔子有关，多数至少要提一次这位圣贤。其他的则记有他的教诲，展示他生涯中相当隐密的某些方面或有关其家庭的鲜为人知的事情。这些资料意在表现孔子享有崇高的地位，也反映了西汉时期有计划地提高孔子教义之地位的过程。后来，许多此类材料成为《孔丛子》和《孔子家语》的内容。 把《礼记》与其他文献比较，我们就可能发现《礼记》某些篇章的出处。例如，《三年问》和《乐记》的一些文字看似源于《荀子》，《月令》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所见逐月物候记载的更动本。但是，我们也不能草率地称《礼记》的部分源于汉代之前的文献。比如，和人们常作的猜测相反，《中庸》不是从《子思子》抽出再直接编入《礼记》的。《子思子》是一部与孔子之孙有关的文献，现在已经失传。尽管它的写作和可以看作是阐发子思教诲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许还是应把它认定为《汉书"艺文志》（第1709页）礼书部分著录的《中庸说》。同样，《曲礼》也许和后仓的《曲台记》（《汉书》卷三十，第1709页；卷八八，第3615页）有关系。 三、版本 标准的《礼记》版本当推阮元（1764-1849）的十三经注疏本。这一版本有郑玄注，陆德明（556-627）《经典释文》的读音、异文注释和孔颖达疏。孔疏包括六朝时期关于此经的权威著作的基本资料。收录陈澔（1261-1341）补注的《礼记集说》（序作于1322年）收录一些宋代学者的读书札记。 四、近期研究及工具书 1．《礼记引得》：哈佛燕京学社中文引得丛书第27（北平：1937年；重印于台北：1966年）。 2．津田左右吉：《关于礼记及大戴礼记的编纂时代》，《史学杂志》42（1931），第137-170页。 3．洪业（洪煨莲）：《礼记引得》序。 4．木村英一：《关于前汉礼学的传授》，《立命馆文学》（1960年），第610-627页。 5．藤川正数：《汉代礼学的研究》，东京：Kazama shobo，1968年。 五、译本 1．理雅格：《东方圣书》，卷27-28，1926年初版和1967年重印（纽约：附有Ch’u chai 和Winberg Chai的介绍）。 2．顾赛芬:《礼记》，法文、拉丁文译本，2卷，第2版；河间府：天主堂，1913年，1928年重印。 《大学》和《中庸》的译本见理雅格的《中国人的经书》，第1卷。 六、日本版本 1．《汉文大系》：第17，1913年，服部宇之吉编。 2．《汉籍国字解全书》：第26、27，1914年，桂湖村编。 3．《国译汉文大成》：第4，1921年，安井小太郎编。 4．《汉文丛书》：1927年，塚本哲三和林泰辅编。 5．《经书大讲》：第25，1940年。 6．《新译汉文大系》：第27-29，1971-1979年，竹内照夫编。 7．《中国古典新书》：1973年，下见隆雄编。 《大学》和《中庸》的版本如下： 1．《汉文大系》：第1卷，1909年，服部宇之吉和安井息轩编。 2．《汉籍国字解全书》：第1卷，1909年中村惕斋编。 3．《校注汉文丛书》：第3卷，1913年毛利贞斋和久保天随编。 4．《国译汉文大成》：第1卷，1922年服部宇之吉和小牧昌业编。 5．《汉文丛书》：1927年。 6．《经书大讲》：第18卷，1939年。 7．《新译汉文大系》：第2卷，1967年赤塚忠编。 8．《中国古典新书》：1968年，俣野太郎编。 七、索引 （一）见第四节（一）。 （二）《礼记逐字索引》，刘殿爵、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王安国 撰 （刘学顺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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