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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录学历史悠久，其经典要以上溯汉代如：《七略》、《汉书·艺文志》、《七志》、《七录》、《隋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等以及一大批著名的目录学家从刘向、刘歆一直到清末的梁启超、顾广圻等，但总的说来，大多停留在对古典经籍的评介和对目录学家的目录思想的介绍。因而传统目录学还不能成成为系统的学科体系。 汉·班固（公元32—92）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他博通群书，自永平中奉诏修史，历二十年有余，于建初中撰成。《汉书》分十二记、十志、八表、七十列传。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书。班固十分赞赏“刘向司籍，九流以别”。因此，他“爱著目录，略序洪列”。“因七略立辞”。“删其要以备篇籍”。编撰《汉书·艺文志》，以记载汉代藏书之盛。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删除了刘毅《七略》的辑略，保留了其中的内容，增加了《七略》以后刘向、杨雄、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所成之作。因而在《汉书·艺文志》既可窥见刘歆《七略》的概貌，又可以扫视西汉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典籍的状况，从而开创了官司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河。从此后出现的《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及《清史稿》中均编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在官修正史的典籍中留下了记载一朝藏收或一朝文人著作的记录。 东汉的班固，根据我国第一部系统目录刘歆所著《七略》所撰成的《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的第一部史志目录，这目录将典籍分为六个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共著录图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篇。应该指出，这六类书目中居然没有史学一类。这当然反映了我国第一部目录分类体系的不成熟，但也与当时史籍的不发达相适应。尽管当时《史记》已经问世。但远不如六艺、诸子之学地位显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先秦是子学占统治地位，而两汉都被称为经学时代，这两个时期史学还没独立，其重要性还没被人们所认识，因此目录学就不可能为之立类，这也是在于情理之中。《汉书·艺文志》站在这目录学位置上反映了这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历史。顺便提出《汉书·艺文志》中的史籍有三十四家，一千三百八十四篇，其数量应多于兵书，应该有独立设类的可能，但是，一些史籍尚与经书合为一类，以《文史通义·易数上》所谓这咱现象属于“经史同科”时代，由于史籍门类不备，只能作为经书的分支出现，南北朝以后，这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史籍蔚为大观，这是题外话题了。 关于对目录学的研究，我国学术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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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术界的不同观点，客观上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什么是目录学和目录学研究的对象，当然也反映了学术界对目录学理解的不一致。 随着现代科学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学科的界分越来越精细，而且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交替，形成的所谓“边缘”学科越来越多，他们间相互联系和促进、相互影响和溶汇，便使得目录学方法深入到各相关的学科中，因而借鉴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优秀传统，开展学科目录学的研究，就变成目录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 《汉书·艺文志》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道理，图书典籍的大量存在是目录学产生的前提。正如唐魏征所撰《隋书·经籍志》所云：“古者史官司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记”。目录学的产生不管是研究目录或是研究图书或既研究目录 又研究图书或是其他，都是由于纲记群籍的社会发展与历史发展的需要。 正如《汉书·艺文志》为我们提供扫视整个西汉社会文化一般，书籍目录能够揭示与报道一定历史时期的文献与出版概况。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古书总数不下十余万种之多，这些文化典籍分别可以在历代的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和近现代陆续编制的各种古籍书目中，反映出来。通过这些书目，可以让我们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著述、收藏、流传、佚存等情况，揭示与报导一代文献的状况、一代文化的盛衰、一代学术的起落，更是各学科发展的缩影。镜彰流派风格，考辨学术渊流，了解发展状况。正如范文澜先生评价《七略》所述：“这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 《汉书·艺文志》正是以这种“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为我们提供一个直可借鉴的现代目录学为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作一有价值的参考，期待着这一伟大的时刻。
参考文献： ①《史记》司马迁， 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年版 ②《汉书·艺文志》班固，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年版 ③《文史通义·易教上》，商务印书局，1987年版 ④《七略》刘歆，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年版 ⑤《隋书·经籍志》魏征，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年版 ⑥《范文澜文集》范文澜，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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