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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期军事上的家丁制度,有何优缺点?

 思明居士 2019-04-15

有明一代,军户地位都是极其低下的,说是军人其实连最基本的农民都不如,他们要像农民一样缴纳赋税,还要训练作战,负担极重,而且还要世世代代都要做下去!除却明初之时的军户还有战斗力,自正统以后,军户制度已经开始僵化,衰落,军户都沦为军官的佃户奴隶,到了嘉靖时期,大批军户开始逃亡,军户制度名存实亡!

军户制度崩溃后,嘉靖皇帝开始推行募兵制,推行军士职业化,像闻名天下的戚家军和俞家军就是募兵制,募兵制让大明在中期军事力量得到了短暂的恢复,但是明朝整个官员体系的严重腐化,让募兵制只经历短暂的崛起就迅速衰落,文武官员矢志不渝的以贪污为主导,军饷军费绝大部分被贪官瓜分,下层士兵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就更不用提战力了!

所以就催生了明朝的另一种军事体制:家丁制度,其实家丁制度并不是明朝独创的,历朝历代的军事将领中都有家丁的存在,一般都是高级军官拥有的,但是最多的也就是几百人的家丁,不会作为战争的主流力量,但是明朝就不同了,底层的士兵一点战力没有,明朝后期所有的战争基本是都是靠着家丁在打!明朝的军官不管官职大小都有拥有家丁,少则几人,多则达几千人,成为战争的主力,想要获得更多的军功就得拥有更多的家丁。辽东前期以李成梁为代表,后期以祖大寿的关宁军铁骑为典型。因家丁与军官有很强的依附关系,家丁其实是军官的个人资本和私人武装,可以到朝廷无法指挥的地步。

以祖大寿的私军祖宽为例,早年是祖大寿家仆,少有勇力,升至宁远参将、副总兵。崇祯八年(1635年),以三千关宁军镇压农民军,卢象升说:“援剿之兵,惟祖大乐、祖宽所统辽丁为最劲,杀贼亦最多。”。祖宽骄横,兵马所过之处焚毁民宅,奸淫妇女,“象升激劝再三,始听命”。卢象升战死后归洪承畴。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南下,师援山东。次年济南失守,褫职被逮,以“失陷籓封罪”处死。

在镇压农民军的过程中,但是他们所过之处焚烧房屋,奸淫妇女,仗着战功,毫不收敛;又喜欢野战,害怕搜山;并且看到贼寇远窜,不是十天半月可以打下时,就自认为是客将,没有长久坚持的信念。祖宽的士兵在刚过河以后就一哄而逃,象升再三鼓励,他们才接受命令。到了党子口就又停下不走了。

但到了对后金时却逗留不前:十一年(1638)冬天,朝廷传令祖宽率兵增援京师郊区。等山东告急时,祖宽逗留不前。第二年正月,济南失守,祖宽被落职逮捕,因为失陷领土的罪行,最后被杀掉了。

这样的人怎么能称为勇将呢?!家丁私兵就是这样的德行,专捏软柿子欺软怕硬,专打弱鸡敌人好捞取军功,遇见强敌就懦弱不前保存实力,爱抗命需要像对待大爷一样哄又军纪不佳,自然也不讨文官喜欢。

其实包括袁崇焕所谓整顿关宁,私家军也照样存在,其德行也未变过。在其跟班旗鼓官周文郁在己巳之变的贴身见闻《辽西入卫纪》中记载:

“二十日早,报奴大队分六股西来,公传令开营迎敌。先遣都司戴承恩择战地于广渠门,余随行间。公令余回,余不从。公又曰:“我有奏书二通,子可速回,为我料理。”且嘱勿再来。余还寺,即将奏疏阅发,遂披甲跃马,仍驰军前。而公正在布阵,其祖帅正兵镇南面,副将王承等列西北,公与余扎正西,阙东面以待敌。

拥众直突东南角,我兵奋力殊死战奴,奴奔北,见前处有承等兵,方立马无措,若承等合力向前,则奴已大创,不意承等徙阵南避,翻致奴众复回,径闯西面。一贼抡刀砍值公,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公或免。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得南面大兵复合,贼始却。我兵亦倍奋砍杀,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贼至运河边。贼忙迫拥渡,冰陷,淹没者无数。此一战也,自午至酉,麋战三时,杀贼千计,内伤东奴伪六王子,及西虏名酋都令。我兵亦伤亡数百。

盖九边尚首虏,每以争割首级误事。公深鉴陋规,于未战之先,与诸将士约,惟尽歼为期,不许割级,故将士得一意剿杀,以获此胜。是晚收兵,直至二鼓方毕。”

袁巴图鲁布阵为王承胤在北、祖大寿在南为前抵挡,袁自率一队在西居后,以品字型相机夹击后金。自古几乎没有人少夹击人多,更何况如果敌人是十倍以上,所以什么九千破十万的神话该洗洗睡了。结果王承胤一触即溃,反倒扰乱了袁小队的阵脚,由此减轻了后金的战损,引得周文郁愤愤不平——“若承等合力向前,则奴已大创”。而战后王承胤也未受到任何处罚!!!

家丁私兵的存在,进一步加剧军队腐败,吃空饷、冒功无处不在。在蒋臣《无他技堂遗稿》中记载了一段吴襄和崇祯的对话:

“崇祯甲申三月壬寅。捡括中外诸臣输助甚迫。先是蓟督王永吉密议弃关外四城。而以吴三桂兵入卫。阁臣犹豫四五月久不能决。于是上以左府起其父废帅吴襄至延入阁大计。襄对曰。臣父子世守此土。惟以不能恢剿负国。万死不足赎罪。岂敢更言弃地。上慰之曰。非弃也。凡事须权缓急。此时寇急于边。卿但度卿子果能办贼否耳。襄对曰。但恐逆闯不亲来。来则保为陛下尽歼之。

上曰。贼至百万。卿何言之易耶。襄对曰。逆闯自猖獗以来。敢肆行无忌者未见大敌耳。上曰。何为未见大敌。对曰。从来抚镇失策。兵或数万或数千辄轻责以战。如以肉餧餒虎耳。惟左镇曾一为所挫。然胜负颇相当。左帅所统多是降贼。伎俩固相当也。孙传庭之败以五万人。然秦人安能杀贼。非贼之宗党即其姻亲。此适足以资之。以臣策之。贼虽百万亦自虚声。计其先后所合五营诸贼及官军之溃屈者。实不过三十余万止耳。今已破楚据秦蹂豫入晋远历诸边。老本精贼死伤亦已过半。又所至不能无留兵。留兵则其势已分。全师尽出不过十万。十万之众堪战者不过万余人耳。

上问曰。卿子精兵几何。对曰。臣子所统号称六万。圣明在上臣岂敢面欺。实亦不过三万。上问曰。三万皆堪战否。对曰。三万若皆堪战荡平不至今矣。★★其堪战者亦仅铁骑三千耳★★。然此三千人者。臣皆以子畜之,臣子皆以兄弟遇之。以之御贼一当百也。故曰保为陛下尽歼之。然陛下不憂臣子不能杀贼。臣但憂饷不继耳。

于是上色喜然惊问曰。卿言兵至三万费饷几何。襄对曰。国家正当匮诎之际。臣岂敢望多。然少亦须百万。必不得已亦须凑至七十万乃可。上屈指计良久。蹙然曰。何遽费至此。襄对曰。战士皆旧有室家地土。一旦令其内徙。安可使之室家不完。而遽责以杀贼也。且旧饷缺至十四个月。可不为之设法补足乎。四城遗民尚六十余万。丁壮亦十五六万。可尽弃以资敌乎。止言百万尚是勉强之语。尚不知费臣子几何筹画也。上佇思良久深然其语。”

吴襄答到,我儿(吴三桂)所统之兵号称六万,不过才三万,真正能战的才三千,这三千要饷百万!说白了,这三千私军不仅要朝廷大粮大饷的供着,每人还是个小地主都有家室土地!光靠朝廷俸禄,哪个将门养得起这么多的私兵,所以得拼命捞不说,这些私兵也个个都是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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