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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研究大家陶敏教授在接受学生吴广平访谈时，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其间还回忆到两次去南京的趣事，并指示学生应该如何读书、善于怀疑等。 陶敏先生 学生记者：看您的论著目录，绝大部分是关于唐代文学史料考证的，请问，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研究方向呢？ 陶敏：1978年，我离开劳动生活了二十年的东北，回到湘潭师专任教，已年近不惑，业务荒疏，除了要尽快适应教学工作外，还面临着科研方向的选择问题。二十年的右派生涯极大地改变了我的性格，理论思维已不活跃，只好把自小喜爱的古典文学作为科研的主攻方向。学校僻处湘中，讯息不灵，资料匮乏，宋元以后文献多而难见，先秦文献易得却难有突破，只有唐代文献既易得到，又不断有新的史料发现，而集部的研究整理，正是清代朴学最薄弱的一环，唐代中小作家的研究，实际上还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所以，我决定就性之所近和力之所及在这方面做点事情。这样一来，我和唐代文学史料的考据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说得冠冕堂皇一点，就是“扬长避短”的结果吧。 学生记者：唐代文学史料也是一个大题目，刚从事这个工作时，您是从何着手的呢？ 陶敏：一个人做事不能好高骛远，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量力而行。你还记得张海迪利用商品上的英文说明学英语的事迹吗？我的情况和她大同小异。当时，学校的图书馆有一部文革中排印的《刘禹锡集》、一部影印的刘禹锡《中山集》、一部《刘梦得文集》，而刘禹锡集又是未经前人整理的，于是我就利用这几本书开始研究刘禹锡。整整五年，四易其稿，我终于完成了一部六十余万字的《刘禹锡诗编年笺注》。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全六册） 学生记者：听说您这部书稿迟迟未能出版，难道您还认为当时所选择的突破口是正确的吗？ 也是通过笺注刘诗，我才了解到：《全唐诗》乃至全部唐代文学实在是一个整体，各个诗人、各种文献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任何一首唐诗，不但是研究作者本人的重要资料，更是研究其他诗人的重要资料；由于唐诗在当时和后代都拥有一个广大的读者群，并以多种形式广泛传播，这就使有关唐诗的史料不但广泛地存在于几乎所有的文学与非文学的文献中，而且在流传过程中也就会发生种种令人意想不到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一首诗可以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作者，十几个诗人的作品可以汇聚在某一人名下，或合二人为一人，或分一人为二人，好事者可以写诗而托名于他人，逐利者可以伪造唐人的诗集。至于诗篇的遗佚、文字的讹夺，就更是屡见不鲜。 于是，我的研究视野逐渐扩大到全部唐诗文献整理以及作家作品的考订，曾撰写《唐人行第录正补》《陈陶考》《全唐诗续补遗辨证》《全唐诗、全唐诗外编佚诗抄存》等一系列论文，并且决定把《全唐诗》作为下一步研究的对象。 《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陶敏著 当时，人们开始提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问题，流行的看法是，只有高度概括的理论性研究才是宏观研究，而具体作家作品的考证只能是微观。我觉得，微观与宏观只是相对而言的。文献史料的研究同样有自己的宏观与微观。如果没有对唐代历史和人物的全面掌握，没有对于唐代文献及其形成流变过程的宏观了解，把眼光局限于一家一集，就很难取得研究的突破，甚至会做出与事实相违的判断。 所以，当我开始研究《全唐诗》时，曾不自量力地确定了如下目标：考察唐代全部诗人的事迹，作《全唐诗作者小传正补》；考证《全唐诗》中全部人名，作《全唐诗人名考证》及《人名索引》；考察《全唐诗》中几千首重出诗和误收诗，作《全唐诗重出误收诗考》；收集《全唐诗》的佚诗，作《全唐诗补辑》，等等。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必为了个别问题去遍阅前代典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而且，考订诗人事迹可以给诗歌作准确系年，甄辨重出诗与伪诗可以确定史料的可靠程度，有助于准确考出诗中人名，而人名的考知又有助于诗人事迹的研究和诗歌的系年与辨伪。 八十年代末，我终于完成了《全唐诗人名考证》一书，当时国内出版了一部几乎同名的《全唐诗人名考》，但我这部近百万字的书稿仍能获得出版，得到国内著名学者 “力破陈说”， “后出而转精”的评价，被称为“《全唐诗》研究最突出的成果”，就和我的工作做得较为细致扎实有关。 我在其他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没有白费力气，后来，我能比较轻松地完成《唐才子传校笺补正》《初盛唐文学编年史》和《中唐文学编年史》的编写工作，并写出《全唐诗殷尧藩集考辨》《晚唐诗人周繇及其作品考辨》《全唐诗牟融集证伪》等数十篇文字，莫不得力于此。 学生记者：看来，将宏观的研究和微观的研究结合起来，是您研究的一大特色了…… 陶敏：是的。此外，我的研究受清代乾嘉学派和近现代学者的影响也很大。文献考据工作，必须严格遵守前人所确立的一系列的原则和规范，如无证不立，孤证不为定说，不隐匿反证，不曲解证据，等等。归结到一点，就是一切要有证据，切忌主观推论，因为“据理推断之法，最易致误”（吕思勉《史籍与史学》）。文史考据和所有科学研究一样，必须求新，但切忌猎奇穿凿，标新立异。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有无坚实确凿的证据。在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要另立新说，就只能凿空臆说，孤证强说或曲解史料。 我写文章，一般来说都要有自己的新见，而且是在既有确切的证据，又尽可能弄清事情的端委后才着手。我写过一篇叫《全唐诗殷尧藩集考辨》的文章，不过七千来字，却经过好几年的酝酿。开始，我读殷尧藩诗，觉得这些诗不像是唐人的作品，也找到一些证据，但一直没有动笔。几年之后，我在宋人王柏《鲁斋王文宪公集》、元人萨都剌《雁门集》、明人史谨《独醉亭集》、吴伯宗《荣进集》中找到了这些诗的真正作者，这才整理成文。 又如，李白有一首《送贺监归四明应制》的七律，写得很平庸，不像李白作品。后来在《全唐诗》中读到了唐玄宗、李林甫两首送贺知章归越的五言律诗，证实了我的怀疑。因为，皇帝做了一首五律送人，臣下不应该反做一首七律来应和，何况李白素来不喜欢用七律的形式。后来，我看到了北宋孔延之编的《会稽掇英总集》中 “送贺知章还乡诗卷”，了解到该卷中写五言诗送行的二十多人都是唐玄宗时人，而卷中的几首七律却是晚唐王铎、严都、姚鹄等人的作品，这些诗和所谓李白诗用韵或韵脚完全相同，说明托名李白的诗也应当是晚唐人拟题唱和之作。我又进一步考察李白其他的作品，发现他另一首七绝《送贺宾客归越》在敦煌唐人写本中作《阴盘驿送贺监归越》，而阴盘驿的地理位置在京兆府昭应县东，说明长乐坡送贺知章归越时李白不在长安，不可能应制作诗。正反各方面的证据都已齐备，我这才写成《李白送贺监归四明应制诗为伪作》一文。 至于在史料的运用方面，我是不拘一格的，四部典籍之外，地方志、姓氏书、佛藏、道藏中的史料都加搜集，近代出土的唐代墓志，采用得更多，这就是受了王国维先生“二重考据法”的影响。 学生记者：您的谈话，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不过，您涉及的面既然如此广泛，那么，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您是怎样搜集资料的呢？ 陶敏：我搜集资料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充分利用能见到的资料，学校图书馆藏的古籍书虽然不是很多，但我几乎都浏览过，对这些书，我比管理人员还要熟悉，所以能够充分利用；二是广交学术界的朋友，争取他们的帮助；三是充分利用外出的机会。记得八三年暑假我第一次到南京，但在陪太太瞻仰了中山陵后，就买了一张导游图，请她自己观光，我一头钻进了南京图书馆。八六年去南京开会，参加开幕式外，会议的七天时间我都泡在了图书馆里，许多书就是在那里看的。 南京图书馆 学生记者：现在，许多青年人想多读一点书，但往往不知道读什么书，怎样去读书，您能谈谈您在这方面的体会吗？ 陶敏：说到读书，我以为首先要读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书，没有兴趣，一切都无从谈起。但一个专业的书也很多，这就首先要熟悉专业的基本典籍，关于这方面，你不妨去请教本专业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开设《晋至唐史》这门选修课时，曾开过一个“最低限度必读书目”，并且说：“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新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 此外，如果要进行研究，还必须广泛阅读与专业有关的其他书籍。中国古代历来有文史不分的研究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比如说研究古代文学吧，缺乏历史、宗教、天文、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对于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理解往往很难透彻深入。 当然，其他的书也不妨读一些，但不宜作为重点。说起来，你也许不大相信，谭嗣同诗里提到兰州一个王府的旧邸，我还是首先在梁羽生先生的大著中看到后才查到的。“书到用时方恨少”，知识什么时候都不嫌多。“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做学问也是一样。 至如如何读书，在我看，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读书时不妨将书分为两类，一类是精读甚至是要背诵的，另一类是一般了解必要时再去查阅的。要研究的书读的越细越好，前人往往称赞某人能从书本的夹缝中发现问题，就是说他读书细。有的书，只要大体了解其内容就可以了，需要时可以再去查找。 国家图书馆的读者 其次，读书要善于怀疑，没有怀疑就谈不上研究。这除了要求读书细致，有较为广泛的、多方面的知识以外，还要有怀疑精神。不要以为前人说的都是对的，也不要以为权威说的都是对的。当然，怀疑要有根据，但如果你没有敢于怀疑的勇气，就不能发现任何问题，更谈不上去找根据了。 再次，读书（听课也是一样）不仅要了解或接受书本中的现成结论，更重要的是学习其中治学的方法，学习它如何提出问题，如何搜集材料，如何进行论证。我从事唐代文学史料考证，大量利用了新出土的石刻，这就受了王国维、岑仲勉等先生的启发。 学生记者：您长期从事史料考证工作，难道不觉得枯燥吗？ 陶敏：是的，我的工作看起来好像很枯燥。但是，当我发现了一条新材料，想通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当我发现有的唐人诗集居然是明朝人所伪造，其快乐实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尽管二者意义不能相提并论。人生一世，总要为后人留下点什么，我觉得，有些事情，我做过之后，后人不必再为它去伤脑筋了。过去的人读书为了升官发财，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却认为“书中自有无穷趣”。这一点，局外人是很难理解的，这也就是如俗语所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吧。但要用《庄子》的话说，“夏虫不可以语于冰”，那就很难听，带点骂人的味道了。 学生记者：谢谢您为我们说了这些，您还有什么话要我们转告同学们的吗？ 陶敏：我是搞史料考据工作的，但这毕竟只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的基础性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主观的条件，我只能专力于此，所以不可能达到很高的层次，更没有能力把它和理论的构建、规律的探讨结合起来。所以，我希望有志于古代文史研究的同学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史料考据工作中，但是，却必须具有作史料考据工作的基本知识与能力，因为这是使研究工作达到更高水平的基本前提和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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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星河岁月 > 《读书藏书，书人书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