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某一派不是说用药只用这一类，比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属于寒凉派，但他并非不用热药，而是根据病人常易罹患的疾病，辨证后偏重选择寒凉药。 再者，医生用药有不同的偏向正是辨证的一种体现。中医辨证除了症状、病机辨证，还有著名的“三因制宜”的原则，即因人、因地、因时，根据人的体质、性别、年龄等的不同，以及所处季节、地理环境，以制定适宜的治疗方法。比如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序言中提到，“余宗族素多，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正是因当时伤寒致病为多，所以才有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主要论述伤寒病（当然，此伤寒与现代西医所说的伤寒并不是一个）。  再比如金元时期的四大著名医家，刘完素善用寒凉，被称为寒凉派代表；张从正善攻下，被称为攻下派代表；李杲主张顾护脾胃，被称为补土派代表；朱震亨善滋阴，被称为滋阴派。他们的不同思想正是“三因制宜”原则的体现。 刘完素生于河间地区，当时正值金人进攻中原之际，河间是主要战场之一，因为天灾人祸，所以疫病蔓延，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认为疾病多是火热而起，所以治疗多用寒凉药，这正是基于当时的背景、所处地域而提出的思想。 张从正所处时期，与现在较为相似，嗜补之习较盛，不论疾病虚实，滥用温补药，以致于邪气稽留，在此背景下，他提出了攻下的思想，发展和丰富了“汗、吐、下”法。  李杲所处时期民族矛盾尖锐，恐惧忧伤，饥肠劳顿，每每损伤脾胃，因而内伤病变颇多，所以李杲在观察到这一现象后，基于脾胃为人体后天之本的理论，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病注意顾护脾胃，多采用“调理脾胃”“升举清阳”的治法。 朱震亨生于江南，当地气候湿润，湿热相火病较多，一般人死守《和剂局方》温燥之品，效果多不明显，而朱震亨在临证时根据当地气候特点，提出了滋阴降火之法，治疗多效验。 中医派别的产生多是在当时所处人文与自然背景、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的基础上，根据人们所易罹患疾病的不同，医生选择性运用不同的药物，从而被后世归纳为某一派别，而这也正是辨证的体现。 编辑 |曼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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