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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2017月4月，重庆市某县人民法院审理陈某1等人诈骗案。公诉机关指控，陈某1、黄某1制定了电信诈骗犯罪方法，随后成立了公司，租赁了房屋，购买了一批公民个人信息，招募了陈某2、黄某2、陈某3等人拨打电话，通过冒充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卫生部门、社保部门、医院、银行官员和员工的身份，谎称帮助被害人办理高额医保卡，向被害人邮寄没有医疗价值的“保健品”，并由快递公司代收货款，骗取被害人资金数百万。陈某1、黄某1与员工约定，按照骗取金额的10%-20%不等的标准给每人发提成。陈某2、黄某2等人获利数万元不等。为便于统计提成，员工每次骗钱成功，都会在发货单签下自己冒充的人名。 被告人陈某1等人对罪名及参与犯罪的事实均无异议。
二、主要问题 如何认定每名员工的诈骗金额？如果已经按照其参与的金额认定诈骗金额，是否还可将其认定为从犯？
三、主要意见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件，所以在审判过程中，法院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按照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快递公司单据、快递公司收款账户交易明细、该公司收款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来确定全公司的诈骗金额，以及每名被害人的被骗金额。 主要意见：通过交易明细、快递单据等证据确定了每名被害人的被骗金额后，再按照该被害人对应的“领导”姓名确定诈骗员工，进而计算员工的诈骗金额，区分主从犯。
四、辩护意见 在共同犯罪中，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地位与作用来区分主从犯。如，公司老板是提议者、预谋者、指挥者，员工是听从者。公司老板出资提供犯罪场所与工具，员工并不提供。公司老板有针对性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员工打电话时使用。公司老板教授犯罪方法，员工执行。公司老板获利较高，员工获得10-20%不等。员工还需要执行公司的规章制度，服从管理。虽然在每笔诈骗活动中，员工都是打电话直接实施诈骗的那个人，但这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诈骗的完成离不开多个环节的配合，而其他环节都是由公司老板指挥完成的，因此公司老板与员工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差异明显，可以区分主从犯。 当然，每个案件有其特殊性，并不完全相同，必须结合具体案情，查阅案卷材料，听取被告人意见，参加法庭调查之后，才能对每个案件作出清晰的认知。即使同样是诈骗案件，也不一定使用完全相同的诈骗方法。笔者经手的多起公司型电信诈骗案件，公安机关都会收集到公司的账本、后台系统等证据，作为认定每名被告人犯罪金额的证据。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公司并没有任何记账。所以，一审法院只能根据“领导姓名”这一贯穿于被害人、被告人、发货单据的特征，来确定犯罪金额。
五、辩护结果 最终，一审法院采纳了我们的辩护观点，按照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的标准，认定员工陈某2的犯罪金额，且将其认定为从犯，予以从宽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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