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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虺，姓任，又叫莱朱，又名中垒，是奚仲的第十二世孙，继奚仲之后又一位有为的薛国国君，成汤时期的名臣。 《左传·定公元年》记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可知仲虺为奚仲之后。薛，在今山东省滕县南四十里。 仲虺的老祖宗奚仲是东夷薛国人，任姓，薛国开基始祖，故里在今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是马车的创建者（一说马车的荣誉创建者是轩辕黄帝），祖孙三代（父亲番禺、儿子吉光）都是交通工具的发明家。 《滕县志》记载：“当夏禹之时封为薛，为禹掌车服大夫。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以木为车盖仍缵车正旧职，故后人亦称奚仲造车。”奚仲因造车有功，被夏王禹封为“车服大夫”（也称“车正”），过世后被百姓奉为车神，后人在千山头修建了奚公祠常年祭拜，以求出行平安，今有“祭拜奚仲，平安出行”的民谚流传。 仲虺与伊尹一左一右辅佐成汤灭夏，建立殷商王朝并治理天下，成为一代名相。据说仲虺出生时雷声虺虺，闪电如蛇，大雨倾盆，解了当地多年的的旱灾。古时候形容雷鸣声为“虺虺”，虺也是蛇的代称，因为下雨时闪电就像一条条长蛇飞舞，向来崇鬼拜神的父亲给儿子起名叫“虺”，并给他以赤蛇纹身。因这孩子排行老二，所以叫任仲虺。 仲虺二十四岁时继承了薛国国君之位，是一位极具才华与政治远见的领袖型人物。居薛国期间，他带领薛地民众，改进生产工具，号召各个村落在低洼地带打井取水，蓄水灌溉，发展农耕，政绩颇佳，声名远播。 仲虺还倡导人们饲养牲畜，大力扶持畜牧业。他设立农官，教人民用庄稼的秸秆饲养牲畜，用牲畜的粪便，兼以焚烧秸秆作为混合肥料，来提高土地的肥力，若干年后，人们以化肥代替了有机肥，仲虺理所当然也成了有机肥的古代专利持有人。 讲求实效擅长发明创造的仲虺非常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当时，铜器制造业、手工艺品制造业、皮革、酿酒、养蚕、织帛等都有了一定规模。殷商后期，各行各业呈现爆发式增长，归功于仲虺主政殷商时的一体化顶层设计。 在仲虺的带领下，薛国成为一个实力较为强大的诸侯国。此时的宗主国夏王朝已是江河日下，奄奄一息。志向远大的仲虺高瞻远瞩，综合比较衡量各诸侯国的国力，觉得薛国一家不足以干大事儿，能干大事的只有商国成汤，便辞去国君职务，不远千里来到商都，也不计较薪资待遇和职级职称，被成汤聘为左丞相，欣然加入成汤灭夏的行列中，跟奴隶出身的伊尹精诚合作，分任成汤的左、右相，辅佐成汤完成推翻夏朝的大业。 身为成汤的左相，仲虺在殷商朝政治生活中偶尔居于主导地位，起草了大量高水平的规章制度文件（卜辞格式，甲骨文版）。《尚书·序》中提到“仲虺作诰”，这些文件东汉时已亡佚。 《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述仲虺的治国之道：“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这里的“国之利”，即《左传·宣公十二年》仲虺所云“取乱、侮亡、兼弱也”。《尚书·仲虺之诰》云：“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墨子·非命上》云：“仲虺之告曰：我闻于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左传·襄公三十年》里另有《仲虺之志》篇记载“乱者取之，亡者悔之”。可见仲虺在政治上也有一套理论，谓之“术”，与伊尹的“道”互补，双双取长补短。伊尹的“道”偏重于道德伦理建设和宏大叙事，钟虺的“术”偏重于技术操作层面和专家治国。此两套治国理政思路本无冲突，结合得好，全国上下就能步调一致，相向而行；结合得不好，兼杂人事纠缠，各级官民就容易互生龃龉，无所适从，以致于窝里斗。从成汤、伊尹、钟虺这“三驾马车”主政时期的殷商政局来看，二者结合得不错。 成汤把夏桀的政权打垮之后，夏桀逃到了一个叫南巢的偏远地方。尽管给旧主子夏桀留了一条生路，成汤还是感到不安和愧疚，忧思难忘的他担心后世有人私底下嚼舌头，指责他的失德之举，比如以小欺大，以下犯上，把天子都流放了。就在成汤没完没了自责之际，于心不忍的仲虺写下了《汤诰》这篇诰词，其中心思想就是宽慰成汤：你毋须自责，你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因为你做的是正大光明的事情。 在《汤诰》中，仲虺首先从政治哲学的层面论证了成汤打垮夏桀的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他说，假如没有君主，民众就会为所欲为，就会无法无天，横生祸乱，所以，确保君主的权威是必需的，上天为此安排了德威并重的圣王来治理民众，防止人祸。为人昏乱的夏桀不是上天安排的圣王，不符合圣王的条件，不能体恤民众疾苦，治下的民众水深火热，随时都面临灭顶之灾，不是夏桀的能力水平问题，而是上天要让他灭亡，必先让他先疯狂。 说到这里，钟虺给成汤大王划重点：在这种情况下，仁德宽厚的上天赋予您智慧与勇气，是要让您救民于水火，成为民众的依靠，这是上天安排给您的使命。 接下来，仲虺又铺天盖地兜头兜脸地安慰成汤：夏桀的罪，在于伪造天命，假借天子的名义虐待民众。尤为可恶的是，这厮居然把自己的恶行跟上天绑在一起，让上天给他背锅。忍无可忍的上天嫌弃他为政不善，才把治理天下的重任托付给您。从前，商国立于夏朝，就像良苗生于莠草之间，虽不乏圣贤，却没有权势，没有话语权，因而没有得到多数人的依附，现在就不同了，您已经是老大了，成功人士了，说话好使了。您不近声色，不爱财利，把那么重要的官职交给德高望重之人（此处仲虺似乎暗指自己和伊尹），把最高的奖赏颁给劳苦功高之人（此处仲虺明摆着暗指自己），您的宽厚仁慈渐渐昭明于天下。因而，从征伐葛伯开始，您东征，则西夷埋怨您不顾他们；您南征，则北狄埋怨您不顾他们——都埋怨您把他们放在后面了呢，抱怨您不顾他们的死活呢。他们都盼望您早日降临，如久旱之盼云霓，如罪人之盼福音。 仲虺的整篇诰词义正辞严，直压后来被奉为帝王心术典范的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和小鸡肚肠式的《厚黑学》。仲虺用这篇文章讲了两个主题：一是论证成汤灭夏的必然性，以解开成汤自责自扰的心结，二是阐述了一套普遍性的政治原则。 为了加强论证效果，仲虺还使用了一些修辞手法，显得文采飞扬，气势博大。文献中虽没有“天子大喜”、“龙颜大悦”之类的颂词，但显然效果是达到了。仲虺一方面是借此表现自己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智慧，另一方面不乏“驯服天子”的隐秘意图。他在字里行间再三强调，天子应当依赖贤人，而他自己责无旁贷就是天子身边的贤人，没有之一；因而，自己有资格充任“王者之师”、“帝王之师”，有资格更多地参与新政权的核心决策。 有史家注意到，钟虺的整篇诰词里没有半个字提到伊尹，这是意味深长的。不知习惯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伊尹读到这篇文章作何感想，史书也无一字记载。 也有人认为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这篇诰词其实就是成汤授意的，仲虺只是一个枪手，执行编剧，成汤定调子，钟虺具体干活儿，不擅歌功颂德之术的伊尹自然被排除在写作班子之外。 《汤诰》开头即言明，我仲虺写这篇诰词是因由大王灭夏之后的愧疚和不安。作为大王最信任最倚重的特别助理，我仲虺有责任有义务澄清外界的谣言，还事实以真相。 话说回来，初登大宝的成汤怎么会为此事不安呢？他真有这等“妇人之仁”，怎么可能成就灭夏大业？《汤誓》篇中，在征伐夏桀的前夕，成汤自己就为灭夏进行了排山倒海式的论证，占据了舆论上风，掌握了话语权。鸣条之战，一举灭夏。对成汤来说，取代夏朝的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问题在理论上、在心理上早就解决了。因此，成汤内心不安之说，八成是成汤与仲虺密谋的结果，为了堵住某些竞争者和不服从成汤领导地位的诸侯同行的嘴，也意在警告那些潜在的效仿者和篡位者：想取代我成汤的位置？没门儿，先拿镜子好好照照自己。 情况也许是这样的：成汤灭夏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指责成汤的不雅言论，一时占主导的舆论很可能就是批判成汤的篡位行为。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成汤与仲虺策划了这份葵花点穴手般的危机公关方案。 整部剧情是这样的： 上半场，仲虺先安排群众演员和身边工作人员放出风去，就说成汤驱逐夏桀之后，自己惭愧不安，吃不香睡不下，瘦掉了几十斤肉；以这样的姿态顺应舆论，以博取群众的理解和同情。成汤的公众形象不再是一个耀武扬威的征服者，反而是一个谦恭自省、知错就改的好人：他内心不安，不断自责，羞愧难当，经受着难以解脱的心理煎熬，对于前朝的列祖列宗和遗老遗少还是很怀念很照顾的。这就给那些捕风捉影的批判者提供了一个自我下台阶的理由：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是哪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事人都感到自己错了，大错已经铸成，时光不能倒流，你们大家就不再穷追不舍了吧。 下半场，仲虺本人闪亮登场，代表群臣、代表诸侯，也代表广大群众，宽慰成汤，让成汤走出自责的阴影，担当起建设新王朝的领导重任。为转移舆论的注意力，仲虺的论证重心还不能停留在“驱逐夏桀”上——因为这会越描越黑，而是要把论证的重心放在“成汤作为救世主”这个既成事实上：早就该轮到成汤来领导天下了，夏桀德不配位，下台是迟早的事儿，不是成汤也是高汤、蔡汤或别的什么人；四海之内，人们望眼欲穿地期待成汤，埋怨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害得大家伙儿多受了那么多的罪，等等。 除此之外，仲虺在后半部分阐述的为政之道，应该也是他们君臣俩共同研究做出的决议，旨在通过面向未来、前瞻性的政治建设，引导公众一切向前看，不要再去纠缠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 事实证明：相对于伊尹的埋头苦干，直言不讳，仲虺的政绩和水平能力虽然比伊尹差了点，揣摩圣意、歌颂伟大领袖的功夫却是伊尹远远不及的。纵观古今，凡是圣德天子，身边都有伊尹和仲虺这样的哼哈二将式左膀右臂。皇帝老子也是人啊，是人总喜欢听好话软话漂亮话奉承话，干活归干活，该歌颂领导的还是要歌颂，伊尹和仲虺的表现值得为当今职场的高层白领们深思。 如果说《汤誓》是一篇铿锵有力的战斗檄文，那么《汤诰》就是一篇鞭辟入里的心理学专著，仲虺先生不愧于中国第一个心理咨询大师，策划业界的鼻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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