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之“作”

唐朝的文人，大都活得比较自在。所以，李白才会让高力士给他脱靴子，且能“天子呼来不上船”；白居易才会调侃“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段成式才放着闲官不做，回家写那些盛世背后奇奇怪怪的人与事；高适也才能想归隐了，不打招呼就走，想做事了，马上又出来当官……这一切仰仗的都是彼时大唐高度的物质文明与文化自信。正因其自信，大唐才会以博大的胸怀包容天下知识精英。而且这种包容往往还是全方位的，因此，大唐的历史天空才出现了群星璀璨的辉煌景象。

　　能与唐相提并论的唯有宋。两宋同样是大家辈出，文化、艺术极为繁荣鼎盛的时代。宋是奉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赵匡胤兵变篡位起家，依后周柴氏视角，他乃败坏政治伦理之乱臣贼子。老赵深知给他黄袍加身的那些武将，随时也能把黄袍披在他人身上。于是，他首先做的便是“杯酒释兵权”，摆明了抑武扬文的立场。两宋于不同时期推出了一系列优待文人的措施，包括大量增加科举考试登科名额及提高文人待遇。当时的太学，每位太学生都有餐补，且每有新君登基，餐补标准都会提升。

　　叶梦得于两宋四朝为官，见多识广，学识渊博。其《避暑录话》记载，赵匡胤曾立碑于太庙密室，后世君主祭祀及新皇即位，均须恭读碑文：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对文人不加田赋之税。当年范仲淹就曾多次赞叹大宋开国以来就没有杀过大臣，是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德。

　　然自唐宋后，文人的好日子就基本过完了，接踵而来的多是坏日子。元明清三朝，文人要么脑袋搬家，要么脊梁打断，剩下的只能做个犬儒苟活着，依靠写点颂圣诗文来讨赏过日子。其实犬儒这词儿就是于唐宋后流行开的。而读书人也蜕变成只为功名利禄、光宗耀祖而读书，成为依附于皇权的寄生阶层。结党营私，奢靡腐败，权谋术、厚黑术渐至高峰。

　　如明万历前十年，首辅张居正独揽大权。万历十年（1582年）二月张居正病重，消息一经传开，从官府到民间立马掀起为他祈福的高潮。一时间，官衙工作瘫痪，官员们争着跑到道观寺庙用公款为张居正做法事，祈祷他老人家健康长寿。除此之外，官员们还用公款雇文人写祝词。彼时汤显祖就曾在文章中提到，张居正病重期间，有京城文人靠代笔写祝词，月余竟赚白银三千两，令人瞠目结舌。

　　而在张居正失势被清算期间，大量依附张的人对其反咬一口，安在张居正身上的罪名更荒唐可笑。御史杨四知就指责张居正欲趁皇长子诞生之机加九锡，仿效曹操篡权。他还说张骄奢淫逸，家里有银盆三百多个，每次吃饭都要打碎玉碗几百个。他的奏折连皇帝朱翊钧都看不下去。皇帝看后，下诏说：你们这些言官，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你们一句话都不敢说。现在他倒了，一个个却胡说八道。这些所谓“言官”，哪一个不是文人出身？

　　明清萨尔浒大战，努尔哈赤崛起，明局势岌岌可危，而有能力为明力挽狂澜的，非辽东经略熊廷弼莫属。萨尔浒战后熊临危受命，严惩败兵整顿军备，又选拔精锐组建兵团，对努尔哈赤进行反击。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他更亲自率兵击退努尔哈赤进犯，辽东战局转危为安。但熊廷弼千不该万不该得罪了文人团体“东林党”。随着万历皇帝驾崩，东林党遂成为揭批熊廷弼的“急先锋”——先弹劾熊廷弼去职，后捧上东林党人袁应泰接班；哪怕袁丢了沈阳，被迫令熊廷弼复出，又不依不饶扶持王化贞，继续与熊对着干，直到辽阳沦陷，宁远以东，国土尽丧。

　　天启年阉党魏忠贤当权，清算东林党，一批被东林党排斥的文人马上依附过来。整东林党人最起劲的就属阮大铖等几个文人。那时于这些文人而言，就是大明亡了，也得把与己对立的文人踩于脚下。以至于清兵围南京城，城内弘光朝廷的两拨文人还在为某个名分高低争得你死我活。如此斗来斗去，明不亡已无天理。

　　所以说，文人有没有好日子过，固然有明君暴君、盛世乱世的外部因素，但文人的坏日子里却难说就没有自己“作”出来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