躯体心理疗法：我们的躯体更需要人关注

 “躯体心理疗法”是诸多“人道疗法”（Humanistis-chen Therapie）当中的一种。它的最先倡导者是德国作家兼心理学家爱丽丝·米勒。
      爱丽丝·米勒最早是从事精神分析治疗的。通过漫长和痛苦的反思之后，她终于看到，精神分析疗法并不能使治疗者接近患者的真正感情。爱丽丝·米勒在谈到精神分析治疗的局限性时说：
      “我发现我曾经是一个受虐的孩子，从生命的一开始就只能唯父母的要求和感情是从，根本没有机会感受到自我。这一发现使我感到十分意外。我当时发现这种无助的状态，向我显示了使我一生远离实际的抑制力量，同时也显示了精神分析的无能，它的误导理论凝固了这种抑制。我在实习时曾经参与了两次实习性分析，为我做心理分析的医师却没有能够改变我确认有一个幸福童年的观点。”
      爱丽丝·米勒发现，精神分析疗法，如自由联想，增强了“维护感情的智能反抗”。患者虽然在谈论自己的感情，但却没有感觉，这是极其错误的，因为最重要的是那种源于自我躯体的强烈感觉，这种感觉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它会一下子冲垮你原有错误的东西。而精神分析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精神分析正是钻入了精神分析的僵直的框架，扮演着专权的父母的角色，同样和实在的父母一样，无法接触到患者真正的情感。爱丽丝·米勒甚至认为，精神分析是童年梦魇经历的继续，它无法使人从病态的情感中得到解脱。她认为，经典意义上的精神分析是一种让头脑超载的方法，这种疗法对许多人都是不适用的。心理治疗应将躯体纳入关注之中，而不仅仅是关注意识。爱丽丝·米勒提出“躯体是精神的居所，关注躯体便是关注精神”的新观点，对躯体疗法的形成和发展非常重要。
      最先响应并将爱丽丝·米勒“关注躯体”的观点付诸实践的是心理分析师蒂尔曼·黄泽（Tilmann Moser）。他发现，一定形式的对躯体的关注会引起患者特殊的反应，这种反应会使患者产生一种全新的体验和感觉，而精神分析从来都不会使患者产生这种感觉和体验。莫泽认为，躯体疗法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抑郁症患者摆脱退缩心理，重新获得他们早年失去的温馨。精神抑郁症患者很早就学会了不去关注自己的感情需要，出于害怕失去爱和被拒绝，他们逐渐学会适应别人的好恶，而将自己的需求深深地埋在心里。对他们来说，重新去体验被隐藏起来的情感是很困难的事。仅仅靠语言诱导常常达不到目的。此时，治疗者就需要拿出更具体的关注——去触动他们精神的居所——躯体。
      “躯体疗法”的基本要求是这样的
      一、先充分了解患者，掌握他们压抑了自己哪些真实的需求。不要用语言将你了解到的东西告诉患者，而是为下一步治疗做准备。
      二、选择恰当的躯体的一部分，用恰当的方式加以关注。在关注时要注意患者的情绪反应，并加以记录。
      三、要注意温馨气象的营造，当气氛达不到要求时，尽量不要急于实施治疗。
      临床实践证明，躯体疗法对于治疗某些精神抑郁症和抑郁型人格障碍非常有效。有人认为，这种疗法对于瘾症也有一定疗效。
治疗案例
      33岁的刘女士是一名精神抑郁症患者，她患抑郁症已经有15年了。由于长期患抑郁症的缘故，她变得既敏感又自卑，平时很少与人接触，以至于到现在她还是单身，当然她也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十五年来，刘女士一直在接受马拉松式的治疗。她先是接受药物治疗，但因为她对药物治疗一直心存疑虑，再加上她和医生之间没有形成同盟关系，而仅仅是一种吃药和开药的关系，药物并没有将她从痛苦和压抑状态中解救出来。在对药物治疗失望之后，刘女士又改为接受森田疗法。结果森田疗法也没有给她带来希望。其后，刘女士又接受了长达三年之久的精神分析疗法。刘女士在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疗过程中，医生一开始认为她的压抑情绪是幼年受父母压抑的不良情绪与合理需求在潜意识中不能得到释放造成的，然而，医生和她交谈了数十次，她的抑郁症仍然未能得到缓解。最后，她不得不更换医生。
      新的医生首先详细了解了刘女士的病史以及她和父母的关系。医生了解到，刘女士的父亲是一个软弱无能和没有责任感的人，而她的母亲则一个严厉苛刻和冷酷的人，她对女儿只有否定和严厉地约束，而没有肯定、体贴、爱和尊重。医生认为，在这种家庭环境中，刘女士压抑了自己对肯定、体贴、爱和尊重的需要，长期的压抑使她的心灵变得扭曲，而不能自然地表达自己的合理需求。医生决定对她采用躯体疗法，让她重新体验受尊重和被爱的感觉。
      在具体实施治疗的过程中，医生选择了让刘女士学织毛衣。刘女士在织毛衣时医生存一旁指导。医生看刘女士学得很快，织毛衣的手法很娴熟，便上前抓住刘女士的手，温柔地抚摸，并反复告诉刘女士的手非常可爱，非常灵巧能干，和自己年轻时的手长得一样漂亮。当刘女士的手被反复揉摸时，刘女士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她哭得难以自己。医生问她为什么要哭。刘女士说，“我从来没有被人如此亲切地抚摸过，如此真诚地关怀过，我多么渴望有人能这样爱自己，尊重自己，但多少年来，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些东西。”医生抓住时机向她分析，说她的抑郁情绪与她压抑了自己这些合理需求有关。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医生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躯体关注，让刘女士尝试表达自己的合理需要，体验被爱、被关怀的感觉。两个多月后，刘女士的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她不再感到自己是个无用的人了，她逐渐恢复了自信，她的压抑情绪也一天天减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