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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五年，就是1382年，从底层平头老百姓一步步打下天下的朱重八觉得，觉得目前的机构还不足以全面监控官员和平民百姓，于是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 当然，我们说的是一部反映恐怖统治的电影，叫《窃听风暴》。影片说的是东德史塔西秘密警察，他们功能和锦衣卫差不多，而且还要更胜一筹。 风暴来临，无人幸免。 时间来到柏林墙倒塌前的1984年，地点是在东德柏林。当时的全东德百姓被一百万史塔西秘密警察控制着，还有两百万名告密者，他们的目地就是要知道别人生活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 一名名叫戈德·维斯勒的斯塔西上尉，他有着身陷的眼窝永远都是面无表情地注视着。除了工作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私生活。在最近的一次演出中观看了乔治·德莱曼的演出——“我们唯一不具危险性的作家正在被西方阅读着”，于是他决定，几乎完全是个人的一次挑战，要去调查这个作家，维斯勒丝毫不相信他会像表面上那样清白。于是，他德莱曼的公寓里安装了电线。后来，这名忠实的东德史塔西“仆人”，却在监视过程中，第一次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发现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自己的信念也渐渐发生了动摇。? 这部描写柏林墙倒塌前秘密警察的德国电影，剧情缓慢但是情节丝丝入扣的电影，灰暗色调里有说不出的压抑气氛，让人对那个人防人年代心生恐惧。幸运的是这位史塔西秘密警察试图保护上级要求他侦察的这位作家。在这集团专制人人自危的社会里，人也是能转化的，关键看你这么转，往哪边转。 人人都在计算自己告密和被告密的代价。因为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他人的监控之下。 1932年，前苏联有一个“少年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12岁的他，不顾亲情地告发父亲违抗农业集体化政策，伪造证明帮助富农逃离劳改营的行为。不久，他的父亲被杀害，他成为“苏联所有儿童的光辉榜样”。一个集团恐怖专制年代，告密就是一种光荣的行为。 一个集权的的社会，我们一天到晚都在为明天我们还“在不在”而忧心忡忡。 据不完全统计，而在同样阵营的东德，万史塔西秘密警察存在期间，有60万人为史塔西服务，与纳粹德国时期为盖世太保服务的人数相当。1950年至1989年之间，史塔西管辖有十七个监狱，约九万一千名正式聘用的探员，十七万五千名位在东德国内的正式的通报合作者，即著名的“IM”，另有两万名“IM”通报合作者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史塔西共拥有二十八万六千名合作探员，情报网绵密、有效。而在1989年东欧剧变之前，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其实，和我们几十年前的社会场景是何其相似，这幸运的是，我们总算扛过了那个让人窒息，人人自危的年代。 试想，表面上似风平浪静中规中矩的社会，但人与人之间连基本的信任度没有，说不定哪天就被自己身边的“朋友”出卖了，这样的社会你不感到恐惧吗？如果你硬要说没有，我只能说那是装的。这纯属“捏着鼻子哄眼睛”，捏久了，你还真以为把眼睛哄住了。 谎言说一千遍，也成不了真理。
幸运的是，1989年，前东德在1961年莫名其妙修的柏林墙终究是倒塌了。但是原东德人民或许要用很多年才能摧毁竖在心中的那座墙。现在德国总统默克尔为什么惧怕德国再回东德恐怖时代是有源头的。 有人说，一些人喊着国家主义的宏伟口号，用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冠冕堂皇的名义来包装野蛮的行径的时候，却又在不断计算着个人的利益得失，不断做着由于自我的人性扭曲而显得无耻。我认为这种评价是符合事实的。 影片最后，德莱曼躲过了被监禁甚至枪决的危险。但原本仕途光明的维斯勒却因为监听任务的失败，降职成为了史塔西内部处理邮件安全的下层人员，他没预料到的是仅仅过了5年，那个他为之保卫的国家便在人们的欢呼中轰然倒塌。柏林墙倒塌的两年之后，德莱曼在翻阅那些窃听材料时，终于了解了真相，并给素未相识的威茨格尔一个礼物---出版一本名为《好人鸣奏曲》的书。当维斯勒走过书店，无意中看到德莱曼这部新书时，他买下了，当店员问他是否要包装时，他说“不，这是送给自己的。” 200多年前，孤独的哲学家康德就说过，自由源自道德，那是一种发自人类心灵底部不必依赖于外部必然性的自我律令。无论外在的必然性要如何压迫他，都不会绝对扼杀这种人对自己的律令。这正是人的尊严和价值之所在。 风暴来临，躲过劫难的人是有限的。 风暴之后，尘归尘土归土。 刘著民，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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