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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世界历史来到公元十七、十八世纪，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者来自一群逃离英国君主专制樊笼的囚犯，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他们乘坐一艘名叫“五月花号”的轮船进入印第安人世居的美洲大陆，按照自然契约制和“理想国”标准建立了零散的殖民地，后连接成片，经过几番内外争夺战，奠定了现代美国的样板。这个建立在屠杀和掠夺印第安原住民历史上的选举制民主国家相传已成为全世界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们一心向往的所谓“灯塔国”。 时光倒退到公元前十七、十八世纪，殷商联盟国的开朝元勋们是一群崇尚“天人合一”、“天地和谐”、“道法自然”的理想主义者和英雄主义者，他们把自身对自由与和平的理想追求、天地和祖先崇拜以及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大同世界”结合在一起，绘出了“普天之下”的原始蓝图。为了这个遥远的目标，他们忍受个人的不自由和现实的非和平，勇于付出、奉献、牺牲，以求得集体安全、集体荣耀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安宁。 处于公元前和公元后两个端点上的文明国家殷商朝和美利坚在长达三十多个世纪的时空隧道中隔海相望，在数十万年、数百万年前的人类祖先面前执手相看，殷商朝和美利坚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注重集体利益、集体价值、集体自由、集体主义，后者捍卫个人利益、个人价值、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二者都无可厚非，只是殷商朝的历史比美利坚的历史更为丰富而坎坷；从历史比较学和文化比较学本书的角度，二者基本上代表了人类精神在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之间的两极徘徊。 相差不大的是：无论美利坚还是殷商朝，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两国居民都乐意承认前人的智慧和格局超过今人，拿着各自祖先的格言警句教导他们的后人。他们有的人还热衷于攀比谁的祖先更伟大，而无视两国历史文化既缺乏参照系，也没有可比性，由此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神秘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旋转门中迷失了自我。 有学者认为，人类的共同祖先盘古这位不世大神既是或不是西方世界的神，也是或不是东方世界的天，只是一位开天辟地的体力劳动者，是“人民创造历史”和“劳动创造历史”的合二为一，是人类创造精神的拟人化身，也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小我”和“大我”、“自我”和“无我”的境界统一。 个人主义在属性上归于集体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个性化、具体化和最高级，亦即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个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及其集体性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不是对应的或对立的范畴，而是概念与范畴的关系。人类的原始群居活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始终沿着集体主义的轨迹向前进，文明本身是人类集体劳动、集体创造的成果。当人们抛弃集体主义追求个人主义的时候，犹如一个人拽着自己的头发试图将自己拽离地面一样，这在现有的地球重力作用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人类学及其比较文化的角度，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朝与三千多年后的美利坚存在着历史性的惊人相似，纯粹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势力抬头，极端个人自由泛滥，“宁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人类的集体安全、集体权利、集体福祉被抛之脑后，“你丑你先睡，我美我直播”；此二者又互相制约，彼此掣肘，双方的斗争都是为了自己一方拥有更多的资源空间、生存空间和多多益善的个人自由度，而枉顾他方的利益诉求。这在作为造物主的人类始祖盘古大神的确是一桩非常糟糕的事儿。据说晚年的盘古对自己干的开天辟地工程相当后悔，检讨自己低估了人类的愚蠢和贪婪，为地球社会留下终身遗憾。 殷商末期，各种社会矛盾一体反映在统治阶层上层的路线斗争上。以帝辛为首而以比干辅佐的的最高改革派和旧贵族、神棍们抱团取暖的联合反对派之间的明争暗斗日趋白炽化，帝辛像他的中兴前任们那样任用了海外归来的飞廉、恶来和朝歌本土的小人物费仲，遭到了箕子、微子等王公大臣的激烈反对，双方都争取位高权重的比干支持。夹在当中的比干左右为难，处境险恶。 身为帝辛-比干改革联盟的中流砥柱、传统秩序的维护者和捍卫者，比干既要协调处理对立各方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又要顾全大局，确保殷商的江山社稷不受外来侵犯，确保殷商的发展不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也不走改弦易帜的邪路，却使自己卷进了各方矛盾的旋涡。每一方阵营都在拉他站到己一方的队伍里来，借助他的威望、德才和实力地位打压敌对方。他不幸地从协调者沦落为各方都不可或缺的棋子以及各方后期矛盾的焦点。他如履薄冰，他小心翼翼，他委曲求全，他在极其危殆的零和博弈中见缝插针，左奔右突，一手反激进，一手反保守，以求统筹兼顾，哪里还顾得上关注自身的安全和个人利益。这，就是比干当年在朝廷上下的微妙处境。 历史上，一切求真务实而又有抱负改革热情和目标的政治家也曾经遇到过比干的处境和体会，正如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们要承担无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却不拥有或难以运用与这种责任相匹配的专断权力去推动、去促进、去实现他们的理想；权力的本质在于，一旦大权独揽，理想和目标也就失去了权力者为之奋斗的意义。一切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其灵魂都是孤独的，越伟大，越孤独，因为人们只能看到他们表面的辉煌和荣耀，却不能探究他们背后为此付出的代价和牺牲。 把“忠孝两全”、“以死谏诤”、“亘古忠臣”等看上去很美的桂冠戴在比干的头上，正是出于后人对比干的浅表认识，是对比干精神的误解、扭曲。比干精神本质是一种殉道精神和自我救赎精神，“天下有道，则以道殉身；天下无道，则以身殉道”。这种精神源于“天地合一”、“天人合一”的宇宙精神、世界精神、人类精神及其与生俱来的责任精神、担当精神、奉献精神、使命精神精神，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进取精神和牺牲精神，也是一种原始朴素的无神论和唯物辩证法精神。 比干精神不仅仅属于中华民族，属于亚洲文明和东方文明体系，更属于全人类、全世界，是跨越狭隘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粗陋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浅薄的无神论和有神论三者之间的人类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而作为普及型、大众化的世俗文化和民间信仰，后世附着于比干精神的“文曲星”和“文财神”光环是这些精神内涵的延伸，是比干精神之于每一个人“内化于心，外形于行”的个体信仰，也是一种需要扬弃的封建糟粕。一个人无论生前多么伟大多么崇高多么神圣，死后却只能任由人们（包括但不限于追随者和反对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和理解加以评价，这也是一切历史人物都避免不了的宿命或命运。 全面的、完整的、准确的比干精神之发扬光大，已然超越了人类现有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系统，历经三千多年的自我生长与自我升华，以穿越时空或曰“永劫回归”的方式重新展现在人类面前。付出的背后是责任，奉献的背后是担当，牺牲的背后是改变，是鼎故革新，是激浊扬清，是永恒的砥砺前行、踽踽独行、天下众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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