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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除中国之外，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包括我们的唇齿相依的邻邦朝鲜，在疫情当中的积极的表现以及民众配合程度，似乎也并不能完全以意识形态划界，这些不同体制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集体精神和民众的服从都与西方社会大为迥异，韩国疫情爆发的源点新天地教派的首领也在电视上向民众谢罪，在基督教氛围极为深厚的韩国，民众甚至放弃了之前不可能放弃的集体活动。 同样，虽然日本保持了比较好的东方文化传统，但实质上，日本社会还是一个基本西化的社会，但日本至今为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疫情暴发。而在西方社会，从政府到民间，对于佩戴口罩、限制出行之类措施似乎并不买帐，更惶论施行类似武汉彻底封城的决定。 因此，此次疫情在东西方的不同表现，并不能简单地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去划分，也并不能仅以感染的人数去考量制度的优劣，一个可以供观察者考虑的角度是，东西方，特别是东亚社会与欧美社会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是除民族特点、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宗教氛围等等，我们可以深入剖析的一个方向。 一 这里表述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私自利行为与关心集体行为的对立，而是一种文化传统上的差异。 集体主义，是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权利受到集体权利的限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团、民族、阶级和国家利益的一种思想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与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他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就提出了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自人类远古以来就一直存在，也是人类在物竞天择的时代能够对抗生存危机的重要手段，上世纪八十年代，西藏的农牧区就还存在着一妻多夫的现象，除为了不分割财产，形成一个较为强大的集体以对抗恶劣的气候也是重要的原因。 而把集体意识成为集体主义从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是斯大林在1934年7月提出来的，他在同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中说：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 集体主义的道德观是个人服从于集体，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应该成为社会的楷模。 另一个方面，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利益应是决定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以及个人独立、个人价值。个人主义反抗威权以及所有试图束缚个人的行动，尤其是那些由国家或社会施加的强迫力量。个人主义者将社会视为是“许多个人一起运作”以改进他们各自幸福的架构。 每个独立的个人不该被强制视为是统一的团体里的一份子，事实上，每个人本身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社会是透过这些个体所组成的一个架构。而国家则是组织化的社会形式，借由法律来“保护个人”。也因此，个人主义的政治理念通常倾向于提倡保护或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律。 个人主义者认为，真正的道德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而不是对上级或集体负责。当人在集体主义中丧失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也就丧失了自我负责的能力。没有个人主义，社会上也就没有真正独立的人。 二 在东西方不同语境中，对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认知大不相同，甚至产生了强烈的道德上的褒贬。在中国，个人主义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如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利已主义等等。 而西方语境的集体主义，往往和集权挂钩，集体主义往往要求个人必须替国家服务，从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这在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西方，是不可接受的。比如在日本社会，个人主义就相当不受欢迎，因为日本社会认为，私利行为是背叛了一个人应背负起的责任及义务。 相反的，个人主义者认为，个人主义和个人责任、能力而非利益连结，也就是说，在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指向是责任和能力，而非私利。比如美国并没有全民健康保险的制度，健康保险是通过私人的契约，如医疗保险公司与个人的协议加以提供的，而对于老人及身心障碍人士，政府则会提供他们部分负担的医疗保险，使他们能够享有基础的医疗服务。美国的制度设计者认为，应该由个人而不是社会替自己负起责任，如果你自己不对自己负责，没有人会替你负责。这也是奥巴马的全民医保政策屡屡受挫的原因之一。 西方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是，集体主义下个人的自由、创新和权利会受到束缚，集体主义使个人的存在的理由仅仅是为社会的整体利益服务，使得商业和产业的力量过度集中在国家的手中，会使个人受到国家的侵犯，甚至会导致集权和专制。 三 正如一个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不同的表现，而一些极端情况的出现也使不同的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反思，二战时德日狂热的军国主义，至今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也一直使欧美国家对于专制和集权的政治形式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当代，秉持古典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党派仍然在欧洲占据主要的领导地位，虽然也带来了移民等等诸多问题，但欧洲民众仍然选择保护个人的自由。在新冠病毒肆虐全欧的时候，欧洲政府没有考虑东亚国家的方式，让东方观察者不理解的是，这种佛系抗疫的方式得到了多数民众的支持，包括英美领导人的支持率竟然保持着上升的势头，可见西方社会对于权力越过个人自由的边界保持着多大的忌惮。 相反，具有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东亚各国，在疫情中的表现，单从数字上看，已经远胜于西方社会。实际上，在一个共同体遇到大的灾难时，集体主义原本就具有较大的优势，集体主义中所包含的自律和服从精神更易于全社会的动员，也易于整个社会资源的调配，集体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它能使团体的前瞻性决策得以实现，当集体内所有个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候，理论上集体主义的优越性将无与伦比的体现出来。 但是，集体主义的逻辑缺陷在于，既然要求“集体利益至上”，那么，就必须确定“集体”的范围，但在社会活动中，这往往过于乌托邦，集体的范围总是在不断地分化和重组当中，与“集体”目标不一致的人，往往会被排斥在外，甚至成为敌人。从中国来看，几千年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是建立在血统、宗族和熟人社会中的，即使进入了前现代社会，人们居住的地域以及血统关系由于社会的巨大流动性难以维系，但是这种集体主义的基因也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每个细胞，集体的范围仍然是熟人社会。在防控疫情期间，也不断传出湖北人、武汉人被歧视的新闻，也反映出基于小团体集体的问题所在。 从政权的角度，维持一个全体国民的集体主义就显得尤其重要，树立全体国民的共同价值观是基本的方法，这样的共同价值观可能是意识形态，也有可能是文化传统和民族的认同。另一个建立共同价值观的捷径是树立共同体之外的敌人，这一方法简便而高效，二战前的德国，就是充分利用了欧洲的反犹传统，把犹太人树为国家的敌人，快速地动员起了全体国民，而冲锋队和党卫军漂亮的制服，整齐的队伍，令人热血沸腾的歌曲，也在不断地强化着这个共同价值观。 相比较美日两国，这两个国家是被作为上述两种主义的代表，日本社会是非常以群体为取向的，其群体的“决定”往往是由团体的共识所达成，而非个人。而美国则被认为是属于个人主义社会的“最极端”。 美国的个人主义源自安格鲁-撒克逊民族和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他们信奉自由放任的社会组织形式，信奉市场的力量，不愿意政府过多干涉自己的行为。美国人不愿意服从权威，也不愿意顺从上级，在解决集体问题时，往往通过投票来解决争议。他们信奉自我约束，依靠自我，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仍然选择不戴口罩，因为他们相信，有病的人会戴上口罩，从而就不会传染别人，这种信奉自我约束的理念在这次疫情中表现得淋漓充分，而传染性极强、潜伏期也极长的病毒，也使得美国成为疫情的重灾区。 与美国相反，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他们信奉权威，尊重长者，互相谦让，避免冲突。在人际关系方面，日本社会仍然强调层级观念，崇尚集体归属感，不鼓励挑战权威意见。强调群体胜过个人，强调和谐胜过冲突，在疫情面前，日本人的自律、服从和良好的卫生和生活习惯也充分地体现出来。 四 但是，仅此认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绝对对立，未免过于片面。二战期间，美国的全民动员就充分表现了集体主义的精神，至今，在美国一些小镇上，参军仍然是一件无比荣光的事情，以至于全镇都要悬挂国旗欢送参军的年轻人或者欢迎退伍回乡的士兵。在个人主义至上的国家，也不乏为国家民族利益而牺牲的例子。集体主义强调的为共同体牺牲的精神固然感人，但个人主义在对于生命和个人选择的尊重也让人神往，这在美日两国对于战争的失败和对待本国军人成为战俘的不同态度上可见一斑。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必须各自恪守边界。 上世纪越南战争，就是超过了集体主义的边界，与二战不同，美国国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也促使美国社会对于国家意志的普遍反思，甚至选举了一个逃避服兵役的克林顿作为总统。 而个人主义越过边界，往往会与个人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相连接，完全主张个人的行动应该由个人自行决定，越界的个人主义者认为，除非使用暴力，否则国家或社会没有任何权利对于一个人的决策过程加以干涉，而强调公共措施和社会责任的人认为，集体主义的政策其实是对个人有利的，并认为过度的个人主义会造成个人对于自身的伤害。这种越界的个人主义形成了疫情在欧美的大规模爆发，同样也值得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反思。 五 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主张，个人的意愿注定必须服从于“公义”，而这种公义的形成是在人们放弃天赋的权利，通过契约的方式以共同力量来捍卫和保护每一位参加者的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这种体现“公共意志”的共同体的主权属于人民，如果共同体委托的管理人违反“公共意志”，破坏契约，人民便有权推翻它。 有学者提出，2020年疫情过后，世界会进入一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时代，甚至会与公元纪年的前后一样，成为人类划分新旧时代的元年，这虽然未免危言耸听，但也揭示出人类社会必须作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虽然往往被对照，但事实上，这种政治光谱分布相当广泛和多元，从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到混合的社会、到彻底集体主义的社会都存在着。一些集体主义者也主张维持自由思想和个人自由，而个人主义者也支持民众要考量社会的利益，新冠疫情之后，这种重构应该会得到更多的重视。 正如卢梭的主张，通过广大民众认可的方式形成共同的契约，从而对于共同体的每个人形成约束，在重大共同利益的面前自律、服从，尊重并保护共同体内的每一个成员，是人类社会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重要传统，这是自远古以来保证人类繁衍生息的自然选择，并不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而另一个层面，保障共同体内的自由思想和信息公开，也是人类在面对灾害时的重要权力，也并不能被越界的集体主义所垄断。这两个方面的整合和重构，在应对疫情的东亚国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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