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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官票一两只能换到京钱五六百文，而京钱十二千有余才能换到银两一两，官票的票面价值跌落95%。咸丰十年，银票一吊可换兑七百余文的当十铜钱，而此时当十铜钱也处于贬值状态。咸丰十一年钱票的价值继续跌落，官票一千可低大钱一二百文。政府也开始在实际行动中承认官票的贬值。当市场上对于钱票每吊的折算是七百文当十铜大钱时，各行商贾对于持票者的兑换量也是按市价每吊七百文兑换，而官号却仍旧坚持一成制钱九成大钱的发放标准，这就造成民众聚涌到官号换钱。面对这种情况官号开始减少兑换钱文数，即每吊七百文。
这说明官营钱号已经不能继续维持以前的兑换量，开始随市场涨落进行银钱票的兑换。但是官号票还在不断地减值，随后民间钱铺对于官号票的兑换变为每吊钱只给五百文，而官号开始还坚持七百文的兑换比率，但到最后也不得不令其随市场涨落。市场已经无形中规定了钱票的实际价值，面对官钱号挤兑的情况，政府的货币存量已有捉襟见肘之势，政府已经无力维持钱票的名义价值，此时已经不得不以市场同步使钱票贬值。之后官号拒绝兑换钱票，并且倒换钱票进行牟利，民间渐不使用官号钱票，这也加剧了钱票的贬值。承办钞票的几家官号的关闭最终导致票钞的停发。
1857年，当十铁大钱贬值停用，人们纷纷兑换以铁钱为钞本的‘五宇官号’的钞票，最终此五官号因不堪挤兑而关门。1861年，宝钞及京钱票贬值严重，大量的藏票被人们用来换购白银和钱文，在持续的挤兑风潮中‘乾天九号’在七月被挤垮了，这样各家官号的京钱票也就结束了流通。在各地方纸钞也在不断贬值。在河南，1855年，官银票一两仅值制钱四五百文。在直隶，1857年，折价率剧增。在福建，1857年和1858年间，钱票一千只抵铜钱120文至130文。
就铸造的大钱而言其折价从当千和当五百大钱开始，在1854年六月间，当千大钱折算至其面额的70%、80%，当五百折算至其面额的30%、40%。之后当千进一步折算到其面额的60%、50%，市面商人多不愿意使用这种制钱。七月间，当千、当五百大钱在市面使用时继续减值，折算到其面额的40%、50%，“每千文只值得四五百文，”之后当千、当百大钱停铸，朝中官员开始想各种办法收回当千、当五百大钱。最终决定用宝钞易换这两种大钱。当五十大钱在京城的行使只是很短的时间，由于在京畿之外的地区不能使用当五十大钱，而京外的商贩在京城贸易多换来这种大钱，以致这些商贩此时不再进京贸易。而这样一来就造成京城中的货物短缺，物价随之上涨。
从粮食的价格中也可以看出这种货币的贬值状况，1854年，在粮食丰收的情况下京城的粮价却比一墙之隔的京外高出许多，这是因为京城中多使用贬值货币，而京外不用，商民因此不愿进京卖物。此时京城的小麦价格是每斤制钱十六七文，在京城中是三十七八文。由此看出当时的当百、当五十大钱已经折价50%。到1859时，当百、当五十之钱，已经全部退出市场。在前几种货币纷纷贬值后，相对性价比高的当十铜钱也开始贬值。1857年，人们开始不愿意使用当十铜钱，“近日以来，都城商民挑剔当十铜钱愈出愈奇，”，“每大钱一串，可用者不过二三百文。”
市场开始对于当十大钱进行折价，1858年，当十钱文折价后减少七八成，“查从前当十铁钱，不过折七折八，遂已截然而止。今当十铜钱，几至折二折三”。1859年，铜大钱一文仅相当于制钱一文使用，“乃当百、当五十、当五者，早已不行；而今将就通行当十之钱，数年以来，致由奸人折算，始犹有三五文1861年，大钱一文只值三四文，“大钱一文名为十文，似觉充盈矣，然以之市物，不过值三四文之用，所为节省者安在？蓋小民交易，只较铜之重轻，不问名之多寡。”346当十铜钱一直使用到80、90年代，但是它的市场价值已经大大折扣，每枚仅值制钱二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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