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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神像木板画 蛾口茧在新疆的发现共有两例，一例在尼雅遗址，为汉晋之际，另一例在脱库孜沙来遗址，为唐宋时期。 蚕在营茧之后，中原传统的做法是将蚕茧在羽化成蛾前就将蚕茧缫丝，以取得便于织造的长丝。而西域地方奉行佛教，严戒杀生，蚕蛹未能及时杀死，羽化为蛾从封口处穿出即成蛾口茧。 蛾口茧无法缫得长丝，所以只能制成丝绵加捻形成绵线。脱库孜沙来遗址出土的蛾口茧印证了唐宋时期新疆地区采用丝绵作经纬线生产丝织品的事实，反暎了当地丝绸业起源和发展，也说明了蚕桑丝织技艺及蚕种沿着丝绸之路西传的历史。 无独有偶，和田地区的丹丹乌里克遗址早年也有蚕种西传相关文物的出土。 蛾口茧 新疆巴楚脱库孜沙来遗址出土 丹丹乌里克遗址位于今新疆和田市以北90公里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据当地出土的唐代文书，此地当时是唐朝毗沙都督府防御体系中杰谢镇的所在。 1896年，丹丹乌里克遗址为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此后，丹丹乌里克名声大噪，遂成中亚考古圣地。 继斯文·赫定之后，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亦曾来到丹丹乌里克遗址，发掘出大量佛教艺术品、古代钱币、唐代文书以及婆罗谜文写本。西域艺术史上颇负盛名的“龙女索夫”壁画、“蚕种西传”、“鼠王传说”等木板画，亦为斯坦因所发现。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德国探险家特林克勒接踵而至，他们在丹丹乌里克收集的文物，目前分藏于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和不莱梅德国国立海外博物馆。 西方探险队在这片沙漠之下发现大批唐代佛寺、文书及壁画等精美文物，再现了于阗王国昔日的辉煌以及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况。 丹丹乌里克斯坦因编号为DVI的佛寺遗址 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木板画中，“蚕种西传”木板画最为引人注目，由于是出土于佛寺地板上，保存状态极好。画中人物脸部主要轮廓线用红色描绘，上睑和眉毛上加以墨色。画面显著位置为两人，一人手指另一人冠帽，似有所指。站在撑满经线的织机旁右端一人，右手拿着筬。她后边放着纺车样的器械，她和画面当中一人之间坐着四臂神像。 斯坦因认为，此主题于蚕种西传的故事有关，主要人物是中国公主。 蚕种西传的故事，当年盛行于西域，相关遗物除了这块木版画外，还有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与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所藏的数块木版画。 蚕种西传木板画 新疆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 佛寺内的毗沙门天王塑像，毗沙门天王崇拜曾盛行此地，并影响至中原 鬼子母失子因缘故事壁画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十“瞿萨旦那国”条记载： 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也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验。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麻射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饲之。自时厥后桑树连阴。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佑。遂为先蚕建此伽蓝。数株枯桑。云是本种之树也。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 简单来说，就是公主嫁于瞿萨旦那国，藏桑蚕种在帽中，“走私”成功，福泽该国。 然而据中国史料，并无中国公主下嫁此地的记载。欧阳修将此故事载入《新唐书·西域传》时，遂把东国公主改为邻国公主。而据林梅村所论，此邻国当即楼兰，邻国公主亦即楼兰公主。 古代于阗产丝，产丝则离不开蚕茧，蚕种的西传得由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木板画验证。于阗的蚕、茧、丝同样也反映在于阗文中，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蚕桑丝织在古代于阗地区的流行。 于阗产丝，且能生产一种特别的丝料，此即当时文献所称的“絁紬”“絺紬”。敦煌藏经洞所出《文殊师利无我深趣经》（P.4099）是研究古代于阗佛教的极重要资料（成文于于阗王尉迟卓拉Visa Sura在位时期，时当969～977年）。 段晴据埃墨利克（R.E.Emmerick）转写、贝利（H.W.Bailey）修订的译文，指出于阗文中的pere意为“虫”，而古代西域少数民族虫、蚕不分，文书中的虫即为蚕，梵文、藏文中亦有其例，于阗文的蚕字为para-；drau-乃泛指如头发一类的细长物质，此字与pere-一道出现，说明此字还特指丝，特指一根丝；bīrā-,贝利释作“羁绊、束缚”，羁绊、束缚大约是蚕茧的本意，bīrā-与pere（蚕）、drau-（丝）一道出现，即可断定为“茧”字。 关于蚕种西传拜占庭一事的记载，见于拜占庭文献凡三处，其中普罗可比（Procopius）记产丝之地为“赛林达（Serinda）”，塞奥凡尼斯所载则为“赛里斯国（Seres）”。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里，希腊罗马世界即以塞里斯和秦奈（Sin，Chin，Sinae）称呼中国。 关于赛林达和赛里斯所处具体地点，学者意见纷纭。 一种意见以为是于阗。主要依据为一是此地养蚕业发达较早；二是赛林达一词所含地理学意义。如英国东方学家裕尔所指出的，“这个词的确很可能是一个类似印度支那（Indo—China）一样的复合词语，表示介于塞里斯和印度之间的中间区域，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可能是和阗”；季羡林先生也认为“所谓赛林达就是指的新疆一带，再缩小一下范围，可能就是和阗，因为和阗是最先从中国内陆输入蚕种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是粟特地区，主要考虑的是粟特地区和粟特人在中西交流中的重要地位。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赛林达指的是交趾支那，有学者更进一步考订为柬埔寨。 我国养蚕甚早，而蚕种西传则为时甚晚。关于蚕种西传迟缓一事，西方学者多以为中国对育蚕术严格保密，禁止蚕种外传，不愿与其他国家分享这一文明成果，故使育蚕术长期不为西方所掌握。但是欧洲文献或中国文献中并无一件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直接证据证成此说。 中国历代王朝虽然颁布过许多与蚕丝业相关的法律，但迄今并没有发现禁止蚕种出口的律令。 中国史料中唯一有利于此说的间接史料，则是玄奘路经于阗时所听到的上述的传说故事。对于西方学者的此类见解，雷海宗、齐思和等曾予以批判。 那么既然中国养蚕甚早，又无禁止蚕种外传之事，何以公元前一二世纪即对中国丝织品和育蚕术充满渴望与好奇的希腊罗马世界迟至六世纪中叶才能如愿以偿呢？张绪山指出，中介民族因自身经济利益对蚕桑丝织技艺尽可能长时间内加以垄断，此为重要因素。 此外，尚有数端： 首先，中原王朝虽不禁蚕种外传，但中原地区的育蚕习惯也存有不利于技术传播的因素，特别是在“蚕月”期间； 其次，古代世界纸张发明以前知识传播手段较为落后与不稳定，延缓了知识的传播； 第三，古代世界巨大的空间距离造成人员交流障碍，造成知识传播上的巨大困难。 2015-09-25 主持 陆斯超 赏客 徐文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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