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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干执政时期，殷商的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渐入一体化发展的轨道，社会经济部门以畜牧业和农业为龙头，带动手工业、冶炼业、铸造业、商业多头并举，兼以强敌环伺的冷兵器热战争经济的刺激，整个国家几乎整合成为一个条块分工的农工商开发总公司，而比干就相当于这个天字第一号国企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工作强度可想而知。故而他对于帝辛后期的腐化堕落失之监督，紧迫的时间、有限的精力、庞杂的国务，使得他只能多数时候任由帝辛在军事和外交领域莽撞行事而无力约束，也没工夫像其他有足够闲暇功夫的忠心大臣那样屡屡进谏，以“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谏诤为能事，对帝辛进行道德说教。等到他把目光从经济领域转向王风廉政建设，事态已变得不可收拾了。 帝辛的军事成功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是帝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二是帝辛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问题不能用暴力解决的，三是如果暴力解决不了，那就自己解决。胆大包天的他把手伸向了非常不专业的内政国务，打破了帝辛-比干改革联盟的权力分配和责任平衡。 殷商的基础经济部门是畜牧业和冶铸业双向支撑的农业，卜辞中多次见到商王“其受年”（能获得丰收吗）的问语，反映商王对农业的额外关注，现今的农业作物种类如稻、麦、黍、粟和农副产品如各种瓜果蔬菜以及农业工具以及灌溉、农产品加工等农业部门在这一时期初具一体化格局。 比干时期的粮食作物产量是巨大的，常年丰收，肉类和粮食浪费现象也滋生蔓延，吃不完的粮食被用来酿酒；酿酒业异军突起，小作坊式的酿酒厂遍地开花，竞争无序，产能严重过剩，也不分官营的民办的；畜牧业的畸形繁荣导致肉类产品长期供大于求。帝辛一代，殷商社会上下酒风炽烈，单从“酒池肉林”这一成语足可想象当时的奢靡之风有多严重，官民酗酒成性，比干自己的酒量也不小。 比照畜牧业的发展模式和治理经验，比干又将全国的手工业收归官有，由官府统一管理。手工业的分工走向细致，规模扩大，产量提高，种类增多，工艺水平大幅提升，青铜器的铸造技术达到巅峰，成为殷商文明的象征，后人美其名曰“青铜时代”。这一时期殷人还发明了原始的瓷器和玉器艺术品，洁白细腻的白陶独具创意，造型逼真；刻工精细的玉石器展现玉工的高超技艺。丝织物有平纹的纨、绞纱组织的纱罗、千纹绉纱的縠，殷人已掌握了提花技术。丝织业由此奠基，方兴未艾，为后世的“丝绸之路”铺垫了一个高起点。 殷商的商人们随从帝辛的对外征讨大军四处网罗殷商本土不出产的物品，包括海外的奇珍异宝、珍鸟异兽，填补了国内生产领域的一项项空白，商品经济和贸易活动超前活跃。显然，在经商方面先天不足而采取“重农抑商”治国方略的西周统治者对此痛心疾首，断不能接受；于是乎，秉承西周传统的春秋笔法专家们抹杀殷商社会的各种文明成果和历史真相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这样还嫌不过瘾，比如司马迁写《史记》，干脆把“商朝”的“商”字以“殷”字代替，以避讳“经商”、“商业”、“商人”这一类敏感词，近六百年殷商史藐藐带过，这便是《史记·殷本纪》而不是《史记·商本纪》。不过也有人反对说“殷朝”一说源于盘庚迁殷后的朝代自称，问题是商朝有史可查的都城有十八处之多，如亳，如藩，如庇，如邢，等等，为什么商朝人不自称亳朝、藩朝、庇朝、邢朝呢？后期四代商王立沫邑为都，为什么商朝人不自称沫朝呢？等等。因此，史学家们将“商朝”改称“殷朝”，多多少少还是带点儒家轻视商人的偏好。 为全面推动、完善农工商一体化进程，比干制定并颁布实施了一些具体的政策举措： 1、改进生产工具，推广以青铜工具代替部分地区仍在使用的古老石制、陶制和木制农具，以此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和农耕效率，将青铜器的生产和消费从奢侈浪费的社会生活领域引导进入实体经济的社会生产领域。这一举措堪称最著成效的殷商版供给侧改革。 2、组织人力利用农闲季节兴修水利工程，疏通、加固灌溉设施。水利是农业之本，这一举措使得殷商的传统农业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发展瓶颈，其积极意义不亚于上古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在此，比干充分而巧妙地利用了帝辛好大喜功、大兴土木的弱点，在当时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植入了民生工程、惠民工程和实用工程，将坏事变成了好事。身为殷商帝国的二把手，比干在帝辛的种种倒行逆施中穿针引线，左右逢源，化腐朽为神奇，为民所用，变被动为主动，彰显了比干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直到大厦将倾的那一刻，当一切努力都划为泡影，他慨然挖腹剖心，以求最后一搏。这也是比干人格精神和性格的演变结果和必然归宿。 3、改良耕作方式，交替使用奴隶和农民大规模的集体耕作，计划生产和自由耕作相结合，实行轮休轮作，将奴隶的消极怠工现象降到最低限度。比干对自由农民采取政策鼓励和物质奖励的两手刺激措施，表现突出且有重大贡献的奴隶准予摘掉奴隶的帽子，授予其自由农民的身份地位和生产生活财产，使得解放奴隶从理想变成了现实。比干的这一系列举措被后世的历代统治者传承光大，成为“与民生息”的治国纲领，在哲学上派生出道家的“清净无为”思想。 4、培育新的农作物和农副产品的品种，从域外引进、栽培、推广经济作物。这一时期从域外引进的经济作物种类大多已不可考，但现今中国的经济作物的种目体系源自这一时期则是有确切文字记载的。 5、举国家之力建设大型农产品和农副产品仓储设施、设备和技术，减少运输仓储损耗。这一举措催生了古代的仓储业和物流业，也使三千多年后的电子商务成为可能。 6、培育、杂交优良畜禽品种并推广养殖。据说骡子、狮虎等杂交品种就是源自这一时期。 7、定期召集各地农业部门负责人开展异地交流并形成制度，扩大农业生产试点范围，总结各地农业生产经验，用甲骨文刊印成册，全国发行。当这些举措主要通过政令诏书形式推广，而古代媒体当时主要是甲骨文和民间歌谣等，殷墟甲骨文多有这样的会议纪要和经验推广。 这一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飞跃发展极大提升了殷商境内外商品交换的规模和水平，“商人”成为一种固定职业，涌现了许多牵着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跨境商贾，有了“行商”和“坐商”的分野。另有一些农民、手工业者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专门职业的商人阶层形成了。 比干后期，首都朝歌出现了从事各种商品交易以赚取佣金的中间商和平台，姜子牙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后因畜牧业产能过剩，改行在孟津卖快餐盒饭，好像还卖过钓竿渔具，垂钓技术也相当娴熟，再后来弃商从政，“商而优则仕”。 现代商业从殷商后期正式诞生。最初从事商业活动的是奴隶主贵族及其驱使的臣仆，随着物资交流的数量、品种与交易地区、范围日益扩大，交换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在交换的过程中，耽于享乐的奴隶主不愿意承受长途颠簸之苦，再也不亲身参与远距离交易活动了，专门进行商品交换的就由奴隶管家“小臣”负责执行，“小臣”是奴隶主控制的商业奴隶。官府鼓励自由贸易，税收也不重，这给众多的底层奴隶提供了一个转化身份的上升通道。一个全国性的商人阶层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可能还出现了早期的垄断集团。 比干主政后期，随着帝辛对外征战的连连胜利，王室和各诸侯、方国的奴隶主以及商人、自耕农、城市平民各阶层都从繁荣一时的商品交易中获得了可观的利益，“全民皆商”蔚为时尚，高居寡头地位的一些奴隶主索性把商业活动当成一种政治以外的兼职事业，指挥手下的“小臣”驱使大批奴隶承担长短途运输和货物买卖各方面必需的劳动。这些商业奴隶由内陆到海滨，开辟了不少新的贸易道路，远地贸易自然而然出现了垄断的萌芽。殷商的对外贸易大门一旦打开，各种外来的习俗、规则、观念跟随各地的商贾纷纷进入，殷商的社会风气变得益发包容开放了。有学者据此考证说为什么后世的商人容易变成金钱的奴隶呢，恰恰因为最早的商人本身就是奴隶，这是一种返祖现象。此说争议较大。 殷商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大都是奴隶劳动，参加贩运交易的奴隶即使逃亡到别的地方，仍摆脱不了当农业奴隶或手工业奴隶的命运。在奴隶主的严密监控下，商业奴隶不得不干贩运、买卖这一行当，成为最早的商业买办。 长期在各地经商，奴隶们免不了在外面风餐露宿，奔走跋涉，奴隶主贵族则在家中坐享其成，从交换中牟取巨利。由于贩运有利可图，在商朝的上层统治者中，这一行业受到广泛重视。 终殷商一朝，商业和农业的兴旺是中国历史上的罕见现象。如果不是代商而立的西周“重农抑商”政策阻断了殷商社会活跃的国内外贸易，这个生命力旺盛的帝国可能将发展出早期的股票和期货市场了。西周建立后，王朝统治者竭力打压商业和贸易活动，将商人阶层驱逐回到封建领主私有土地的生产劳动，殷商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逐渐趋向于农耕文化的内敛和封闭保守。 中国的“官商”传统也源自殷商，普通平民缺乏跟奴隶主商人平等竞争的条件，各方面都受到排挤和压制，贫富分化随着商业的繁荣急剧加重，商品经济的幼苗一冒头就畸型冠带着。商业活动必然要求的自由竞争和阶段性垄断受到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制约，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无序竞争及其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这是殷商社会商品经济的一个特点，然而好景并不长。 以当时的客观条件和总体趋势而论，殷商社会的商业部门、商品经济在鼎盛时期未能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 第一，以牟取货币为目的的大型商品生产基地没有形成，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仍是主流。 第二，对外贸易后劲不足，缺乏规模，只是在不同文化的部族、方国间有所交流，远地贸易更多依赖于边远地区的中间商，利润空间狭小。 第三，土地和房屋的私有买卖被有限禁止，不动产的商品化根基不牢。 第四，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公社组织还顽强地存在着，公社内部的商品仍以简单的以物易物形式交换，货币流动性较差。 第五，随着交换的发展和金属货币的出现，公社内部的贫富差别逐渐扩大，产生了债务奴隶，束缚了商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六，包括首都朝歌郊区在内的传统生活方式是聚族而居，因商品交换而促成的各族杂居的情况仅在一些部族之间的边缘地区发生，商品流动和人员流动反差较大，市场信息不对称。 第七，商业及商品生产仍由奴隶主贵族经营控制，处在商业活动第一线的商人亦即商业奴隶不掌握话语权和决策权，对市场供需的反应不主动不灵敏，商品交易的范围和种类受限。 第八，殷商中晚期出现由平民中崛起的、以牟利为目的的工商奴隶主，他们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易，成为新的社会力量，但这部分社会力量被传统的奴隶主贵族边缘化，其垄断倾向使得同业竞争和同质竞争必然伴随的恶性竞争和恶性循环降低了商业活动的整体规模水平，这对于殷商的市场经济发展是内耗性的。 比干的主政特长不在于商业，抓实体经济还行。商人的天性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唯利是图，文人的天性是重义轻利，因此可以说，“文财神”之称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后世奉比干为“文财神”，莫若奉他为“实业宗祖”更为恰当。先商十四公之一、比干的先祖王亥被称为中国商业的鼻祖，到了比干这一代，过度的商业化侵蚀了实体经济的基础，比干致力于实体经济而殆于商业活动，也是一种矫枉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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