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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司马光以其旷世巨著《资治通鉴》广为后人称颂，然而他却是一个相当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保守文人。虽然他有着出众的才华，却并不能虚心听取他人的正确意见，倘若司马光能够灵活变通一些，也许历史就会走向另一个方向了。 元丰八年（1085）神宗逝世，他年仅10岁的儿子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在这一年，寓居洛阳的司马光奉诏入京主持国事，次年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北宋王朝的宰相。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闻喜）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他读书以刻苦用功闻名乡里，据说，不论是三伏酷暑，还是数九寒冬，他都捧着书本不放，有时甚至会忘记喝水吃饭。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考中进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可谓功名早就。然而司马光并不因此骄傲自满，而是平淡地说：“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反映了他立志建功立业、不求虚名的胸怀和见识。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没有耽误学业，在勤奋钻研下，他最终成为一位音乐、律历、天文、术数无不精通的渊博学者，其中最为精湛的是他对经学、史学的研究。 此时北宋建国已近百年，偌大的中原王朝开始出现种种危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司马光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系列的治国见解，这些奏章的主要内容是，朝廷应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务必促使上下官员作到严格职守。在推举贤能、排斥奸佞的官场斗争中，司马光屡屡犯颜直谏，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朝野上下称为社稷之臣，神宗因而感慨道：“如果有司马光这样的人常在身边，那么就不会再犯错误了。”在朝廷任职期间，司马光与王安石曾多次共事，然而由于政治见解的不同，两人渐行渐远，最终反目成仇。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开始实施变法，因为政见不同，司马光坚辞枢密院副使一职，宣称自己和王安石只能有一个人留在朝堂中。神宗无奈之下，只得让他出任判西京御史台，外迁洛阳。虽然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变法一事上存在严重分歧，然而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并无差异，只不过在具体措施上各有侧重而已。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现在是守成时期，应该偏重于伦理纲常、官员风纪的整顿，将原有的制度完善和发展，即使某些环节需要改革，也要稳妥小心，“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相对来说，司马光的主张比较保守，但是从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来看，他的政治眼光是相当准确的。 延伸阅读理学五子 理学，宋代称为道学，北宋中期主要分为两个学派：洛学与关学。学术界通常以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邵雍为北宋理学五子，而以周敦颐为理学开山。“洛学”，由河南程颢、程颐兄弟所创立。程颢，明道元年（1032）生，弟程颐，次年生。程颢，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经过近十年探索而创立理学，史称明道先生。其弟程颐，史称伊川先生，二程学派，史称“洛学”。“关学”为张载所创。他也是嘉祐二年中举进入仕途，熙宁三年（1070），辞职回家乡眉县横渠镇（今属陕西），研读“六经”，讲学授徒，世称“横渠先生”，成为关中士人的宗师。张载建立的学派，史称“关学”。张载死后，关学逐渐衰落。被朱熹推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所著《太极图》、《易通》等，深为朱熹所推崇。周敦颐于景祐三年（1036）荫补入仕，时年20岁。嘉祐六年（1056），途经江州（今江西九江），筑室庐山莲华峰下濂溪旁，号“濂溪书屋”，世称“濂溪先生”。北宋理学五子之末的邵雍，字尧夫，熙宁十年（1077）死，后谥康节。著《皇极经世》等书，创立象数学体系。   来到洛阳之后，司马光开始专心修纂《资治通鉴》，为了完成这部旷世著作，他和助手们收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除了采用历代的正史之外，还参看各种历史著作三百多种。据说这部书写成的时候，草稿足足堆满了两间屋子。《资治通鉴》材料丰富、考证严格，文字精练生动，由此成为中国史籍中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它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战国至唐代相当完备的资料。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理解，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独特风格。司马光还在《资治通鉴》一书中附有多篇评论，深入探讨治乱之因与君臣之道，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经世济民的热切情感，体现出劝谏君主的良苦用心。 经过19年的努力，这部材料翔实、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作为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精力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其倾注毕生精力而成的《资治通鉴》寄托着他的治国情怀，司马光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就能“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 历史词典 球鞠之戏 既有普遍的娱乐性，又对身心有益的球类运动在宋代盛极一时。宋代的球类运动通称为“球鞠之戏”，足踢和杖击是当时最为风行的两类游艺方式。足踢式即为“蹴鞠”，类似于今天的足球，蹴鞠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在宋代相当普及。由于球类爱好者增多，“圆社”、“齐云社”等专业球类社团也应运而生。与现代足球不同的是，宋代蹴鞠的玩法更强调踢球的脚法、花样，除用脚外，还可用头、肩、臀、胸、腹、膝等部位来触球，有人甚至能达到“使鞠（球）绕身，终日不堕”的水平。宋人还著有《蹴鞠图谱》等专论踢球的著作，从理论上对足踢式球类运动进行总结。杖击式球类运动在宋代称为“捶丸”，即用棍打球，由于“捶丸”需要游戏者根据不同的地形选择最佳击打路线，因而也十分锻炼头脑。“捶丸”由唐代的“步打球”发展而成，类似于今天的高尔夫球。  司马光出任宰相后，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支持下开始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太皇太后高氏曾被人誉为“女中尧舜”，然而她在政治上却极其保守和固执。在宋神宗生前，高氏便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她曾与仁宗曹皇后一起到宋神宗面前哭诉，宣称王安石的新政败坏了祖宗成法，必定会害苦天下百姓，使皇帝为之动摇。 垂帘听政后，太皇太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召回反对变法最为坚决的重臣司马光。司马光在变法之后一直寓居洛阳，许多贬黜外地的保守派官员都非常钦佩他，博学多闻的他更在民间拥有巨大影响。认为新政有可取之处，不应全面废止的苏轼劝阻他道：“先皇刚刚去世，您就马上更改他的政策，这样做不好吧？”司马光斥道：“先皇所立的法度自然不会去改动，但是王安石搞的那一套却是完全的祸国害民，为什么不去改呢？再说现在由太皇太后执政，太皇太后是先皇的母亲，做母亲的改动儿子的主张，有什么不可以的？”遂全面罢斥新法。 当时保守派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保守派要员范纯仁并不赞同全面废止变法措施，他对司马光说：“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能因人废言。”希望司马光广泛听取众人的看法，尤其是反对派的意见，这会对制定正确决策非常有益。“如果什么意见都必须是自己提出的、什么办法都必须是自己想出来的，这样就会在你的身边出现阿谀奉承之人。先生您一定要当心！”但是司马光根本听不进去。 执政八个月后，司马光便因病去世，但是他的举措为其他保守派官员继续严格执行。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全面否定，很可能与他在官场长期郁郁不得志的个人情绪有关。然而他大量起用保守派官员，又将支持变法的大臣逐出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开始亲政，同年改元绍圣（1094~1098）。年轻的皇帝开始重新起用新党，并大力打击保守派，使新旧两党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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