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三年(1080年)神宗起用章惇为参知政事。是时王安石意志消沉,退居金陵。而熙宁新政在元丰间基本上能够得以延续,同章惇、蔡确(元丰五年任相)等变法派领袖坚持变法立场是分不开的。 随着政局的动荡,章惇一生几起几落,《宋史》竟把他列入“奸臣传”,给他定的主要“罪状”是,尽复熙丰旧法,黜逐元祐朝臣;肆开边隙,诋诬宣仁后。笔者就此三点,试分辨如下:
章惇时为枢密院使,为了维护变法成果,他强项敢争,“明目张胆,肆为辨说”(2)他针对司马光反对免役法奏疏:“凡疏略未尽者,枚举而驳奏之。”(3)他斥司马光为“村夫子,无能为。”(4)“光议既行,惇愤恚争辨帘前,其语甚悖。宣仁怒,刘挚、苏辙、王觌、朱光庭、王岩叟、孙升交章击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间,数为言者弹治。”(5)直至赋闲家居。 当此之时,盈朝都是反对派,章惇不惜丢掉高官厚禄,捍卫新法,着实难能可贵 哲宗亲政后,他不满当初宣仁太后和元祐党人把他当作傀儡。在还没有起用章惇时,即采纳李清臣、邓温伯等人的建议,绍述“先帝遗业”,罢免宰相吕大防以及苏辙、范祖禹等重要元佑朝臣。在苏辙的谪词里说:“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反以君父为仇,无复臣子之义。”(6)哲宗对无“君臣之义”的元祐党人,恨之入骨。即使没有起用章悼,斥逐元祐党人已是势之必然。 平心而论,熙丰间变法派当权,新政在反对派的干扰和破坏下尚且行不通。经元祐更化,反对派的阵容大大增强了,而变法遭受镇压和瓦解,阵容和力量大大削弱了。因此以章谆为主的变法派要追复新法,对反对派的清洗是非常必要的,斥逐元佑党人中的顽固派是追复熙丰新法的必要前提。 然而章悼他们的打击面确实是太大了。其实元祐朝臣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之中所谓有 “朔党”、“蜀党”、“洛党”之分。在元祐更化时,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主张择善而从者,也大有其人。而章惇执政后,不加区分,一并予以打击,树敌过多,很不利于新法的复行。 《宋史》称:“惇敏识加人数等,穷凶稔恶,不以官爵私所亲。”(7)“穷凶稔恶”显然是指对元祐党人的报复。“不以官爵私所亲”在封建时代的宰臣中还是凤毛麟角。史载章惇“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讫无显者。”(8)这说明章惇尚能洁身自爱,以变法事业为重。 宋史称章惇执政“凡熙丰旧法悉加追复。“这里必须指出,元丰之政已多异于熙宁之政,而“绍述”之政又有异于元丰之政。“悉加追复”者,是变法的名目,而在这些名目下的具体内容上有所变更的。有些变更是好的,如将百分之四十的青苗率降为百分之二十,将免役宽剩钱减少,这些对劳动人民是有好处的。有些则是坏的,如扩大权贵特权,元丰间已免了宗室贵戚之役,绍圣时又扩大为“所有皇太妃缌麻已上亲”(9)还规定“合出免役一百贯已上,每及一百贯减三分。”(10)这些都表现章惇他们对权贵势力的妥协。
章惇经制荆湖蛮事三年多(1072~1076)招降“梅山洞蛮”、“五溪蛮”,击平“江南蛮”,并遣别将熊本招降“四川诸夷”,收复版图四、五十州。(12) 元祐时期,司马光当政,“诸蛮”、“诸夷”复叛,对西夏也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1086年西夏对北宋提出领土要求,“遣使求兰州、米脂等五寨。”(13)司马光,文彦博主张与其让西夏武力取击,不如自动放弃“此无用之地”,且欲“并弃熙河”。变法派安涛固争之说:“自灵武而东,皆中国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无故弃之,岂不取轻于外夷邪?”(14)前通判河州孙路《挟舆地图》指出弃地的危害,司马光才放弃这个主张。至元祐五年二月(1090年)保守派屈于西夏的武力威胁,结果还是将米脂、葭芦、浮图、安疆四寨割给西夏。(15)“夏得地,益骄”(16)不断侵犯北宋边境。元祐六年寇麟州,七年寇环州,绍圣三年复寇鄜延,陷金明寨“夏人得四寨连岁画界未定,侵扰边境”(17)。 “绍述”时期,章惇执政,采取果断措施“请绝夏人岁赐,而命沿边诸路相继筑城守要害,以进拓境土,凡五十余所。”(18),并以“浅攻挠耕”的战略。以积极防御西夏的进犯。元符元年(1098年)十月在知渭州章楶的指挥下,取得平夏城之捷,击败西夏三十万大军。“由是创州一,城寨九”。(19)自此“夏人不复振”(20)“惇与章楶同宗,言多见采。”可见取得同西夏战争的胜利是章惇部署的。至元符二年(1099年)二月,夏人叩关求和,十月“夏人屡败,遣其臣令能嵬名济等来谢罪,且进誓表,诏许其通好,岁赐如旧。自是西陲民少安。”(21) 从上述史实看来,边隙原有,非章惇开之。保守派对西夏妥协的结果是连岁“侵扰边境”。章淳坚决反击的结果,却赢得西陲边境安宁。谁是谁非,不言而喻。 《宋史》对章惇的这些武功,责之以“肆开边隙”,而对司马光等保守派屈辱求和,弃地千里却不予理论,其派别之见是何等鲜明。
神宗死后,宣仁后垂帘听政,随即起用司马光、吕大防等一班保守派头目,尽废新政。章惇、吕惠卿、蔡确、李定、吕嘉问等变法派重要分子都遭到严厉处罚,甚至把积极参与变法和认真奉行新政的官员,实行“禁锢”,将他们的名字分别归王安石、蔡确“亲党”名下,“榜之朝堂”。终身不得仕宦。(23)元祐五年,人心不服,连保守派头目吕大防、刘挚都感到不安,提出“调停”,想“稍引用”变法派,“以平宿怨”。苏辙上疏极力反对,宣仁后“命宰执读于帘前曰:‘辙疑吾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臣从而和之,调停之说遂已。”(24) 宣仁后在仇视变法这点,同近代的那拉氏是维肖维妙的。哲宗对宣仁后垂帘听政期间的专横十分不满。哲宗亲政,“数与臣僚论昔垂帘事,曰‘朕只见臀背’。”(25) 章悖等变法派对宣仁后的愤懑是可以想象的。《宋史》称章惇“诋宣仁后,谓元祐之初,老奸擅国。”哲宗亲政后,章惇怂恿哲宗“追废”宣仁后。在封建社会里,这确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其实这正表现章惇蔑视封建礼教,敢于同保守势力作彻底的斗争 章淳蔑视封建礼教,在哲宗死后讨论哲宗继承人的问题上,再一次表现出来。他当着神宗后向氏的面,厉声反对向氏立端王赵佶,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26)圆滑的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尝与臣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27)结果向氏决策立端王,即徽宗。章惇抗争赵佶继位,也足见他“敏识加人数等”,北宋江山不正是亡于这个昏庸无能的皇帝手里吗?章悖因此再度下野,一贬再贬,最后死于贬所睦州。
章惇是王安石变法运动时的佼佼者。其历史作用不容抹煞。倘若因为他是“奸臣”而不敢问津,则是仍不脱封建史学家的窠臼。 注解: (1)《宋史纪事本末》卷37 (2)《续资治通鉴》卷79 (3)同上 (4)《长编》卷486 (5)《宋史·章惇传》 (6)《续资治通鉴》卷83 (7)《宋史·章惇传》 (8)同上 (9)《宋会要辑稿·食货》 (10)同上 (11)《临川集·上五事札子》 (12)《宋史》卷493 (13)《续资治通鉴》卷79 (14)《续资治通鉴》卷79 (15)《续资治通鉴》卷81 (16)《宋史纪事本末》卷40 (17)同上 (18)《续资治通鉴》卷85 (19)《宋史纪事本末》卷40 (20)同上 (21)同上 (22)《宋史·王安石传》 (23)《长编》卷84 (24)《续资治通鉴》卷81 (25)蔡儵《铁围山丛谈》 (26)《宋史纪事本末》卷48 (27)同上 (28)《二程全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