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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好友众多，章惇算是极其复杂而另类的一个。若不是章惇帮忙，苏轼可能早就死了；同样，若不是章惇迫害，苏轼可能活得更长久一些。友谊的小船，有时候说翻就翻，苏轼与章惇的恩怨情仇，大概就是个例子。 章惇生于景祐二年（1035年），祖籍福建；苏轼生于景三年（1036年），今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章惇同时参加丁酉科科考，皆中进士。试罢，苏轼步入官场，而章惇却因耻于排名在族侄章衡（状元）之下，忿然离去。明明有缘，却擦肩而过，这似乎成为苏、章二人以凶隙收场的预兆。 嘉祐四年（1059年），章惇再次应试，中甲科进士，后出任永兴军（治长安）商洛令。嘉祐七年（1062年）秋，永兴军解试，大帅刘敞抽调章惇到长安为生员出考题，恰逢苏轼外放凤翔府判官，离长安不远，也被刘敞请来帮忙。就这样，苏轼与章惇有幸相会，两位科举达人在异域他乡结下了友谊。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份友谊，首推一见如故。苏轼为何对章惇极有好感？笔者分析原因主要有三。其一，他们年龄相仿，皆为文人，且均属科举入仕，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其二，刘敞也是文人中的牛人，有状元之才，由他牵线，气氛融洽；其三，此时章惇尚未飞黄腾达，人性深处的恶毒尚未表露出来。 在《与章子厚参政二首》其一中，苏轼这样写道，“轼初见公（章惇）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章惇字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苏轼是个豁达之人，也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文人，见章惇“奇伟绝世”，对功名富贵不甚热衷，便将其视为“一代异人”，并引为知己。 不过，接下来一件事，让苏轼看到了章惇的另一面。长安逗留期间，苏轼、章惇一起到南山游玩，“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章惇让苏轼在绝壁上题字，苏轼不敢，而“惇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苏轼、章惇来。既还，神彩不动”（《宋史·章惇传》）。 一介文人，何来如此胆量？章惇这个动作极其惊险，苏轼瞠目结舌。事后，苏轼拍了拍章惇的后背，说“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不解，连忙请教。苏轼回答，“自判命者，能杀人也”（《宋史·章惇传》），说一个不顾惜自己性命的人，又如何能顾惜别人的性命？从一个动作，苏轼断定章惇日后必杀人。 苏轼在凤翔任职三年，于治平二年（1065年）回京任职，后经亡妻、丧父、续娶等重大变故，接着就迎来了熙宁二年（1069年）的王安石变法。苏轼认为，变法初衷是好的，但太过激进草率，损害了百姓利益，故遭到革新派的排挤外放。与此同时，章惇因支持变法，得到王安石赏识器重，入朝为官。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身陷“乌台诗案”，一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可被一群小人抓住了把柄，这是要把“飞龙在天”的皇帝比作“蜇龙”啊，遂被扣上“不臣”的罪名，关进大狱，杀头在即！关键时刻，章惇出面周旋，劝谏皇帝，大力营救，最终苏轼被释放，从湖州贬至黄州。 事后，苏轼在《与章子厚参政二首》其一中写道，“……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遣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救恤之，真与世俗异矣”。应该说，章惇对落难的苏轼还是很够义气的，在苏轼沦为囚徒、孤立无援之时，能顶着压力，伸出援手，这非常难得，故苏轼对章惇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此后，在王安石的提携下，章惇飞黄腾达，元丰三年（1080年）拜参知政事，元丰五年（1082年）召为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成为革新派的关键人物。不过，随着支持变法的宋神宗的驾崩，变法泡汤了。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年仅十岁，宋英宗皇后高滔滔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 高滔滔虽被誉为“女中尧舜”，但思想守旧，更喜欢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司马光。高滔滔一掌权，就全面废黜了新法，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同时打压革新派，保守派官员重新粉墨登场。处于保守与革新之间的苏轼入京后，初任礼部郎中，不久升为起居舍人，后任中书舍人，又升翰林学士，接近权力中心。 保守派上台，让章惇很窝火，以至于言辞激烈，触怒高滔滔，遂被贬到汝州，“七八年间，数为言者弹治”（《宋史·章惇传》）。期间，史料中未见苏轼为章惇说过好话。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苏轼。其一，章惇的问题是党争，属于政治问题，无解；其二，章惇身在汝州，远离是非之地京城，相对安全。 章惇是个偏执之人，对事情的认识不够全面，带有个人情绪。当年，苏轼身陷囹圄，若不是他出手，苏轼性命难保；而今，章惇跌入低谷，却未见苏轼伸出援手，这下他就心理不平衡。你有难，我帮你；我有难，你却不帮我，这不够朋友，不够义气，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章惇一旦东山再起，苏轼必遭报复。 元祐八年（1093年），高滔滔病逝，宋哲宗亲政，以明年为绍圣元年，继续宋神宗时代的变法。宋哲宗掌权后，保守派重新登场，章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宰相。章惇上台后，尽情发泄心中怒火，对保守派疯狂报复，“协谋朋奸，报复仇怨，小大之臣，无一得免，死者祸及其孥”（《宋史·章惇传》）。 此外，章惇还要对死去的高滔滔、司马光等人进行清算，“甚至诋宣仁后，谓元祐之初，老奸擅国。又请发司马光、吕公著冢，斫其棺”，后被宋哲宗阻止。章惇怒火难消，“使告刘挚、梁焘有逆谋，……欲覆诸人家。又议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将尽杀流人。……天下冤之”（《宋史·章惇传》）。 当年，苏轼断定章惇必会杀人，如今应验了，苏轼本人也遭到章惇的报复。章惇报复苏轼，没有举起屠刀，而是频繁地调动，让苏轼不得安生。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苏轼被贬出京城，“知定州（今河北定州）”。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六月“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宋史·苏轼传》）。历经六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苏轼于同年十月终于艰难地到达了惠州（今广东惠州）。 这一年，苏轼五十八岁，年近花甲。一贬再贬，且一会儿北，一会儿南，一会儿西，一会儿东，颠沛流离，长途跋涉，翻山越岭，舟车劳顿，章惇这是要把苏轼累死的节奏，这是杀人不用刀的架势。不过，苏轼性情豁达，信念坚定，硬是排除万难，在惠州这块当时还是满是瘴气的发配之地顽强地活了下来。 在惠州，苏轼依然乐观，而且还写了一首诗，题为《纵笔》。诗中有这么一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诗文传到京城，章惇大怒，说苏轼竟然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快活，活得很滋润，这怎么行？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章惇使坏，苏轼“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宋史·苏轼传》）。 昌化，即儋州，在今海南岛，更是一块瘴气之地。苏轼字子瞻，被贬到儋州。联系到苏辙（字子由）贬雷州，刘莘老贬新州，其被贬之地与其名号皆相同或相似，这应该不是巧合，显然出自像章惇这样的卑鄙的文人中的小人。苏轼明白，这次真是九死一生了，即便到了儋州，他这把老骨头也会扔在那里。 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控制权在人家手里，话语权在人家嘴上，苏轼无可奈何。跨越琼州海峡前，苏轼向家人告别，这是永别，而且还嘱咐了后事。历经三个月，苏轼到了儋州，随即就置办棺材，选好墓地，淡然度日，但依然乐观。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连苏轼本人也没想到，他竟然又活了三年。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病逝，无子，弟弟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宋徽宗登基后，重新起用元祐旧臣，十一月，苏轼接到入朝为官的任命，随即启程渡海北上。与此同时，章惇因曾反对宋徽宗即位，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被贬出京城，先贬越州，后贬雷州，也到了岭南蛮荒之地。 得知章惇被贬，苏轼给章惇之子章援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苏轼回顾了四十年来与章惇的交往经历，对章惇挖空心思迫害自己毫无怨言，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同时，苏轼还托章援转告章惇，好好保重身体，甚至连自己的《续养生论》和一些养生药方都转赠给章惇，其胸襟之大，与章惇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在被流放的七八年间，残酷的现实，恶劣的环境，让苏轼的身体越来越差，政治上的迫害，精神上的打击，让这位以豁达、乐观著称的文豪几乎油尽灯枯，差点就被章惇整死。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苏轼在北归的长途跋涉中，病逝于常州，时年六十六岁。四年后，章惇在流配之地抑郁而终。 从嘉祐七年（1062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整整四十年，苏轼与章惇始于风华正茂，一见如故，终于花甲古稀，一声叹息。从相识相知到交恶结仇，固然是苏、章二人的私事，但也反映出了北宋政治变革中的动荡。（刘秉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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