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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苏轼传》实取材于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因为苏辙的刻意剪裁与选择，很多史实并没有载入墓铭，致使《宋史》本传记载不全。以苏轼与章惇的关系为例，二人往还极为复杂，而《宋史·苏轼传》仅有“轼旧善司马光、章惇”寥寥数语（《墓志铭》中的记述为“公旧善门下侍郎司马君实及知枢密院章子厚”）。苏轼《自题金山画像》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惠、儋三期，是苏轼人生中的三次低谷期，但对其文学、思想影响至深，而此三期，尤其是晚年贬谪岭海与章惇息息相关，然本传没有正面提及。其中缘由与苏辙的记述，以及苏轼兄弟与章惇的曲折交往相关。《宋史·苏轼传》载： 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轼旧善司马光、章。时光为门下侍郎，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每以谑侮困光，光苦之。轼谓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以为然，光赖以少安。 司马光卒于元祐元年（1086）九月初一日，故本传云苏轼旧善章惇应指本年九月之前事，以这个时间点为断限，此前的苏、章关系仅此一句，此后则几乎没有提及。轼、惇关系中，苏辙作为当事人，他既参与其中，引发相关变化，也最清楚实情，然因苏辙巧加回避，致二人交游真相以及当时史实完全被掩盖、本传记载不全，有必要作补证。 一、青年苏轼与章相处甚欢 苏轼与章惇同为嘉祐二年（1057）进士，刘克庄《跋章援致平与东坡书》云“苏、章本布衣交”，苏轼嘉祐元年冬天前一直在眉州，故二人初识应该在科举时。但真正开始交往则是在入仕以后，苏轼嘉祐六年（1061）底初仕为凤翔府签判，而章惇则为商洛令，据苏轼《与章子厚书参政书二首》：“轼始见公长安”，推知应该是在此期。嘉祐六年闰八月苏辙入制科四等，以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本该为章惇僚属，因伺候老父苏洵而未能赴任。嘉祐七年（1062）十月苏轼与苏辙诗《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二）》云“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苏轼自注：“章子，惇也”。苏辙在《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其二）中云：“南商西洛曾虚署，长吏居民怪不来”，这里的“长吏”亦即商洛令章惇，说明苏轼确曾与章惇相见，并且一起提及过苏辙。 治平元年（1064）正月十九日，苏轼循行至盩厔，二十日章惇应约自长安来见，二人同游楼观、五郡、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等地，此行见章惇《游终南题名》：“惇自长安率苏君旦、安君师孟至终南谒苏君轼，因游楼观、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师孟二君留终南回，遂与二君过渼陂。甲辰正月二十三京兆章惇题。”同游仙游潭时，章惇曾冒险攀援悬崖题壁，且以此夸耀于苏轼： （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而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章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 二人个性差异于此亦可见一斑，苏轼在调侃之余，对章惇还是不无称赞的。这一时期还有酒后观虎一事： 子厚为商州推官，子瞻为凤翔幕签，因差试官开院同途，小饮山寺，闻报有虎，二人酒狂，同勒马往观，去虎数十步，马惊不前。子瞻乃转去，子厚独鞭马向前，取铜锣于石上戛响，虎遂惊窜。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 青年章惇对自己表现之自负溢于言表，同时也可以看出二人关系非同一般，类似记载还有：“章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适子瞻自外来，摩其腹以问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谋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治平元年十二月十七日苏轼任满赴京，自凤翔经长安，在王颐家观看《醉道士图》，苏轼因为不能饮酒，故随手跋曰：“仆素不喜酒，观正父《醉士图》，以甚畏执杯持耳翁也。”（《跋醉道士图》）。后章惇路过长安亦曾观玩此图，看到苏轼题跋不觉发笑，作《题跋醉道士》：“仆观《醉道士图》，展卷末诸君题名，至子瞻所题，发噱绝倒。子厚书。”其中“发噱绝倒”自是缘于对苏轼之了解，个中缘由二人自是心领神会。有意思的是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结束父丧，赴京途中再过长安，见章惇题跋，争胜之意隐忍不住，故又随手再题，云：“熙宁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过长安，会正父于母清臣家。再观《醉士图》，见子厚所题，知其为予噱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见，当复一噱。时与清臣、尧夫、子由同观。子瞻书。”次年五月六日章惇调任武当县县令，过长安，看到苏轼题跋后，又作《再跋醉道士图后》：“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游潭，况于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正父赴丰国时，子厚令武进，复题此，以继子瞻之后。己酉端午后一日。”章惇揭苏轼之短，谓其虽好山水，却知难而退，实未玩味过风光之美，类推之，则虽好酒而不敢狂饮，实不知酒中真味。治平末年苏轼守丧在家，熙宁初回朝后不久外任，故这段时间内苏轼与章惇几无往还。总体看，早期二人间的亲密关系，令人艳羡。 二、“乌台诗案”前后章挺身救助苏轼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贬谪黄州，这是他在仕途上遭受的第一次打击，章惇不计个人得失，不遗余力地加以救助。“乌台诗案”不能说全是捉风捕影，苏轼的有些诗确实表达了对变法的不满和对民间的同情，他本人希望这些诗能上达天庭，让神宗能借此了解民间的疾苦，而有补于社稷。然而其中的部分作品既没有反映民情，也没有讽刺新法，却被当权者刻意曲解，比如：“吴王池馆遍重城，奇草幽花不记名。青盖一归无觅处，只留双桧待升平。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诗题中王复乃钱塘人，是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的朋友。苏轼偶至王复家，见其门口的双桧树枝干挺拔，别有韵致，便写下了这两首诗。此诗与时局并无关系，却也成了治罪证据：“东坡在御史狱，狱吏问云：'《双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有无讥讽？’答曰：'王安石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吏亦为之一笑。”宰相王珪（字禹玉）穷究不已： 元丰间，苏子瞻系大理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章子厚亦从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尝以语余，且以丑言诋时相，曰：“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注：时相，王皀也） 叶梦得的记载得于章惇的口授耳传，当非妄语，与苏轼同时而稍后的王巩记录更详： 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诗有'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乃不敬，反欲求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耶？”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闻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这条记载声情并茂，形貌毕现，章惇为营救苏轼，置个人仕宦荣禄于不顾。此外，章惇还直接上书皇帝，为其求情，事见周紫芝《诗谳》： 初，东坡以《湖州谢表》获罪于朝，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辈交章力诋，皆以公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宜大明诛罚，以厉天下，于是始有杀公之意焉。神宗皇帝以英明果断之资，回群议于籄籄中，赖以不死。余顷年尝见章丞相论事表云：“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也。” 尽管苏轼后来还是遭贬了，但毕竟没如李定、舒亶等人所想的那样被杀，应该说政治倾向上偏向变法的章惇的积极营救和开解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刚抵达黄州贬所，章惇即由翰林学士拜参知政事，二人的升沉异势，说明背后的政治立场存在对立，但章惇从个人情谊出发还是主动写信安慰苏轼。经历“乌台诗案，”苏轼“亲朋皆绝交”、“亲朋多畏避不相见”、“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显然很孤立，章惇的劝慰、告诫不能不令苏轼有所感动。章惇的书信今已不传，但从苏轼的回信中可以看出，章惇的态度是极诚恳的： 轼顿首再拜子厚参政谏议执事。去岁吴兴，谓当再获接奉，不意仓卒就逮，遂以至今。即日，不审台候何似？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 ……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来书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时终不以一眚见废。”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 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章惇在信中劝勉苏轼“痛自追悔往咎”，并相信“清时终不以一眚见废”，就章惇当时的身份而言，不失真诚，反倒是苏轼用语过于谦卑，显得对刚刚升任的章惇有些许的提防。 三、元祐初苏轼兄弟与章交恶 苏轼兄弟与章惇的关系出现转折和裂痕，发生在元祐初年。元丰八年（1085）十月苏辙为右司谏，掌管言路，次年还朝；苏轼元丰八年十二月除起居舍人，亦于次年初还朝。至元祐初旧党纷纷还朝，开始排挤新党。元祐元年二月二十七日苏辙上《乞选用执政状》云“枢密使章惇，虽有应务之才，而其为人难以独任”，首论章惇。此状中还涉及了其他人，还算不上攻击。闰二月十八日再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开始直接弹劾章惇： 臣窃见知枢密院章，始与三省同议司马光论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节有疏略差误，而不推公心，即加详议，待修完成法然后施行，而乃雷同众人，连书札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后论列可否，至纷争殿上，无复君臣之礼。然使因此究穷利害，立成条约，使州县推行更无疑阻，则之情状犹或可恕。今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挥，使诸路一依前件札子施行，却令被差人分户具利害实封闻奏。臣不知陛下谓此举其意安在，不过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但得光言不效，则朝廷利害更不复顾。用心如此，而陛下置之枢府，臣窃惑矣……故臣乞陛下，早赐裁断，特行罢免，无使得行巧智以害国事。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此后在弹劾其他人的奏章中都不同程度地继续攻击章惇，如三月十六日上《乞责降韩缜第八状》云：“夫缜与蔡确、章惇均是奸邪，皆能虐民乱国。章惇虽不能自引，而褊中易动，轻肆狂言……只如章惇之事，台谏久以为言。是时陛下若即付三省议其可否，则章惇之去留自出公议。陛下始既不忍，养成惇恶。” 五月二十八日上《乞责降吕和卿状》云：“谨按金部员外郎吕和卿，本惠卿之弟，而章惇所荐。和卿始以奏补入仕，赋性愚騃，方其历任未成考第，而惇称其所至有声。当时士人无不窃笑。” 八月八日上《言张璪札子》云：“昔王安石、吕惠卿首加擢用，被以卵翼之恩，收其鹰犬之效，与章惇等并结为死党。熙宁弊法，皆惇等所共成就。” 为了配合攻击，苏轼在苏辙的《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后，于同年三月二十日上《缴进沈起词头状》：“臣伏见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伏望圣明深念先帝永不叙用之诏，未可改易，而数十万人性命之冤，亦未可忽忘。明诏有司，今后有敢为起等辈乞叙用者，坐之。”就章惇平定南蛮事进行论奏，而苏轼此状与时论及其本人之前持论明显不合。 关于章惇用兵五溪事史传皆有记载，如《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五年（1072）七月庚戌条载：“遣秘书丞、集贤校理、检正中书户房公事章惇察访荆湖北路农田、水利、常平等事。始议经制南、北江，故徙夙及构，又使惇往密图之。”《东都事略·章惇传》载：“熙宁初王安石秉政，以惇编修三司条例，除秘书丞集贤校理、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察访荆湖用兵，于是溪洞拓境数百里。”《宋史·章惇传》：“熙宁初，王安石秉政，悦其才，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校理、中书检正。时经制南、北江群蛮，命为湖南、北察访使……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鼎州。以蛮方据潭之梅山，遂乘势而南。” 从相关史料看章惇用兵五溪也是取得成效的，如《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五年十一月庚申条载章惇上奏言：“招谕梅山蛮猺令作省户，皆欢喜，争开道路，迎所遣招谕人。得其地，东起宁乡县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寨，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熙宁六年（1073）六月癸亥条载章惇奏言：“权发遣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蔡烨元奏梅山利害及措置梅山、武冈猺人，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丁七万九千八十九口，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起税租及修筑武阳、关硖城寨，其提点刑狱孙颀、权发遣提点刑狱朱初平、管勾常平司乔执中、知潭州潘夙并协力同议。”《宋史·神宗纪二》载“（熙宁五年）十一月壬申章惇开梅山，置安化县”，“（熙宁六年）冬十月辛未，章惇平懿、洽州蛮”。《宋史·孙构传》：“章惇兴南、北江蛮事，构谕降懿、洽二州，纳归附州十四。”《宋史·张颉传》：“熙宁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懿等州，克梅山。”《宋史·蛮夷传一》：“初，熙宁中，天子方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点刑狱赵鼎言峡州峒首刻剥亡度，蛮众愿内属。辰州布衣张翘亦上书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访湖北，经制蛮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苏氏、诚州之杨氏相继纳土，创立城寨，使之比内陆为王民。”《宋史·蛮夷传三》：“熙宁间，以章惇察访经制蛮事，诸溪峒相继纳土，愿为王民，始创城寨，比之内陆。” 苏轼熙宁间对章惇平蛮战事也是积极肯定的，熙宁八年（1075）他在所作的《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其一）云：“功名谁使连三捷，身世何缘得两忘”，其中“功名”正指用兵五溪事；而至元祐初年的奏状中则成为“结怨交蛮，兵连祸结”，足见苏轼前后持论标准之不统一。 在元祐旧臣的攻击下，章惇罢去。《宋史·章惇传》“哲宗即位……刘挚、苏辙、王觌、朱光庭、王岩叟、孙升交章击之，黜知汝州”（刘挚等人弹劾奏章皆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元年各卷记事），其中以苏辙的攻击最为有力：《宋史·苏辙传》云“哲宗立，（辙）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元祐元年，为右司谏。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欲革弊事，而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皆在位，窥伺得失，辙皆论去之。”《东都事略·章惇传》：“谏官苏辙论其奸恶，（章）惇与（蔡）确皆逐去，惇知汝州、徙扬州，提举洞霄宫。” 章惇被苏辙弹劾罢去，埋下了此后章惇报复苏轼兄弟的伏笔，也拉开了章惇与苏轼交恶的序幕，宋人施元之曾云：“子厚时知枢密院，以子由论罢，致怨。绍圣初相哲宗，东坡遂谪领海。”清人王文诰亦云：“公（指苏轼）与章惇自来交厚，时子由既奏逐之，公复形于奏牍，自是为不解之雠矣。”施元之、王文诰所论比较公允。 四、绍圣以后章报复苏轼 哲宗亲政，绍圣元年（1094）四月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十一日苏轼落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六月道贬惠州；苏辙当然未能幸免，三月除端明殿学士、知汝州，六月再降左朝议大夫、知袁州。章惇秉政裹挟私人恩怨和两派分歧，试图扫除整个元祐党人的势力，《宋史·刑法志》云：“绍圣间，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贬吕公著、司马光，及谪吕大防等岭外，意犹未快，仍用黄履疏高士京状追贬王珪，皆诬以'图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上颇惑之。最后，起同文馆狱，将悉诛元祐旧臣。”《东都事略·章惇传》亦载：“哲宗亲政，召拜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惇既相，引蔡卞为右丞。惇、卞执政，谋所以释憾于元祐旧臣者……肆罗织窜逐元祐臣僚于岭海。”手段之刻薄也是前所未有的，明显胜过元祐党人，如打击司马光：“绍圣初，御史周秩首论（司马）光诬谤先帝，尽废其法。章惇、蔡卞请发冢斫棺，帝不许，乃令夺赠谥，仆所立碑。而（章）惇言不已，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崖州司户参军。”《宋史·许将传》亦载：“章惇为相，与蔡卞同肆罗织，贬谪元祐诸臣，奏发司马光墓。”司马光卒后，苏轼成为旧党的中坚人物，自然会成为政敌章惇的打击对象，而出于回击苏辙元祐初年的弹劾，加害手段会更残忍和刻薄一些。 章惇绍圣年间在相位前后八年，对苏轼兄弟的打击，可谓无所不尽其极。苏轼绍圣元年十月初抵达惠州，章惇随即命程之才（正辅）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程为苏轼的表哥兼姐夫，却因为苏轼姐姐在程家被虐至死，两家遂成世仇，四十年间不曾往来，章惇作为苏轼的旧友当然知其详情，遂欲借刀杀人：“东坡先谪黄州，熙宁执政妄以陈季常乡人任侠，家黄之岐亭，有世仇；后谪惠州，绍圣执政，妄以程之才，姊之夫，有宿怨，假以宪节，皆使之甘心焉。”黄庭坚曾云：“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跋子瞻和陶诗》），“时宰”即章惇。令章惇很失望的是，程之才到惠州后不仅没有加害苏轼，相反，二人化解了两家四十多年的恩怨，握手言欢、言归于好了。故绍圣三年（1097）三月即召程之才回京。绍圣四年（1098）苏轼再贬儋州，昌化军安置，当然背后的操刀手仍为昔日好友、今之政敌章惇。据载：“苏轼谪惠州，有诗云：'为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至京师，章惇笑曰：苏子尚快活耶？复贬昌化。”“东坡海外《上梁文口号》云：'为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章子厚见之，遂再贬儋耳，以为安稳，故再迁也。绍圣四年与苏轼同时遭贬还有苏辙贬雷州，刘挚（莘老）贬新州，黄庭坚（鲁直）贬新州。关于四人的被贬情况，宋人有很多说法。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载：“绍圣中，贬元祐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时相”即章惇。罗大经所载更详细： 苏子瞻谪儋州，以“儋”与“瞻”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此章子厚鎚谑之意。当时有术士曰：“儋”字，从立人，子瞻其尚能北归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泽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盖棺之义也，鲁直其不返乎！后子瞻北归，至毗陵而卒。子由退老于颍，十余年乃终。鲁直竟卒于宜。 苏轼贬谪到海南后，章惇意犹未尽，因程之才前往广东按察没有达到目的，再派为人险恶刻薄、并且与苏轼有仇的吕惠卿之弟吕升卿以及董必前往两广，伺机加害苏轼。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曾布：“近闻遣吕升卿、董必察访二广，中外疑骇，以谓恐朝廷遣此两人往处置已窜黜者，人言殊篏篏……况升卿兄弟与轼、辙乃切骨仇雠，天下所知，轼、辙闻其来，岂得不震恐？万一望风引决，朝廷本无杀之之意，使之至此，岂不有伤仁政。兼升卿凶焰，天下所畏，又济之以董必，此人情所以尤惊骇也。必在湖南按孔平仲殊不当，今乃选为察访，众论深所不平。”上改容曰：“甚好。”陈次升又言：“陛下初欲保全元臣僚，今乃欲杀之耶？”上曰：“无杀之之意，卿何为出此语？”次升曰：“今以吕升卿为广南按察，岂非杀之耶？升卿乃惠卿之弟，元中尝监真州转般仓负罪，恐外台按发，尝托疾致仕。太皇太后上升，自真州泛小舟，隐姓名，不七日至京师，投匦上书。其人资性惨刻，善求人过失，今将使指于元臣僚迁谪之地，理无全者。”于是升卿罢其行。 尽管狠毒的吕升卿最终没有被派往两广，而派出的董必同样是章惇的忠实爪牙。苏轼作为天下名士，他初到海南，一位名叫张中的军官慕其名节，派兵将官驿修葺一番后留给苏轼暂时居住，董必按察之后，将张中降职，后竟贬谪死在雷州监司任上，其他人员也遭受了处罚： （元符二年四月）朝散大夫、直秘阁、权知桂州、广南西路都钤辖程节降授朝奉大夫。户部员外郎谭脄降授承议郎。朝散郎、提点荆湖南路刑狱梁子美降授朝奉郎。先是，昌化军使张中役兵修伦江驿，以就房店为名，与别驾苏轼居。察访董必体究得实，而节等坐不觉察，故有是命。 张中被降职外调后，苏轼随即亦被逐出官舍： 潭州彭子民，随董必察访广西，时苏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议遣人过儋。彭顾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孙。”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过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 这一时期对苏辙的打击也是一样很严厉，苏辙至雷州，郡守张逢出钱替租房屋亦被停职，苏辙为此再移循州： 东坡自惠迁儋耳，子由自筠迁旱，二公相遇于藤，因同行。将至雷之境，郡守张逢以书通殷勤，逮至郡，延入馆舍，礼遇有加。东坡将渡海，逢出送于郊。复官出钱僦居以馆子由。帅臣段讽闻之大怒，劾逢馆留党人苏轼，及为苏辙赁屋等事，逢坐除名，勒停。子由移循州。 绍圣章惇主政期间，苏轼一再南贬，然苏辙在《墓志铭》中仅以“居（惠州）三年，大臣以流窜者为未足也。（绍圣）四年，复以琼州别驾安置昌化”轻轻带过，《宋史》本传沿用其说：“居（惠州）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苏辙文中的“大臣”，即章惇，然苏辙未直书其名。 余论：苏辙曲笔记叙的原因 苏辙撰苏轼墓志铭时就与章惇的关系上有选择性地进行了回忆和记叙，刻意回避了一些真相，原因有二：第一，在与章惇的整个交往过程中，作为当事人的苏辙很清楚，仅从友情的角度论，兄弟二人是有负于章惇的，元祐初攻击章惇最力的正是苏辙本人，自然不便提及这一段旧事。第二，苏辙作墓志铭时，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底，本年三月章惇已贬至雷州，再出恶语，有落井下石之嫌，同时因为亲情关系亦不便明言：苏辙与章惇的外甥黄寔为姻亲，苏轼与黄寔亦极友善。 综上可知，《宋史·苏轼传》来源于苏辙所作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辙在墓志铭中仅就元祐以前的关系而论，认为苏轼“旧善章惇”，而实际是以章惇友善苏轼为主。而元祐以后的关系未正面提及，实际情形是，苏辙兄弟攻击在前，章惇报复在后，苏辙作为当事人，亲与其事，故意将此段关系隐去，回避了苏轼兄弟与章惇由友变敌的详情，故致《宋史·苏轼传》中关于苏、章二人的往还情况及相关史实记载不全，特此补证。 作者简介：彭文良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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