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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赵俪生（1917-2007） “篱槿堂”，已故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的斋名。篱槿就是篱笆边的木槿。赵先生以这样普通的植物命名自己的书房，一定有其深意，可惜在他生前我没有请教过他老人家。每当我想起这一斋名，脑海便浮出陆游的一首诗：“竹屋茅檐烟火微，长歌相应负禾归。穷居幸可支朝夕，世事何曾有是非。新茁畦蔬经宿雨，半开篱槿弄斜晖。老翁略与吾年等，眷眷遮留莫苦违。”前人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如果你的眷眷知己竟然是一位比你年长许多的老翁，著名学者，那么你又将如何地感到“足矣”？赵老，就是我非常敬重却敢于妄称“知己”的前辈史学家。 我没有见过赵老，但我很早就知道他的大名。我读中学时，曾在旧书店里淘到过一本他写的《史学新探》。虽然当时我看不大懂，书也不知何时弄丢了，但却记住了著者的名字。而与老人开始联系，则是在十八年前。记得那是在2001年初的《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上，我读到了赵老写的《王瑶与冯契》一文。王、冯两位先生当时先后去世未久，一位是文学研究大师，一位是哲学研究大师，正好都是我认识的，而且我都曾“登堂入室”（按，都曾去过他们家，并非说是他们的入门弟子）。因此，赵老此文也就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我知道赵老和王、冯三位都是1930年代北平左联的成员，看了赵老文章，更知道了他们原来是最要好的同学。文章把两位大师写活了。赵老以历史学家闻名，没想到散文也写得这么好，真不愧为左联老作家啊。 我在文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他（王瑶）后来之所以能带出那么多精彩的研究生，一个一个对周作人、郑振铎、夏衍等做出那么精湛的研究，其中那股‘气’，是在1934 —1937年间积贮下来的。……这些研究生的名字我都留意，他们的论文和专著，只要我能弄到的，都读过了。就是说，风采已经领略，只是无缘亲炙（按，赵老用词过谦，不妥；但报纸竟误植为“亲受”，不通），乏握手之欢。”王瑶教授“文革”后的研究生，我大多熟悉。王先生带的第一批研究生钱理群、吴福辉、赵园等都年长于我，但他们读研时，我也是复旦大学的相同专业的研究生；王先生带首批博士生温儒敏、陈平原时，我则在北京师范大学同一专业读博。赵老说的对周作人做出精湛研究的，我知道当然是钱理群；可是，王先生的高足中好像没有人专门研究郑振铎，那是谁啊？忽然，我闪过一个念头：赵老会不会把我误认作王先生的研究生了？因为我虽然不敢自认是“那么精湛的研究”，但当时倒已写过几本研究郑先生的书，而且有的已得过教育部人文社科著作奖了。要是赵老读过拙书，那我就太荣幸了。 我就给赵老写了一封信。我没有他的地址，试着寄往兰州大学历史系。信寄出后好久没有回音，也就几乎忘了。直到3月底，我忽收到从兰州挂号寄来的一包书。在纳闷中打开一看，不禁大喜！原来是赵老寄来的一本《篱槿堂自叙》，并附有一信，字迹有些抖颤。原来，兰州大学有很多小区，历史系离赵老的家竟有20里之遥。赵老已八五高龄，当然平时不去系里，此信便在系办公室耽搁甚久。赵老是在看到有人带给他的信后，马上就写回信的。他写道：“您的揣测是完全正确的。我一直把您当成王瑶兄的研究生了。读来信，方知是李何林先生的研究生。李先生在华北大学时就相识，他在二部，我在四部。可以说，何林先生挺喜欢我。”啊，原来赵老还是先师的老同事！ 赵老在信上说，他在五年前就读了我写的《郑振铎传》一书。我去信时曾提到，赵老既是当年清华大学的学生，也应当认识当时在那里任教的郑振铎先生，能不能请写一篇回忆郑先生的文章呢？赵老回答说：“您说的不错，我是应该写一篇文章追念郑先生的。因为郑先生对我有恩。”原来，当赵老才二十四岁，在陕西乾县某中学当一名英文教员时，郑先生就多次发表过他的作品。信中说：“试想，当年郑先生对我这个小伙子算是够抬举的啦吧。这点恩情，我永生难忘。”根据赵老信中说的，我当即查知他当年发表作品，用的是茅盾也曾用过的笔名“冯夷”（当是出自《庄子》）。特别是他信中还提到，1946年他得悉闻一多先生被反动派刺杀后，马上悲愤地写了一篇《混着血的记忆》，称颂闻先生为“剖肝绝腹”的“人民忠臣”，并迅即由郑先生发表于他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在当时，写这样的文章和发这样的文章的人，都是慷慨激昂不畏死的！我想，赵老如写出追念郑先生的文章，一定很有价值。 此信读到后面，却令我担忧起来。赵老说，他患有前列腺病，这年的阳历和阴历的元旦都是在医院里吊瓶子输药液中度过的。“现在出院还不到一星期。”可知，赵老是扶病给我写这么长的回信的，而且还同时寄赠新出的书，真是待我太好了！他信上最后说：“我一接到信，就很想结交您这么个朋友。您大概也不过五十几岁吧，来日方长，要比我们这一辈机遇好得多。祝您著作等身！”读至此，我既激动，又大受鼓舞。我想到，自己在十六年前有幸成了北师大李何林先生的博士生，当然同时也就失去了忝入北大门墙的机会。我对王瑶先生也是很崇敬的，而且在我与王先生很有限的几次交往中，也感觉“先生挺喜欢我”。因此，我心中其实一直隐隐有一丝遗憾。而如今，王瑶先生的老同学赵先生，竟一直认为我就是北大王先生的弟子，还写了“精彩”“精湛”“谁带的徒弟像谁”这样的话。我虽然十分惭惶，但心里头还实在有点儿高兴的，好像消弭了我心中一直存在的那种人生的缺憾感。 那以后，赵老还给我来过信，现在一时未能找出。记得他老人家一再热情表示非常高兴与我这个小辈“交朋友”，我真的感到“受宠若惊”。借赵老的话来说，“先生挺喜欢我”，对我“是够抬举的”。但我从信上看出赵老身体欠佳，工作又忙，因此尽管我非常想与赵老多多通信请教，但还是不敢随便写信。赵老说的他要写的追忆郑振铎先生的文章，我也不敢去催。非常遗憾，最后好像他也没写出来。我只在他老人家题字赠我的《篱槿堂自叙》中得知，早在1930年代，他就与郑振铎、茅盾、叶圣陶、王统照等文学研究会作家有来往。1946年冬他到上海，还去过郑振铎家。书中写道，郑先生“对我是一往情深的”，“他正在写字，没有等我开口，他就抢先说，‘顺便也给你写一幅吧’。他的书房简直像一座古墓，到处摆的都是明器（殉葬物）。我临告辞时他说，‘差点儿忘了，你的稿费我写个条子，你到中正路找李健吾先生那里去取吧’。”郑先生给他写的字是什么内容啊？我也未来得及请教他…… 2007年底，我突然从报上得悉赵老走完了他九十年人生的历程。当时我的心里非常悲楚，只是默默地想，赵老对我真是一往情深，“这点恩情，我永生难忘”！ 本文刊2019年4月3日《文汇报 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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