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悝（kui）（前455—前395年），魏国安邑人，战国时期政治改革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强产量。 进入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变法图强，最早变法的是三晋之一的魏国。 魏国在东方各国是最没有地理优势的，西面是强大的秦国；东面是老惦记着齐桓公霸业的齐国；北面的赵国虽然同属三晋，但既然分家了，当然就互有心病；南面跟楚国虽然隔了个韩国，但南蛮的威胁随时存在，在四面受敌、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率先变法图强，也是很好理解的。 当时魏国的国君魏文侯，是个很有胸怀度量的君主。礼贤下士，从善如流，更难得的是他具有战略眼光，知道在竞争的环境下，只有变革制度，才能推动国家强大，所以他重用法家的李悝，主持变法。 历史书都会讲商鞅变法，而李悝变法则少有人知道，甚至李悝这个人，也很少人知道，其实李悝才是战国时期变法的先驱，而且论效果论政绩，丝毫不逊于商鞅，魏国称霸百年，正是他变法之功。 只是商鞅死后秦国继续执行他的制度并不断推向极致，而魏国则未能坚持李悝的政策，导致人亡政息。 有了李悝在前面的开创，吴起的继续，才有商鞅的集大成。而相对地，李悝的变法对于民生和经济有更多照顾，而不似商鞅纯以农战为本，更为人性化，当然，这也跟当时的竞争环境相对没有后来那么激烈有关。 李悝和后来的变法家吴起、商鞅都是卫国人，这个小国似乎专出法家人才，而法家对于中国的历史，也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统治实行的是“儒表法里”的统治术。而最近更看到有学者为法家鸣冤，认为重视“法律精神”的法家比“空谈理想”的儒家更有实用性，也与现代的法治社会更契合。 其实无论儒家、法家，对统治者来说，都不过工具而已，合则用不合则去。用法家，只会用其“法术势”，而不会用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用儒家，只会用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会用其“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要了解李悝，那得先从法家思想说起，法家主张以法、术、势来治理国家，法是指健全法制，术是国君驾驭群臣的手段，势指的是国君掌握军政大权的权势。李悝创立法家以后，法家思想迅速在各国得到发展和运用，涌现出了一大批法家代表人物，他们虽然同为法家，但是却又各有侧重。 比如说商鞅偏重“法”，申不害偏重“术”，慎到偏重“势”，而且都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由此法家成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发展最为广泛的思想之一。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于大成，将“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创立了著名的法家学说，为秦始皇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以致于后世都以为法家创始人是韩非子，而实际上其真正的始祖应该是李悝！ 李悝主持的魏国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他用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外，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经济和农业中的改革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政治上，他主张废除贵族的世袭制，唯才是举，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使得魏国一度人才济济。 经济和农业上他主张统一分配耕地给农民，并“取有余以补不足”，在丰年平价收购粮食，灾年再平价卖出，统一调配农民生产的粮食，鼓励和重视发展农业。在春秋战国那个特定的年代，农业强则人丁旺，人丁旺则国力强，魏国鼎盛时期足足有几十万大军，他们在中原横冲直撞，四面出击，成就了魏国百年霸业。 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有功国家的人，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国。 他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其“重农”与“法治”结合的思想对商鞅、韩非影响极大。 反对礼制 法家重法律，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管子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航行百里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 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当代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 政 治 选贤任能，赏罚严明。李悝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李悝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腐朽落后的世袭制度的挑战，由于废除世袭制度，一批于国家无用且有害的特权阶层的人物被赶出政治舞台，一些出身于一般地主阶层的人，可因战功或因其才能而跻身政界，此举实际开创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为以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开辟道路。 这样改革的结果，大大削弱了魏国的“世卿世禄”制度，以后的封君在封国食邑内没有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官吏制度有所改善，政治情况较好。 经 济 经济上，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简单说来，“尽地力”就是统一分配农民耕地，督促农民勤于耕作，增加生产，“平籴法”是国家在丰收时平价收购粮食储存，发生饥荒时又平价卖给农民，取有余以补不足，以防谷物甚贵而扰民，或甚贱而伤农。此法的实行，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而富强。 李悝认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还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有赏有罚，唯才是用，这是战国时甚为流行的法家主张，当时不少国家都因贯彻这些主张走向富强。 在经济策略方面，尽地力之教是李悝的主要主张。他认为田地的收成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正比，“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又认为粮贵则对士民工商不利，谷贱则伤农，善治国者必须兼顾士民工商和农民双方的利益,他指出五口之家的小农，每年除衣食、租税和祭祀等开支外，还亏空四百五十钱，这就是农民生活贫困和不安心于田亩的原因。他针对此情况作平籴法，即将丰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按比例向农民籴粮；把荒年也分成大饥、中饥和小饥，在大饥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籴的粮食发放给农民，其余则类推。这样可使饥岁的粮价不致猛涨，农民也不会因此而逃亡或流散。 由于能“取有余以补不足”，“行之魏国，国以富强”。“尽地力”是一种“重农政策”。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 ，他计算说：一百平方里之内，有土地九万顷，除了山泽人居占三分之一之外，可开田地六万顷，“治田勤谨，则亩益（增产）三斗，不勤，则损（减产）亦如之。”这就是说，百里之地，每年的产量，由于勤与不勤，或增产一百八十万石，或减产一百八十万石。此数字关系重大，因此必须鼓励农民生产。 法 律 李悝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法经》分6篇，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 《晋书·刑法志》曰：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域、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 《法经》的编订，是李悝在法律制度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春秋末年，晋、郑诸国作刑鼎或刑书，以公布新的法律条文,到战国时，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出现了更多的新的成文法典。 李悝“撰次诸国法”，修订出《法经》六篇，包括盗、贼、囚、捕、杂、具。盗是指侵犯财产的犯罪活动，大盗则戍为守卒，重者要处死。窥宫者和拾遗者要受膑、刖之刑，表明即使仅有侵占他人财物的动机，也仍构成犯罪行为。贼律是对有关杀人、伤人罪的处洽条文，其中规定，杀一人者死，并籍没其家和妻家：杀二人者，还要籍没其母家。囚、捕两篇是有关劾捕盗贼的律文。 杂律内容包罗尤广，包括以下几类： ①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 ②狡禁。有关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的罪行。 ③城禁。禁止人民越城的规定。 ④嬉禁。关于赌博的禁令。 ⑤徒禁。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 ⑥金禁。有关官吏贪污受贿的禁令。 如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犀首以下受贿的要处死。具律是《法经》的总则和序例。《法经》出现后，魏国一直沿用，后由商鞅带往秦国，秦律即从《法经》脱胎而成，汉律又承袭秦律，故《法经》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农 业 李悝是重农主义的开山鼻祖，他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使魏国因而富强。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究竟如何，已不可详，只能从《汉书》 “食货志”的记载略窥梗概。他指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居邑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矣。” 农夫因为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生活而有怠耕的现象，造成粮食的减产，粮价因而上扬。然而“耀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 重农主义在商鞅手中达到了极致，他承继了李悝的做法并加以扩大，他体会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而且“农少、商多”的结果是“贵人贫、商贫、农贫”，因而极力抑制末业(特别是商业)，而使游食者群趋于农，以达到“搏以于农”、“壹民于农的”的目的。史载商鞅的变法令云：“大小戳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以免役的方式来奖励耕织，并以收为官奴的方法惩罚工商和怠惰贫穷的人，行之十年，家给人足。 为了达到地尽其利，乃“开阡陌封疆”以拓展耕地，任民自耕。此举使土地私有制得到法律的承认，宣布旧田制的终结，而造就了秦国的富强。兵法说“带甲数十万，民有余粮弗得食也。”无论是经由重商或重农而求得国家富强，都必须在统治者的掌握中才能发挥效用，所以统治者在求国力整体富厚的同时，也都进行积聚。 战国时代，各国之积聚以粟为主。苏秦说齐宣王曰：“齐粟如邱山”；说楚威王、赵肃侯、燕文侯皆曰：“粟支十年”。积聚的结果，当然加重人民的负担。由余在看了秦缪公的宫室积聚后，感慨地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田制与赋税改革后，地租由提供劳役改征实物，“相地而衰征”的结果，虽有使税负公平的作用，却也使税率超脱了原有的限制。 鲁哀公喟欢“二，吾犹不足”，这“二”即便不是十分之二，也必定比什一要来得重，春秋晚年齐国的情况是：“民叁其力，二人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晋国也是“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馑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魏文侯更坦白地指出：“今户口不加，而租入岁倍，此由多课也。” 因此，列国争胜局面下的求富，是富了国君而农民依然贫苦，上下之间分配的不均益趋严重，求均的呼声乃应时而起。 著 作 李悝的著作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者有法家类《李子》三十二篇，儒家类《李克》七篇；兵权谋家《李子》十篇，也可能是李悝所作。李悝的思想和治术都属于法家范畴，故其大多数作品被列入法家类。由于他和子夏学派有一定的关系，他的有些作品不免带有几分儒家色彩，《艺文志》将其列入儒家也不为无因。以上三种著作早已亡佚，但在魏晋或隋唐时尚有零简残篇传世，如《水经注》和《文选·魏都赋》注都引有《李克书》。 由于《汉书》以李悝与李克为两人，后代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李悝是法家，李克是儒家。《法经》早已不存，唯桓谭《新论》中有关于《法经》内容的简述，《晋书·刑法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新论》已亡佚，桓谭介绍《法经》的一条保留在明人董说《七国考》之中，是我们今天了解《法经》的重要依据。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法经》，夹杂了天尊、佛像等语，当是误引他书所致，故难以凭信。 轶 事 魏文侯对李悝说：“先生曾经教导我说：'家贫就想得贤妻，国乱就想得贤相’'，如今要安排宰相，不是魏成子就是翟璜，这两个人您看怎么样？” 李悝回答说：“我听说，卑贱的人不替尊贵的人谋划，疏远的人不替亲近的人谋划，我的职责在宫门以外，不敢承担这个使命。”文侯说：“先生面对此事就不要推辞了。”李悝说：“这是您不注意考察的缘故。平时看见他亲近哪些人，富有时看他结交哪些人，显贵时看他推举哪些人，不得志时看他不做哪些事，贫苦时看他不要哪些东西，有这五条足能决定谁当宰相了，何需依靠我李克呢！”文侯说：“先生回家吧，我的宰相已经决定了。” 李悝快步走出去，到翟璜家中拜访。翟璜说：“今天听说君主召见先生去选择宰相，结果是谁当宰相呢？”李悝说：“魏成子当宰相了。”翟璜气得变了脸色，他说：“就凭耳目的所见所闻，我哪一点比魏成子差？西河的守将吴起是我推荐的，君主对内陆最忧虑的是邺郡，我推荐了西门豹，君主计划要攻伐中山国，我推荐了乐羊，中山攻灭后，派不出人去镇守，我推荐了先生，君主的儿子没有师傅，我推荐了屈侯鲋，我哪一点比魏成子差！” 李悝说：“您向您的君主推荐我的目的，难道是为了结党营私来谋求做大官吗？您怎么能跟魏成子相比呢？魏成子有千钟俸禄，十分之九用在外边，十分之一用在家里，因此从东方聘来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君主把他们奉为老师，您所推荐的那五个人，君主都任他们为臣，您怎么能跟魏成子比呢？”翟璜迟疑徘徊后拜两拜说：“我翟璜是浅薄的人，说话很不得当，我愿终身做您的弟子。” 评 价
司马迁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这些记载都表明，文侯时魏能走上富强之路，李悝曾作出很大贡献。李悝是魏国丞相。 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便对其他各国震动很大，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后来著名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等，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 李悝的识人五法
第一、居，视其所亲；观察一个人平常与何人交往。如果他交往的都是正直清白人君子，那就可以重用他；如果他所交往都是贪财好利的小人，那就坚决不能用。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交往的圈子决定这个人的品质。 第二、富，视其所与；一个人如果富贵了，要看他如何使用财富。如果富贵了，能够接济穷人，这样的人可以任用；反之，如果把财富用来挥霍浪费，那就坚决不能用。因为他的贪心会愈来愈大，一旦任用了，会搞乱整个国家。 第三、达，视其所举；一旦飞黄腾达，身居高位后，要看这个人所举荐的是哪种人。如果他所举荐的都是贤能的人才，自然可以更加重用他；如果他举荐的都是佞臣小人，那就千万不能再用他。
第四、窘，视其所不为；一个人处于困境，要看他做人的底线，即使处于困境也能够坚守底线有所不为，这样的人一定是可以重用的。困境是最考验人的，多数人能够在顺境中坚持原则，一旦处于逆境则不易坚守了。 第五、贫，视其所不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贫穷，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倒一个人；也只有贫穷，才能检验出一个人是否真正能做到不取不义之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