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田宏杰
《法经》，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书名。对于开封人来说，也很少有人想到过它与开封有什么联系。经我市文化学者韩鹏对历史的考证与梳理，还真找到了它与魏国的关系。而众所周知，战国时期的魏国国都就是大梁，即今日的开封。
《法经》产生于战国时期魏国
“在战国时期之前的周朝，曾出现过《法经》一类的法典，但已失传。许多小国也曾颁布过很多法典，不过都不太完善。真正系统而完整的《法经》，还是战国时期，由著名的改革家李悝制定的那部《法经》。李悝制定的《法经》，使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成为以后历代法典的蓝本。”谈到《法经》的由来，我市文化学者韩鹏介绍说。
无疑，李悝是一个致力于改革创新的法家人物，在魏国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推行新政。为了保证变法的顺利进行，保护政治、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果，维护新兴地主阶级所取得的利益，李悝在变法过程中制定了《法经》。《法经》既是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对变法成果的肯定。它不仅对魏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整个中国法制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战国时期的魏国，是最早称王的诸侯国。魏惠王自山西夏县安邑迁都大梁后，大力兴修水利，让山泽水利于民，使魏国在魏文侯、魏武侯奠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国力迅速提升，打败了赵、韩、齐等国，在开封逢池北部阳地的范台（今开封繁台、禹王台）宫室之上，仿效夏朝建王都于此的大禹，“乘夏车称夏王”，成为战国时期第一个敢与周天子并肩齐驱的“王者”和一代中原霸主。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悝的《法经》奠定了魏惠王‘乘夏车称夏王’之基。”在谈到这本书对魏国及后世多国的影响时，韩鹏说，“魏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成为中原地区的一代霸主，与魏惠王祖父魏文侯、父亲魏武侯时期最先推行改革变法，在魏国首先建立土地私有制和个体小农经济制度，正式确立中国封建制度有着重要关系。而这一系列社会变革，又与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废止世袭贵族特权、选贤任能、赏罚严明，实行尽地力、平籴法，以《法经》的法律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成果，极大地促进魏国农业生产发展有着重要关系。”
魏国法家始祖李悝其人
李悝，一说别名为李克、李兑，是公元前455年～公元前395年的卫国（今河南濮阳）人，也是战国初期魏国著名政治家、法学家。
李悝曾受业于“孔门十哲”之一、“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卜商，字子夏，春秋卫人，孔子弟子。长于文学，相传孔子死后，曾讲学于西河，序《诗经》，传《周易》，为魏文侯师。
春秋末期的子夏是孔子弟子，他的影响遍及东周列国。孔子死后，子夏在晋国西河（今河南汤阴东北）讲学，授徒三百。这就是有名的“西河设教”。孔子弟子子夏、段干木、田子方，被后人并称为卫国“河东三贤”。战国初期的名流吴起、李悝、公羊高等，都是卫人子夏的学生。魏文侯“问乐于子夏”，尊他为师，把孔子创造的儒教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达到了收取士人心的政治目的，是后世帝王尊儒笼络知识阶级的始作俑者。魏文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策略，为后世的帝王所推崇，魏文侯的施政经验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经典样本。
公元前403年，晋国三分后的韩国、赵国、魏国，均被周天子与各国正式承认为诸侯，魏文侯姬斯（或魏斯）始建的魏国成为封建国家。他礼贤下士，师事儒门子弟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任用李悝、翟璜为相，乐羊、吴起为将。这些出身于小贵族或平民的士开始在政治、军事方面发挥其作用，标志着世族政治开始为官僚政治所代替。
李悝以魏文侯丞相的身份主持魏国变法，从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发展封建制的改革，制定了一整套法律来规范魏国人的行为，在魏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国君、贵族和官员在实行政事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国家的法律。由于魏文侯的带头遵守，李悝主持制定的这套法律得到了很好的实施，依法治国在魏国率先实行。这套法律，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法经》，成为以后中国封建立法的蓝本,其重农与法治结合的思想对吴起、商鞅、韩非等影响极大，并一直影响中国两千多年。
李悝著作录于《汉书·艺文志》的有法家类《李子》三十二篇、儒家类《李克》七篇、兵权谋家《李子》十篇。可惜，这些著作皆已失传。李悝的思想和治术都属于法家范畴，故其大多数作品多被列入法家类。
缘何要改革变法、创立《法经》
从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三军设六卿起，六卿一直把握着晋国的军政大权。到晋平公时，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相互倾轧。赵氏把范氏、中行氏灭掉后，于公元前453年又联合韩氏﹑魏氏灭掉了智氏，晋国公室名存实亡。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完成了三家瓜分晋国的最后一步，魏国成为战国时期的新兴国家。
魏国国土包括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陕西、河北部分地区。西边是一河之隔的秦国，北边是赵国，东边是卫国，南边是韩国，地处秦、楚、韩三国拉锯争夺的地带，是所谓的“四战之地”。这样一个小国要想求生存，没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是不可想象的。
魏国变法之前的外部环境是，诸侯国之间多年交战，军事压力很大；内部环境是，魏国地处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在富庶程度上，魏国不如韩国；在军事实力上，魏国又不如赵国。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和战国形势驱使下，善于审时度势的魏文侯为了增强魏国实力，首先酝酿起一场大变革。他在促使魏国获得周朝合法诸侯国地位的同时，启用李悝为相，变法图强，实施一场前无古人的变法。李悝变法开启了战国大变法运动的序幕，各国纷纷变法强国，最终汇成了一股时代潮流，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成效最显著的一场变法运动。
李悝变法，是指战国魏文侯当政时期，任用李悝为丞相进行的变法改革。李悝制定的《法经》，是对古陈留颛顼高阳氏之孙皋陶制定《五刑》、夏代大禹在古浚仪阳城制定《禹刑》、商代商汤在古陈留帝喾古莘国亳都制定《汤刑》的继承和发展，在政治上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经济上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军事上建立武卒制，并从法律上作了完备的规定。
李悝是战国时期重农主义的开山祖。他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 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走向富强之路。李悝的平籴法，由国家控制粮食的购销和价格，一举解决了丰年多粮、灾年少粮的矛盾，开启了历代封建王朝由政府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以调剂各地货物供应和由政府为调节粮价、备荒赈恤所设粮仓制度的先河。
李悝——依法治国、践行《法经》的典范
魏文侯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善于延纳各类人才为其所用。他重用卫国（今河南濮阳）人李悝，通过李悝变法，吸引晋国乐羊、河东段干木、卫国吴起等一大批诸侯国人才，为魏国所用。吴起楚国变法、商鞅秦国变法，均师承于魏国李悝变法。而商鞅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时期最成功的一次变法。
子夏是李悝之师，却是孔子弟子中的一个异端。他认为，君子应该要知权术，但作为君王，更应该懂得用权之术。这种思想对李悝影响很大。李悝逐渐意识到，“法”比“礼”更重要，应该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治来为统治者服务。由此可见，法家思想一定程度上是从儒家思想脱胎而来，又带有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反动。
魏国李悝是中国历史上变法第一人，也是中国以身护法的第一人。李悝在魏国实施变法过程中，身兼《法经》制定者、监督者、执行者的重要职责，是忠实践行魏国法律，坚守依法治国原则的典范。
关于这一点，韩鹏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李悝和以往一样在审理案件。案件的被告人主动招出三年前一场谋杀案。由此，案情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本是件好事，但李悝却震惊不已。
因为三年前那桩已办结的案件，是由他亲自审案和结案的。就是说，有一个人在三年前被误判为凶手处决了。李悝制定《法经》确定的法治原则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其目的是取代奴隶制时代的礼治。由于李悝误判而杀害了无辜的人，依照李悝制定的《法经》，这是死罪。为了维护魏国《法经》的神圣地位，也为了捍卫依法治国的原则，李悝毅然决定以身护法。于是，他写好遗书后自杀了。
“李悝以死来维护自己制定的法律《法经》，对于魏国依法治国的变法成功起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韩鹏评价道。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魏用李克（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意思是李悝变法，拉开了战国时代群雄逐鹿的序幕。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时期，强大的魏国西攻秦国，尽取其河西之地；北越赵境，灭中山国；东伐齐九年，破其长城；南征楚地，连克数镇，大有并吞天下之势。
公元前391年，魏国与楚国在大梁、榆关（今开封尉氏庄头西北）一带展开激战，大败楚军，占据大梁。经过魏文侯和魏武侯两代国君的努力，魏国已经成为当时诸侯中的超级强国。公元前364年，魏惠王迁都大梁城。他高筑城垣，大造苑囿，聚集人口，兴修水利，使大梁城迅速繁荣起来。大梁城内池宽沼广，宫殿富丽豪华，街道宽阔通畅，景象一片繁华，成为战国时期中国最坚固、最繁荣、最宏大的都城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