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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的《洪范·九畴》阐述了国家的行政方式、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是中国第一部内容完备的行政大法，对于西周专制社会的形成有着推波助澜的意义，也奠定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框架。 《洪范·九畴》囊括了写作者箕子或比干对自然界、人生、社会行为、治国安民、政纲、天文、历数、治国原则、做人德性、气候征象、祸福种类等等实践内容的感悟和见解。顾名思义，《洪范·九畴》就是针对社会政治秩序对君王说话行为的经验总结，这与后世有一拼的亚里斯多德提出“范畴”理论的本体论目的有天壤之别。亚里斯多德“范畴”理论是出于一种“纯知识”的兴趣和好奇，而“洪范九畴”则是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实用性需要，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可视作“洪范九畴”的中文略写，词义略有差别。 箕子在《洪范·九畴》中所表达的思想是（祖先）神权至上主义，反映了殷商时期“率民以事神”的社会现实。他总结殷商神道设教的经验，告诫统治者按照天生万物的法则办事，违背了这个法则，就要受到上天（即盘古及其下属上帝的居住所在，即帝所）的惩罚。 箕子所指的“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居九畴之首，各有其性，金有金性（如拜金），木有木性（如木讷），水有水性（如杨花），火有火性（如火爆），土有土性（如老土）；天有天性，人有人性，统治者必须顺其性而用之，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箕子的这一思想虽然笼罩着神秘主义的外衣，但不乏抛砖引玉的进步性与合理性，如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放在各自的相互关系中加以考察比较，借以形象指出事物在性质上有“润”与“燥”的差别，在方位上有“上”与“下”的差别，在形体上有“曲”与“直”的差别。箕子注意观察事物的特性和功能，从联系和差别中去认识事物，始有差异思想和辩证思维的萌芽，为研究事物的矛盾打开了第一扇门。这是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惊鸿一瞥。 箕子提醒天子要立一套规矩，以身作则，示范人民遵从，做到“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他表示只有这样，天子才能使人民顺从教化，不敢违法乱纪，而人民必须绝对服从天子，“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为人民做表率，当天子的就不能有偏私，要始终不渝地遵守先王或上天的正义；天子不可夹杂私心的偏好，要始终不渝地遵守先王或上天的大道。箕子还告诫天子不要做坏事，要始终不渝地遵守着先王或上天的正路，后人把箕子的思想归纳为这“三个始终不渝”，这是把简单的箕子再简单化了。 天子之下，君子有绝对权威，天子的权威与君子的权威都在一个锅里，而隔锅饭香，“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天子和君主、天子和君子可以给人恩赐，可以给人惩罚，可以吃美好的玉食；臣民不能给人恩赐，不能给人惩罚，不能吃美好的玉食，所以臣民不能僭夺。孔子和儒家门儿的等级思想在箕子这里的表述中初露端倪，等级制度、等级观念是一切封建主义的前提。在此不能不一提，中国古人在概念的运用上惯于大而化之，如天子和君主、天子和君子，君主和圣上等有时候混用，在内涵和外延上不加严格区分。 箕子强调，各种类型事物的个性特征和品格都应采取补偏救弊的办法，使之合于正道，“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他严肃指出，做天子的不要反复无常，不要偏心眼儿；王道天然是正直的，凡不合乎正直之道，偏刚偏柔之人，天子都要加以裁抑。他坚持说：“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他呼吁对那些公平正直的人，就用正直去对付他；对那些强硬不可亲近的人，就采取刚强的方式去制服他；对那些平和可亲之人，就用柔缓的方式去教育他。他严正声明：纠正沉静之人的缺点，要用刚强来补救；纠正高傲之人的缺点，要用柔和来补救。他最后扬言：正直是德行的最高标准，不要过刚，也不要过柔，这才合乎正直之道；君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份，才不违背正直之道。违背正道，就会有过失。“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他不无暗示地含蓄表达：王者有了过失，影响一年，卿士影响一月，师尹影响一日。一年一月乃至一日都没有变化，百谷就能成长，政治就会光明，优秀之士就能得到任用，国家也就安宁了。王道即正道，补偏就正，平康正直，万事大吉，国家平安。 作为殷商集团一名含冤入狱的前高管，箕子前太师在殷商亡国后临时兼任集团发言人的角色，对殷亡的教训有着刻骨铭心之痛。他直言建议对君主及太子要在“貌、言、视、听、思”这“五事”上进行教育，归纳起来就是“五事主义”：一容貌，二言语，三视察，四听受，五思虑；容貌要恭敬，言语要有条理，视察要清楚，听受要聪敏，思虑要通达。 箕子的“五事主义”多是针对君主及太子的，他委婉地指出君主与太子不能只作孤家寡人，还要对外界多接触，要“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要在“五事”上严加注意，要谦逊待人，要广见多闻，博采众长，才能使自己聪明通达、多谋善断。 在这里，伤感的箕子也许联想到自己当初也有当君王的机会，要是自己继承大哥帝乙的王位，殷商天下也不致于毁在帝辛这小子手里。万千情怀的他借此指出了君王挑选继承人的极端重要性，不要错过像自己这样的首选人才。既然在殷商和西周都不能一圆自己的君王梦，胸怀大志的箕子便舍近求远跑到朝鲜自立为王，宁为鸡头不为牛后。 第一轮“朝歌会谈”结束前，三舅箕子对二外甥周武王殷殷叮嘱道：“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大意说凡是百姓中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有出息的，天子要经常想到他们；那些行为不合乎法则，又没有陷入罪恶的人，君王要宽容他们；有猷、有为、有守者是上才，可以重用；就是达不到上才标准的人，也要诱抚之，使之为君王所用。这是箕子在人才的任用与选拔方面突破神权政治和宗法制度局限的例证。 在第二轮“朝歌会谈”中，箕子抛出了“八政”思路，即中央朝廷的核心要员应有八位，或曰八大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即一部是负责吃喝拉撒系列民生工程，二部是负责天下财物收支平衡，三部是负责祭祀、节日庆典和娱乐活动等，四部是负责住宅、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等等，五部是负责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等，六部是负责社会公共安全、监督检查各级官员、司法和执法等等，七部是负责外交、对外宣传等等，八部是负责对外征战，治理军务。箕子把负责教育的司徒官放在第五位，他对教育的地位还是比较重视的。 也有史家认为箕子的“八政”指的是八大法律，即历朝历代被各类起义者引用发挥的“箕子基本法”：第一，杀人者死；第二，伤人者赔偿；第三，盗窃者为奴；第四，男女不能乱搞；第五，同姓不得结婚；第六，不同部落人不许越界；第七，部落之间不许仇杀；第八，日常生活中要避讳。据考证，“箕子基本法”通常被起义者的首领在事业草创阶段引用发挥，等他打下江山坐上皇帝以后就基本废弃不用了，另立新法。 被司马迁原文收录《史记》的唯一一首古典文学作品《麦秀歌》传说是箕子从开发建设古代朝鲜的中途有一次回国探亲，向周王（成王或康王？）述职，途经殷商故都朝歌时而作。故地重游，该作者目睹昔日的宫室毁坏荒凉，淇河之滨，朝歌原野，遍地小麦正扬花秀穗，麦浪滚滚，但物是人非，今夕已不知何年，睹物思人，触景生情，心甚伤感之，欲哭则不可，遂愤然吟诗。诗中，箕子用寥寥十几个字将亡国惨状和原因全盘托出，批判的矛头直指亡国之君帝辛，语调凄凉悲惋。朝歌殷民听见，皆动容流涕，哭成一团。箕子写完这首诗，教会了当地的小朋友传唱，就再也没有回国，终老朝鲜。 现根据《史记》版本，将箕子原创的《麦秀歌》（词：箕子。曲，箕子。演唱：佚名）转载如下：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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