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到来，中国持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可悲的莫过于在复杂而险恶的国际环境中丧失对周围世界的判断能力和自我意识了。明朝后期，就面临着这样复杂而险恶的国际环境。随着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海上航路的开辟，东西文化进入开放性发展阶段。西方基督教文明渐至东方，耶稣会士将一些较中国先进的自然科学带入了国门。与此同时，西方早期殖民势力初倪中国。在这样时代背景下，是解放思想，兼采西学，融汇传统文化，以求国家富强；还是夜郎自大，闭关锁国，把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绝，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对策，必然召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结局。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向中华民族和中国当轴者提出的尖锐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然而，当时的明朝，能够正确认识异源文化并采取适当应变策略的人太少了。

为数众多的士大夫和当轴者无视西学的挑战，依旧昏昏然沉睡在国粹主义的摇车之中，孤芳自赏。万历朝南京礼部侍郎沈榷疏劾徐光启，对西方天文知识横加责难，对西学以变乱相传之纲维而深闭固拒之。对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不问所以的李士粲对西学以传统儒家文化无所不包的国粹主义排击之。的确，这种国粹主义在当时困扰着绝大多数中国人，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地的中央，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这种尊己卑人、盲目排外的国粹主义态度，在世界文化进入开放性发展阶段的巨大危害要大于半开放发展阶段不知多少倍。

在世界文化开放性发展阶段刚刚到来，即西学东渐的初期，比较能够客观地认识传统的儒家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明、并能知其短长的，在中国知识界要首推徐光启。清人阮元论曰：自利氏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迄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其说不谬。徐光启对西学的推崇、倡导，来自他对中西文明的悉心比较，而非盲目崇拜。他能如实地承认天道幽远，历学精奥。自古圣哲皆不能为一定之法，独郭守敬称为绝伦，今复与天不合，则其法亦未精密，而改历之人不过截前至后，通计所差度分，立一加减乘除，均派各岁之下，谓之改矣，实未究其所以然也的中国天文学现状，而不护短。指出授时历使用日久，弊端已生，而改历之人不知究其所以致误之原由，故而才参酌能究其所差之故而改正之的西洋历法，并延聘西洋传教士共竞崇祯历法的修订。

西洋历法较中国历法先进，是不容否定的，礼部侍郎蒋德璟疏称：西法比监法实为密近，固昭然不待辩者。对于数学研究，徐光启的态度也是极其认真的。他推崇西洋数学，是因其法而系之义也，使而后能传其义。他曾将《测量法义》、《几何原本》等西方数学与中国传统数学进行比较，总结说是法也，与《周髀》《九章》之句股测望，异乎？不异也。不异，何贵焉？亦贵其义也。刘徽、沈存中之流皆尝言测望矣，能说一表不能说重表也。言大小句股能相求者，以小股大句小句大股，两容积等，不言何以必等能相求也。正因为徐光启深知传统数学缺少抽象思维的弱点，才极力倡导精研《几何原本》。他告诉人们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李之藻与利玛窦辑成《同文算指》后，也曾将中西数学进行比较，不可学。

他在自序中说：加减乘除，总不殊中土至于奇零分合，特自玄畅，多昔贤未发之旨。盈缩、句股、开方、测圆，归法最艰，新译弥捷，并告诉世人数于艺……无处不寓，其道使人心心归实，虚骄之气潜消；亦使人跃跃含灵，通变之才渐启。徐李的两番论述，足见数学原理抽象思维的力量。随着世界文化开放性发展阶段的到来，文化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加快了人类发展的步伐，使人变成了巨人。当然，在这种趋势刚刚到来之际，并不是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乃至所有的个人都非常清醒。我们的民族在这个问题上走了近三百年的弯路，并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逐渐认识了这一客观事实。随着世界文化开放性发展阶段的到来，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使古老民族如梦初醒，睁开眼睛，而对神州之外这个大千世界，进行了一番漫长而深刻的思索。

在这思索的过程中，徐光启是从思索中觉醒的第一人。从十六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三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一批有志于中华振兴、民族昌盛的仁人志士，在不停地探索西学。所有在科学昌明、社会进步等方面作出贡献的卓异分子，无不得益于西学的启示，从徐光启、龚、魏、康、梁，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成果都包含着西学的结晶。学习西方、学习外国先进文化，是近三百多年中国志士仁人寻求救国救民的共由之路。尽管徐光启在当时还是孑然寡合，势单力孤，却代表着一种方向。我们回想在清前期那种排斥异源文化，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的偏激思想指导下，将国门禁闭，将可能进行的正常文化交往硬性切断。

在世界文化开放性发展阶段，人为地将华夏文明装入封闭的铅桶，致使像赵翼那样通古今之变的大史学家竟产生俄罗斯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药不治，只要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的糊涂认识；像魏源那样的启蒙学者竟说出洋人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斤，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西洋人睛不济事的荒诞不经的话来。可见他们对外域了解之少！这责任不在当时的史学家、思想家，而在清前期的当轴者和清前期的国策。回顾三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在对待西学问题上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历程，我们更加感到，在世界文化开放性发展阶段，对于一个不甘落伍的民族，徐光启的西学观念具有一种可贵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