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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明的科技翻译是我国系统地翻译西方科技的肇始，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西学翻译高潮。以徐光启的科技翻译为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从国家翻译实践的视角来审视其科技翻译实践。晚明时期，内部社会的变革和外部科技的发展是晚明国家翻译实践产生的两大背景。翻译学术群体的形成和中外译者之间的合作，保障了晚明国家翻译实践得以实施。徐光启的科技翻译活动具有国家翻译实践的典型特征，这一翻译实践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并促进国家的振兴与发展。本文通过以徐光启科技翻译为中心的历史探赜，探究与阐释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主要特征、核心内容和重要历史意义。 关键词：晚明；国家翻译实践；国家性；徐光启；科技翻译 晚明的科技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技翻译的高峰。对翻译活动的历史记载，就是翻译史。翻译史有内史和外史之分，内史是关注所翻译内容的本身，外史则是关注与翻译活动相关的内容。翻译史是文化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翻译史是翻译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科技翻译史①作为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史更是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在科技翻译史中，晚明的科技翻译尤为重要，因其翻译了西方数学、天文、机械等科技著作，使得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西方科技知识，并开阔了眼界。故而，从国家翻译实践的视角来探赜晚明科技翻译方能厘清这一应用翻译史的来龙去脉。现以徐光启（1562—1633）的科技翻译实践为例，挖掘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特征，展现国家翻译实践的具体内容，借此诠释徐光启科技翻译实践于国家发展的历史意义。正如季羡林（1995）认为中华文化就是一条长河，这条长河从未枯竭，并能长葆青春，其原因就是有新水的注入。晚明的科技翻译为中华民族注入的新水就是翻译过来的西方科技知识。方梦之和庄智象（2016）建议翻译史研究不应该囿于文学翻译，也应该重视科技翻译史的研究。紧接着，方梦之和傅敬民（2018）更是呼吁要振兴科技翻译史的研究，并且提出科技翻译史是应用翻译研究有待拓展的领域。在这样的强烈呼吁下，科技翻译史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特别是明清科技翻译史的研究，一直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至今，学界对晚明科技翻译史这一主题的讨论没有间断。其中，特别是以徐光启为对象的历史考察更是多见。许钧（2021）强调翻译问题之所以为社会所关注，那是因为翻译可以有力且有效地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文明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晚明的科技翻译正是在这三方面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担当。  任东升等（2015）指出作为国家行为的翻译实践可称作“国家翻译实践”，在此过程中国家作为翻译行为的策动者、赞助者。国家翻译实践是源于对国家利益和翻译事业的深刻认识，从而以国家名义自发开展的自主性翻译实践，以追求自利的翻译目标。（韩淑芹，2021）这一翻译实践中“国家”仅仅是翻译实践的“名义主体”，具有官方身份的公职人员或国家翻译机构及其译者或受委托者才是具体承担翻译实践的“行为主体”，以此保障翻译过程的权威性以及规范性。追溯我国最早的国家翻译实践，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有“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任东升，2022）此后，便有历朝历代官方组织的佛教翻译，呈现国家翻译实践之势。晚明的科技翻译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其中以皇室或朝廷有关机构以及士大夫官吏为主导，推进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输入型国家翻译实践。 一、晚明国家翻译实践背景 晚明科技翻译之所以能产生，并且盛行一时，是因为晚明的科技翻译具有国家翻译实践的特性，是从国家层面进行的翻译实践。它实现了中国继两汉至唐宋佛经翻译以来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出现在科技领域的原因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和科技文化背景。 （一）内部社会的变革 在经历了宋元时期的高速发展，明朝在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上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中国历史上，明朝是一个科技文化发展比较显著的时期，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也出现了一些知名的科学家。明朝的科技成就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对世界的科技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从农业生产、工艺制造到医药卫生，再到天文地理等科技理论，明朝不断地积累和创新着诸多的科技知识，以此推动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此时，人文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兴起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特别是在科学思想方面，明代的科技发展受到宋元时期科学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正是与此同时，欧洲的科学思想在这一时期快速传入我国。 相对而言，明朝的皇帝在对待西方文化上是比较宽容的，特别在对待西方科技文明方面表现得较为重视。同时，也积极主张将西方的文化融入到中国的文化之中。由此可以得出明朝从国家层面上对西方科技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高度才使得晚明时期的西方传教士在我国扎下了根，进而实现晚明的国家翻译实践。这一时期的一些中国科学家受到了科学思想和人文思潮的积极影响，同时他们推崇实验观察和经验主义，并且迅速投身实践中去开展一系列的科学实践和科学研究。这些实践和研究都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然而，到了晚明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朝廷腐败无能，内党斗争不断，弊端积重难返，主张救世的士大夫群体寻求富国强国的多种路径接连失败。一批开明之士逐渐觉察到理学清谈心性之空洞，以此不能挽救日渐衰亡的时局，而不得不及时转向能够重建朝纲的秩序之学以及挽救危亡的实用之学。此时，西方传教士以来华传播教义为目的，带来了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其中以内阁首辅徐光启为代表的官方势力被先进的西方科技思想和新颖精密的科学仪器所吸引，萌发“科学救世”思想，开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并展开裨益民生和国家兴作的翻译实践，彰显明王朝这一“名义主体”发展和转型的主体意志和现实需求。 尽管晚明社会发展最终趋于衰亡，但仍有徐光启这类进步知识分子从国家发展出发，介绍西方朴素的科学与技术，并展开西方科技知识的翻译和传播活动，以实现富国利民的国家翻译目的，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发展趋势。一方面，晚明社会衰颓落后的大背景，助推了徐光启等一批进步人士通过接触西方科技知识而寻求救国图强之道。另一方面，晚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主动积极向国人介绍西学，这也为徐光启等人创造了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晚明科技翻译活动中产生了强烈的国家意识。（董保华、白连弟，2023）科技翻译史属于应用翻译史的范畴，应用翻译史的内容包含着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翻译史等。不仅涉及面广，而且知识容量大，应用翻译史实为一个概览中西、贯通文史的综合性研究领域。方梦之和傅敬民把应用翻译史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就是处于晚明的西学东渐之科学翻译阶段。（方梦之、傅敬民，2023）晚明的科技翻译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所以，晚明的社会变革为晚明的科技翻译实践提供了内部准备。 （二）外部科技的发展 晚明时期，西方科学得到了快速发展。回望历史，西方科学，特别是公元前的科学研究以及产生的科学思想对后世影响较大。比如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及阿基米德等人。其中，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世界科学的启蒙。该书作为一部古老而经典的巨著，它建立起了严密的几何体系，强调逻辑演绎，其诞生标志着几何学已经成为了一个有着严密的理论系统和科学方法的学科。可以说，《几何原本》的出现在几何学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接着，就是中世纪（476—1453）黑暗时代，这一时期科学的发展最为著名的在医学方面，如盖仑在生理、解剖、医疗、病理、药物等领域均有新发现，并且著述颇丰。另外，阿维森纳的《医典》对后世的影响也较大。当西方科学发展到了14—16世纪，即文艺复兴时代科技得到了发展。1543年，尼古拉·哥白尼（Mikołaj Kopernik，1473—1543）出版了经典著作《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安德烈·维赛留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4）发行了《人体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标志着科学革命的产生。在16—17世纪，西方以哥白尼的“日心说”为代表的科学理论，初步形成了新兴科学理论体系，这也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接着就是工业革命时期的科技发展，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工业革命由此开始。1628年，哈维发表“心血运动论”，标志着血液循环理论的发现。1665年，英国虎克发明了显微镜，并首次提出细胞的概念等等。这些都为晚明及以后的科技翻译实践提供了外部条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使得晚明的科技翻译得以践行。从时间来看，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士们在中国的翻译活动大体是同时的，因而近代西方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进行接触。（李约瑟，1985） 从科学发展史来看，科学发展离不开翻译。在西方科学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大量的著作。随后，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带来了西方科技典籍。其中，代表性人物有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1592—1666）、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罗雅谷（Giacomo Rho或Jacques Rho，1593—1638）、傅泛际（Francois Furtado，1587—1653）等。当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时，我国尚处在一个封建的统治中。特别是受闭关锁国的影响，在思想上、文化上相对不够发达，而在科学技术方面更是不够发达。因此，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一些国外先进仪器、技术和思想都让国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也说明他们带来的这些科技格外引人注意。1582年，利玛窦来华与我国士大夫合作翻译历算、天文等西方科学，掀起了我国的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译作有他与徐光启于1607年合译的《几何原本》（前6卷），以及他与李之藻（1565—1630）合译的《同文算指》，另外还有利玛窦译绘的《坤舆万国全图》等。西方科技的发展为晚明的科技翻译得以实现提供了外部保障。 二、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实施 纵观中国翻译史，自佛经翻译的高潮过去以后，中国翻译活动相对平缓。实际上，翻译是投入较大的系统性智力工程。（陈开举，2023）明朝万历年间，肩负传教使命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以传教为目的交流活动中，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技著作，通过和中国译者合作将这些科技著作译成汉语，这一翻译实践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翻译高潮，也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科技翻译的高峰。这次翻译的内容以近代西方科技著作为主，译者群体主要是中国士大夫与耶稣会士，他们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翻译活动。晚明时期，在“西学东渐”进行的过程中也在践行着“东学西渐”。 因为晚明的翻译实践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所以传教士在引入西方科技知识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其他目的。另外，这些科技知识大多在上层文人学者中间传播。显然，这在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虽然晚明的科技翻译高潮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完善的翻译理论体系，但是在实践、解释与启蒙这三方面亦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晚明科技翻译的实践集中体现在算数之学的复兴、天文历法的革新、制器技艺的创新等方面。晚明科技翻译的解释路向通过汉译科技术语的引入、几何之学基础性阐释、兴国利民的根本要旨、合译模式的巧妙运用等实现。晚明科技翻译的思想启蒙主要有近代科学思想的萌芽、科技翻译思想的形成、社会科学翻译的深思等等。（张必胜，2023） （一）翻译学术群体的形成 反观科学史，西方科学在科学革命后得到了快速发展。晚明时期的中国社会内部危机爆发，外患频仍，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实施富国强兵、改良弊政的措施。同时也出现了较多总结中国古典科技成就的著作，随之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科技专家。另外，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也带来了西方科技著作。这些都是晚明的科技翻译得以实现的内外保障，同时也是晚明国家翻译实践得以实施的基础。 晚明时期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李天经等在翻译西学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也形成了中国较早的科技翻译团队。在这个团队中，徐光启无疑是核心成员。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生于1562年（明嘉靖四十一年），卒于1633年（明崇祯六年），于万历二十五年参加省试考中第一名举人，并在七年后考中进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作为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和翻译家，徐光启在修改历法、农田水利、练兵制器以及翻译西方科技著作等领域都有着卓越的成就。 随着西方传教士大量进入我国，中国士大夫和他们进行了系统的交流。最初的交流主要集中在一些人文话题上，后来慢慢地转向了自然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中的数学对晚明士大夫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晚明时期，中国士大夫和西方传教士都以徐光启为中心形成了一群以积极译介西学的翻译群体。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第一部科学译著就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6卷）。以此，标志着西方经典几何学知识在我国开始传播，这一几何学理论的译介和传播对我国近代数学的西化和发展都发挥着开创性的作用。梁启超曾赞美《几何原本》的翻译在用字方面是“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1612年，徐光启与熊三拔合译了《泰西水法》，该译著介绍了西洋的各种水利工程和水利器械。《泰西水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农田水利技术和水利知识的译著。徐光启在《泰西水法》序中指出“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纷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徐光启还编撰了涉及天文历法、农学、军事等领域的《崇祯历书》《农政全书》《测量法义》《勾股义》等著作。其中，《崇祯历书》是一部编译的西方数理天文学知识集成。 另一位重要的团队成员就是李之藻。李之藻是我国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出版家和翻译家。在翻译西方科学和研究传统科学方面，他和徐光启保持着紧密的合作。李之藻的主要代表性著作有《圜容较义》《同文算指》《天学初函》《浑盖通宪说》《经天该》《寰有诠》《名理探》等。李之藻与利玛窦等人合译的《浑盖通宪图说》是一部重要的天文学著作，也是克拉维乌斯所著《星盘》一书的节译本，分为2卷21部分。该著作的主要内容是介绍西方星盘制作原理及方法。其中，上卷主要是阐述星盘面上各种坐标网的绘制方法，包括赤道、黄道和地平坐标三种系统在平面上的投影等；下卷则主要是介绍星盘构造等。该著作对当时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影响到了后世很多知名学者，如清初的著名数学家梅文鼎。其中的《同文指算》则是介绍计算方法之著，主要是介绍西方笔算的技巧，这一方法的传播和发展促使了笔算方法在我国的普及。另外，《圜容较义》是一部几何学著作，主要讨论圆容问题等，介绍几何学知识。《明理探》是我国第一本西方逻辑学译著，《寰有诠》和《明理探》是我国早期介绍西方哲学的名著。李之藻在协助利玛窦译介西方科学和哲学等方面，其功与徐光启相当。他们都是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洋为中用”思想的先驱。另外，还有杨庭筠、李天经等人，对晚明的科技翻译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见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支翻译的队伍，而从国外来的传教士同样也形成了一个翻译群体。其中，知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傅泛际等。 利玛窦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经典传统文化的西方传教士，同时对中国典籍进行系统钻研的西方学者。他与当时的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广泛交流，译介和传播西方科技知识。汤若望是德国科隆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将他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目录呈送朝廷，将带来的科学仪器进行展览以供中国官员前来参观，以此得到朝廷官员们的认同和赏识。1623年，他成功地预测了月食的出现。1624年，他又预测了当年9月的月食。他撰写了两篇关于日食的论文并分别赠给官员和朝廷。1629年，汤若望在天文学家李祖白的帮助下，用中文撰写了一部主要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著作《远镜说》。该著从原理、结构功能和使用方法等方面描述伽利略式望远镜，这一著作撰写得条理清楚、浅显易懂、图文并茂，便于国人学习和接受。正因如此，该书成为我国历史上传播光学和望远镜制造技术的奠基性著作，并且在以后的历法改革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后世有重要影响。邓玉函，瑞士人，生于德国康斯坦茨，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他特别精于数学、医学和哲学。1629年，邓玉函到达北京并向中国介绍历法。他首次将西方机械力学的相关知识引入中国，还介绍了欧洲生理解剖学的相关知识。邓玉函和王徵合译完成的《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部力学译著。显然，国内的士大夫形成了一个翻译群队，而国外传教士同样也形成了一个翻译群体。翻译学术群体的形成为晚明科技翻译得以完成，提供了前期准备。 （二）中外译者之间的合作 中外译者都基本形成了一个群体，在译者群体中，有国内的士大夫和国外的耶稣会士，同时，这两个群体内部之间的成员有协作，这两个群体之间也有合作。同时，这些中外翻译团体还进行相互协作，推动了晚明科技翻译实践的实施。这种合作主要表现在翻译内和翻译外。翻译内，主要是指如何翻译文本；翻译外，主要是指他们为了翻译而进行的各方面的交流和协作。 “口译—笔受”，即西方传教士口译，中国士大夫笔受，其本质就是西人陈述，国人笔录。晚明的科技翻译实践中，西方传教士带来了翻译的素材，中国的士大夫给予了西方传教士更多的帮助。在翻译过程中，中国士大夫为传教士的译作进行作序介绍、包装和润色，特别是对其的解读让这些译作得到广泛传播。“翻译彰显了文明文化见贤思齐，提升自我的发展诉求。”（陈开举，2023）中国古代的科学有着国家性，即中国古代科学多数为皇家的科学。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多数也为皇家的科学家。中国古代在历法方面，有着光辉灿烂的成就，但是民间却是禁止私造历法。因此，晚明科技翻译也随之表现出了国家性。  从译者群体的构成可以看出，多数是国家官方人员，而且都担任着重要职务。而作为当时的中国士大夫很多都在朝廷担任要职，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他们在中国传统科学方面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还擅长中国传统科学的研究。同时，在语言方面更是有着深厚的功底。当他们与西方传教士进行合作翻译的时候，中国士大夫对他们在汉语方面的帮助较大。 “文化适应”是西方传教士采用的一种常用办法。如利玛窦进入中国后，他就入乡随俗，乔装打扮，穿中国儒装，并结交鸿儒。展示他从西方带来的三棱镜、西国记数法和钟，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使当时国人产生了一些好奇。另外，他还讲解西方科技著作中的相关知识，特别是数学问题与日晷记时问题。在传播西方科学的同时，利玛窦还第一次把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拉丁文，开启了中国传统典籍外译的工作。1609年，利玛窦绘制了一幅明代的世界地图，即世界首幅中文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它与其他三幅地图，即《舆地山海全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被称为“古四珍”。《山海舆地全图》描绘出了一个庞然世界，但是中国却被描绘在不显眼的角落，所占的面积看起来也不是很大。虽然世界地图首次在中国出现，但是同时引起了一些不满情绪。利玛窦发现这种情况后，他在以后绘制地图时便把本初子午线进行了投影转移，并将中国画在正中央。另外，利玛窦用科学的方法与当时先进的仪器进行了实地测量。至此，地圆说理论、五大洲观念、地带划分法等知识体系助推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因为，从认识世界地理开始，晚明时期的士大夫开始接受万国并存的世界观念，也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想法，进而出现了各种变革的思潮。可见，利玛窦采取“文化适应”的办法很管用。这种“文化适应”是真正的相互协作，是在了解和尊重对方的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上进行的合作。利玛窦从1601年开始领取朝廷俸禄，直至逝世。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皇帝允许安葬在中国领土上的传教士。这也看得出，这次科技翻译实践是具有国家性的，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和认可。 再如汤若望在崇祯三年由徐光启疏荐，供职于钦天监，主要工作就是推步天文，译著历书，制作仪器。汤若望成为中国历史上在朝廷里第一位担任钦天监监正的外国人。崇祯七年，他协助徐光启和李天经编成137卷《崇祯历书》。另外，经汤若望迻译编著的还有9卷《交食》、3卷《恒星历指》、2卷《八线表》、2卷《测天约说》、1卷《新法历引》、4卷《月离历指》、2卷《历法西传》，等等。汤若望受明廷的任命用西法督造战炮，还通过口述有关大炮制造的原理和技术等知识，由焦勗整理成1卷《火攻秘要》和2卷《火攻挈要》。中外译者之间的相互协作，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徐光启所提出的“翻译—会通—超胜”之目的。同时，这也是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目标。 三、晚明翻译实践的特征 基于国家翻译实践的“自发性”“自主性”“自利性”等三重属性以及民族性、权威性和系统性的特征，可以更好地审视徐光启的科技翻译实践具有哪些特性。现从翻译主体、翻译目的和翻译过程三个剖析维度展现这一科技翻译实践，了解这一翻译实践活动的深层内涵和价值指向。 （一）翻译主体的国家性和权威性 国家翻译实践作为一种国家行为的翻译实践活动，由国家策动或实施，凸显国家意志，为国家的发展服务，以实现国家利益，（蓝红军，2022）这足以体现翻译的“国家性”“权威性”。利玛窦在《几何原本》的原序中指出:“几何家者，专察物之分限者也。其一量大地之大，若各重天之厚薄，日月星体去地远近几许、大小几倍，地球围径道里之数，又量山岳与楼台之高、井谷之深，两地相距之远近，土田、城郭、宫室之广袤，廪庾、大器之容藏也；其一测景以明四时之候、昼夜之长短、日出入之辰，以定天地方位、岁首三朝、分至启闭之期、闰月之年、闰日之月也；其一造器以仪天地，以审七政次舍，以演八音，以自鸣知时，以便民用，以祭上帝也；其一为地理者，自舆地山海全图，至五方四海，方之各国、海之各岛，一州一郡，佥布之简中，如指掌焉。全图与天相应，方之图与全相接，宗与支相称，不错不紊，则以图之分寸尺寻，知地海之百千万里，因小知大，因迩知遐，不误观览，为陆海行道之指南也。”（徐光启、利玛窦，1865）可以看出，几何学在各领域的应用之深入。蓝红军提出翻译主体作为一种历史的和具体的存在，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体的译者和作者，它还表现出自然人之外的其他状态。（蓝红军，2020）并且他们是被社会化了的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存在不同的行为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按照翻译主体所处的战略高度可以划分为翻译实践的高位主体、中位主体和低位主体，（任东升，2019）作为统筹翻译实践，确定翻译目标和规范、发挥监督和指导作用的“国家”便是高位主体；接受国家的指示实施翻译实践的“翻译机构或相关组织”则是中位主体；直接参与翻译实践的“译者”则是低位主体。由“国家”实施翻译时，它作为最高的权利主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会基于某种利益的考量而自发自主地开展翻译实践，蕴含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但是国家也可以作为抽象的行为主体，其具体的翻译行为主体仍然关涉翻译的机构以及相关的译者群体，代替其行使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翻译主体的规范和确定是国家翻译实践的基础和前提，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主体意志，实现国家整体的战略部署和规划。而徐光启的科技翻译实践便是以其为突出代表的官方势力组织的翻译活动，更能展现我国的意识形态和现实需要，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复兴明王朝的发展而自发组织的一种国家翻译活动，相较于非官方的译者个体而言更具有权威性和翻译的可行性。徐光启作为内阁首辅，从明王朝这一国家立场出发，将科技翻译视作济民救世之出路，有效传入西方的先进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革新国人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缺乏创新的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国民苦不堪言的贫困状态，这不仅体现出翻译实践的国家意志，而且凸显出在获得国家认同下开展科技翻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面对西方科技的传入，部分内容严重冲击我国传统的意识和观念体系，此时便要以我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进行消化吸收，采取融会贯通的翻译方式，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凸显翻译实践的国家性和民族性。 （二）翻译目的的自利性和服务性 国家翻译实践具有自利性，于是便决定了这一翻译实践对内和对外的翻译目的。一方面，它是集国家行为、话语实践和传播行为于一身的复合体，具体指向国家利益的维护、权威话语的构建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这些多样化的内在的翻译目的，最终都指向翻译的自利性和服务性，忠实于国家的发展需要。国家翻译实践蕴含“服务国家”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因此它必然具有自利性。（周忠良、任东升，2023）国家翻译实践是一种复杂的存在，面对明王朝“因费而致贫，因贫而致乱，因乱而益费，因费而益贫”的恶性循环发展态势。（马涛，2003:46）开明的士大夫群体开始寻求富强之术，以徐光启为首的先觉者便开始采取“翻译—会通—超胜”的策略展开科技翻译实践，向西方学习实用的科学技术。徐光启一以贯之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他在翰林院任职时就曾撰写过一系列切中时弊的论说策议，针对这些时弊提出有价值的改革方案，关切国计民生，以期通过翻译引入实用的科学技术，追求富国强兵、利民为民的目的。他也曾在《跋二十五言》中言及译书之目的:“先生所携经书中，微言妙义，海涵地负，诚得同志数辈，相共传译，使人人饫闻至论，获厥原本，旦得窃其绪余，以裨益民用，斯亦千古大块也，岂有意乎。”（陈福康，2011:43）他明确指出翻译西书旨在裨益民用，为国民服务，以破解晚明的社会危机。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徐光启指出“此书为用至广，在此时尤所急需，余译竟，随偕同好者梓传之。利先生作序，亦最喜其亟传也，意皆欲公诸人人，令当世亟习焉。而习者盖寡，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而谬谓余先识，余何先识之有？有初览此书者，疑奥深难通，仍谓余当显其文句。余对之:度数之理，本无隐奥，至于文句，则尔日推敲再四，显明极矣。倘未及留意，望之似奥深焉，譬行重山中，四望无路，及行到彼，蹊径历然。请假旬日之功，一究其旨，即知诸篇自首迄尾，悉皆显明文句。”（徐光启，1963:77） 另一方面，通过科技翻译实践搭建中西科技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会通中西科技发展，让西方国家更为深入地了解我国整体的发展情况，感悟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能够正确认识到传统中国在历史上做出的贡献和成绩。更为重要的是出于功利化取向，我国学者会采取“双重标准”的差异伦理开展输入性国家翻译实践。（任东升、张玉凌，2016）这表明译者不会完全遵从源语文化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盲目采取全面吸纳西学的方式，而是采取文化过滤机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依据所处的文化环境和传统，对源文本或传播方的信息进行选择、改变、删减或是对不利的措辞进行美化、弱化或润色，（邹振环，2012:14）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吸纳实用的西方科学技术以完善我国科技发展的缺陷，以此契合本土的文化传统以及发展需要。徐光启指出:“《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利先生从少年时，论道之暇，留意艺学，且此业在彼中所谓师傅曹习者，其师丁氏，又绝代名家也，以故极精其说。而与不佞游久，讲谭余晷，时时及之。因请其象数诸书，更以华文，独谓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论，遂共翻其要约六卷。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虽实未竟，然以当他书，既可得而论矣。”（徐光启，1963:75）正如杨枫（2021）指出:“翻译是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过程，翻译使不同语言承载的不同知识成为世界公共财富。”翻译是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一个实践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翻译实践过程也是一个双向的互通过程。 （三）翻译过程的制度性和规范性 国家翻译实践的自主性、自利性和自发性便揭示了这一翻译实践是一种制度化的翻译。（任东升、高玉霞，2015）翻译制度是由翻译惯例、翻译规范、翻译法律法规、政策或政令规章等要素组成的规则体系，旨在对翻译行为发挥调节、规范和限制的作用。（高玉霞、任东升，2022）其中的翻译规范则是内化于行为主体（译者）的行为倾向和制约因素，促使行为主体的意图、选择和具体行为与国家或集体的理念和价值观保持一致。（喻旭东、傅敬民，2022）因而，被赋予“使命色彩”的翻译活动是制度化翻译的必然趋势，从而被纳入国家的政治体制中，以丰富国家文化生产的实践。徐光启的科技翻译实践主要集中在数学和天文学领域，两个领域的翻译都体现了翻译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一是数学专业术语的创建。徐光启和利玛窦在翻译《几何原本》时，鉴于中西文化势差以及语言差异，两人采取“西士口译，国人笔受”的方式展开翻译实践，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正，凡三易稿。徐氏对于数学专有名词的确立更是反复推敲、斟酌，并结合我国语言系统的词汇以及丰富的知识积累创造了一套数学术语，比如平行线、对角线、直角、钝角、三角形等，（张必胜，2022）部分术语影响深远且沿用至今。关于数学专有名词的翻译在当时的中国语言系统中并没有相对应的词汇，必须再三斟酌才能最终敲定，并且汉译术语的确定需要译者唤醒历史的记忆、原有的想象空间以及传统知识，来丰富解析和诠释的“思想资源”。术语的确立是某一学科构建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更是翻译实践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重要环节。翻译术语的规范化或标准化不仅能够规约翻译的过程，而且蕴含规约性之外的建构价值和意义，它是一种基于再语境化的知识重塑和话语构建行为，涉及认识型和范式的传播。（刘润泽、丁洁、刘凯，2019） 二是国家政令或政策的指引。在修历中，统治阶级的意志对翻译西法发挥决定性作用，只有统治者认同并颁布相关旨意或出台政令和规章才能推动翻译的进行。依据国家权力对翻译实践进行约束和管控将凸显翻译的制度性和规范性，反映出国家在翻译实践中充当“法律主体”的重要地位。 三是书籍的编译推广与出版。徐光启除了翻译《几何原本》，还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测量法义》《测量异同》，以作为前者的补充和继续。科学类书籍的大量编译和推广让翻译实践逐渐趋于制度化发展态势。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徐光启指出:“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直是教人开卯治铁，抽线造计；又是教人植桑饲蚕，涑丝染缕。有能此者，其绣出鸳餐，直是等闲细事。然则何故不与绣出鸳鸯？曰:能造金针者能绣鸳鸯，方便得鸳鸯者谁肯造金针？又恐不解造金针者，菟丝棘刺，聊且作鸳鸯也!其要欲使人人真能自绣鸳鸯而已。”（徐光启，1963:78）实际上，这就指出了翻译和出版方面的工作应该具有制度性和规范性。 四、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内容 徐光启的科技翻译活动蕴含丰富的国家翻译实践特性，而且这一翻译活动上升到国家层面，凸显翻译的国家性和制度性，有助于扭转社会发展局势，寻求繁荣兴盛的发展。现从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翻译政策、翻译策略和翻译内容三个方面阐释反映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具体内容，彰显晚明科技翻译实践的国家性意义。 （一）国家翻译实践之翻译政策:契合国家发展需要 翻译政策是翻译实践的指导纲领，（刘嫦，2021）即国家基于当时社会发展情况而颁布的相关条例，以规范翻译的过程、指明翻译的方向和目的，从而促进国家发展。国家翻译实践突破了翻译的“跨语际书写”，而且超越传统翻译的“文化—政治”实践，彰显翻译的多重社会价值，（傅敬民，2022）为国家的发展或统治需要服务。比如翻译的题材和原著的来源常常会反映出国家政策的方向以及中国思想界的大势。（王克非，1997:163）徐光启所处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此时的封建统治者对于西方传教士以及中西科学文化的政策都是以能否有利于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为标准，（王青建，2000:53）只有契合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并有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内容才会被优先选择。但是，明王朝统治阶级未意识到科技于国家发展或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重要性，以致出现南京教案这一惨案，制约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时阻碍传统科技的发展。然而，部分先觉者仍坚持上疏，陈明西方传教士与其传入的西方科技对我国发展的助益，他们对科技发展的超前认识和翻译实践推动国人转变“技艺末务”的错误认识，认可科技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其中，徐光启的科技翻译实践便是典型的代表，而获得国家翻译政策或相关奏疏支持较为深远的便是修改历法的实践。因为古代帝王将天文历法的发展与朝代兴衰相连，它直属于统治阶级掌管，严禁私人研究天文历法，从而统治者对修历工作非常重视，这也促使传统历法落后时统治者下旨支持并指导修历工作，进而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通过译入西法促进旧历的革新。 明代采用的历法是《大统历》和《回回历》，前者则是沿袭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历史久远，缺少修正，便在应用中错谬众多，存在测算误差，因而，修历工作刻不容缓。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钦天监官员周子愚上疏，请求编译西方传教士庞迪我和熊三拔等人带来的天文书籍。此后，徐光启和李之藻均上奏请求借鉴西方的天文书籍开展修历工作。徐光启为推动历法的修改，在1611年便撰写了《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夜晷图说》，还耐心接受西士熊三拔的讲解，写出《简平仪说》，（马祖毅，2006:309）为后期的修历实践奠定基础。然而，南京教案一发生，修历之事暂且被搁置。直至崇祯二年（1629年），钦天监推算再次失误，而徐光启采用西法推算预测却准确无误。于是，礼部再次上疏，奏请开设历局，并极力举荐徐光启修历，任命徐光启“督修新法”。崇祯帝也批准同意此事，并下旨:“西法不妨于兼收，诸家务取而参合，用人必求其当，制象必核其精，有攸归，尔其慎之。”（樊树志，2015:399）这一旨意的下达便大致指明翻译的取向以及修历的内容和用人事宜，包含历法修正十事以及修历用人三事。除了李之藻已蒙录用外，其他专门名家，亦宜兼收，具体的用人方针便是“必须是能够实干之人，制造的器械必求能够实用，经费决不虚报冒领，完成的时间也尽量缩短”。（王青建，2000:82）并且也强调对西法的运用，“万历间西洋天学远臣利玛窦等尤精其术，四十等年曾经部复推举，今其同伴龙华民、邓玉函二臣，见居赐寺，必得其书其法，方可以校正讹谬，增補阙略。盖其术业既精，积验复久，若以大统历法与之会通归一，则事半而功倍矣”（徐光启，1963:334）以及“故臣等窃以为今兹修改，必须参西法而用之，以彼条款，就我名义，从历法之大本大原，阐发明晰，而后可以言改耳”，（徐光启，1963:75）以凸显西法的参照价值。此外，也需要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即“臣惟兹事，义理奥赜，法数殷繁。述叙既多，宜循节次；事绪尤纷，宜先基本”，（徐光启，1963:75）规范翻译的过程和内容选择。这时，统治者安排高级官员参与历局的修历工作，开始系统地翻译欧洲天文学理论，经过对西方历法的学习和翻译，逐渐革除传统历法的弊端。尽管科技翻译引入的新法仍有缺陷，但对当时天文学的发展无疑是巨大的突破和进步，有助于统治者加强对王朝的管理并寻求稳定的发展。徐光启在《几何原本》原序中指出:“私心自谓，不意古学废绝二千年后，顿获补缀唐、虞三代之阙典遗义，其禅益当世，定复不小。因偕二三同志，刻而传之。先生曰:'是书也，以当百家之用，庶几有羲和般墨其人乎，犹其小者，有大用于此，将以习人之灵才，令细而确也。’余以谓小用大用，实在其人。如邓林伐树，栋梁榱桷，恣所取之耳。”（徐光启，1963:75）中国古代的历算问题一直都被国家所关注，特别是对历算的精度的要求更是苛刻。可见，不管是从历法计算，还是从其他相关领域，几何学都被广泛运用。可以说，徐光启深刻地感受到了几何学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更是彰显出了国家发展之所需。 （二）国家翻译实践之翻译策略：秉持翻译会通超胜 翻译策略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选择的具体方式，并以实现翻译目的为选择取向，促进文化的交流和科技的发展。结合明清译者翻译西学的方法，主要采用了音译、直译、意译、创译以及多种方式的综合。（张必胜，2022）利玛窦在《几何原本》的原序中指出“题论之首，先标界说，次设公论、题论所据，次乃具题。题有本解，有作法，有推论，先之所征，必后之所恃。十三卷中，五百余题，一脉贯通，卷与卷、题与题相结倚，一先不可后，一后不可先，累累交承，至终不绝也。初言实理，至易至明，渐次积累，终竟乃发奥微之义。若暂观后来一二题旨，即其所言，人所难测，亦所难信及以前题为据，层层印证，重重开发，则义如列眉，往往释然而先笑矣!”（徐光启、利玛窦，1865）鉴于科学技术知识的专业性和精深性，便决定了翻译方式的选择和取向，即采取忠实的翻译观，客观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讲求效益，同时重点考量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下的逻辑性和科学性、翻译中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以及其中蕴藏科学思想和理论传播的影响，这便对科技翻译的译者群体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面对挑战，徐光启在《历书总目表》言到“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徐光启，1865）真实贴近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原意，有效译入实用之学。这一策略并不是逐字逐句地翻译，更不是不加以选择的全译，而是采取合译或创译的方式汲取西学知识。首先是全面、系统地了解西方异质文化的根本，理解学习后用本土语言进行阐释。其次，会通不是将中西学进行简单地拼凑和组合，而是在研究西方科学的基础上将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切忌生搬硬套、机械化翻译，实现翻译在语言、文化和社会层面上的融会贯通，以此寻求超胜。这里的会通是手段，超胜是目的，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存在。最后，超胜是对“不安旧学”的终极探索，以期在借鉴西方科技知识的前提下增强我国科技发展的实力而超过西方。 正是基于这样的翻译策略，徐光启在其译著中都赋予了创造的成分，以求更加适合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而不是机械的转化和复制，从而编译了《崇祯历书》这一皇皇巨著。《崇祯历书》的编修工作是在以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组织和支持下进行的，其编译和修纂工作是一种国家行为，也是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崇祯历书》是一部引进西方数学与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也是天文学领域的一部百科全书。其中及时地参考了当时在欧洲都很新的科学理论，甚至尚未被完全接纳的最新的天文知识。比如，1619年，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2—1630）的《宇宙和谐论》；1621年，哥白尼的《天文学纲要》；1622年，隆哥蒙塔努斯（Longomontanus，1562—1647）的《丹麦天文学》等理论体系。《崇祯历书》中用三分之一的篇幅阐述了第谷（TychoBrahe，1546—1601）的太阳系结构系统，其中的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几何学原理。 《崇祯历书》全书共46种，137卷，此书最大的优点便是既引入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运算系统，又沿用了中国古代历法《大统历》的优点，即“熔西人精算，入大统之型模；正朔闰月，从中不从西，完气整度，从西不从中”。（陈卫平、李春勇，2011:221）徐光启表明西洋历法是当时必验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后测审差数因而更改之法，又可令后之人循习晓畅，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也。他高度认可西洋历法的科学之处，但又不是盲目乐观，指出我国天文学发展实现“超胜”亦是必然的结果，但何时可以做到也许要二三百年之后。首先，将西方天文历法的推算系统和宇宙体系经过深入地结合和整理便于转化成当时我国需要的运行系统和规则：其次，明确地球概念以及经纬度的测定和计算方法以及球面、平面三角学和蒙气差的数字改正等内容有利于提高我国天文历法的测算精度，为晚明天文历法的革新服务，以期早日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显然，这一实践始终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要以及国家长期发展的规划，体现翻译实践的国家性。此外，在数学领域，这一翻译策略同样发挥了极其显著的促进作用。徐光启的《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是三本中西合璧的数学著作。这三本著作都受到《几何原本》中蕴含的公理化体系的影响，并结合《九章算术》《周髀算经》“推求异同”，力求纠正我国传统数学的缺陷，实现存中国数学之“法”而系之以几何原本之“义”，促进传统数学的西化，也反映出徐光启融合中西的卓尔不群的科研能力。并且他针对《几何原本》中没有的内容进行了补充，比如《勾股义》中的“勾股容圆”，开创了与传统数学完全不同的证明方法，追求会通中西数学后的超胜发展。“翻译—会通—超胜”无疑是面对不同价值体系的文化交流时可以选择的先进科学的思维模式，既能保持固有文化之长，还能汲取外来文化之优，以此通过跨文化的语言交流引入西方科学技术，振兴晚明的科技发展，维护国家的切身利益。 （三）国家翻译实践之翻译内容：选择经世致用之学 翻译内容的选择与国家翻译实践的目的息息相关，旨在为国家某一时期的战略发展服务。基于晚明的社会背景，徐光启自进士之后，觉察到陆王心学末流空疏无用，便开始转向科学救世之实学，秉持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专攻天文、兵法、农事、数学、水利等学问，尤其关注国计民生。正如陈子龙曾言“徐文定公忠亮匪躬之节，开物成务之姿，海内具瞻久矣。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孙尚扬，2014:139）他在与利玛窦的深入接触中了解到几何学的精妙之处，便决定向利玛窦请教译介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利玛窦也表示翻译此书之难，但徐光启慷概陈词“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以及对民族文化的责任感，他下定决心要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这一传世之作。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将《几何原本》前6卷译入我国。梁启超曾对此书给予极高的评价，“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梁启超，2011:9）并且《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也将此书视为“西学之弁冕”。（邹振环，1996:12）伟大的翻译家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因为其作品的伟大，更是因为其真正践行了翻译要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服务的理想和宗旨。（董保华、白连弟，2023）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徐光启指出:“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凡他事、能作者能言之，不能作者亦能言之。独此书为用，能言者即能作者，若不能作，自是不能言。何故？言时一毫未了，向后不能措一语，何由得妄言之。以故精心此学，不无知言之助。凡人学问、有解得一半者，有解得十九或十一者，独几何之学，通即全通，蔽即全蔽，更无高下分数可论。人具上资而意理疎莽，即上资无用。人具中材而心思缜密，即中材有用。能通几何之学，缜密甚矣！故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徐光启，1963:76-77）《几何原本》中蕴含着“度数乃众用之基”的思想，度数旁通十事“于民事似为关切”。他曾指出“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陈卫平、李春勇，2011:178）认可度数之学是一门实用之学，习之便可无所不通。因此，能通几何之学，将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者。数学作为一种效用很大的工具，亦是一切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这一实用之学的选择将促进明王朝在多种领域的繁荣发展，比如天文气象、水利测量、机械制造、地理测绘等。同时，此书的译入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即“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论”。一方面，自《几何原本》译入后，西方大量的数学著作开始被译介进来，既扩大了数学翻译的规模，也推动了我国学者对新一轮几何学的研究和探讨，运用其中蕴含的公理化思想和演绎逻辑体系变革传统数学的弊端，推进传统数学逐渐西化。另一方面，该书的译入不仅在数学研究的学术领域产生影响，还在具体实践以及人品修养方面做出贡献。比如基于《几何原本》的公理化系统展开中国古代勾股术的证明，徐光启撰写了《勾股义》这一著作。而其中的勾股术可以运用到治理黄河、兴修东南水利的具体实践中，利国利民，造福社会。并且，此书为益，不仅能让钻研理论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而且能让致力于实践者“资其定法，发起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徐汇区文化局，2011:117）显然，学此书者不止增才，亦德基也，世人对几何学的习得不仅能修养身心，更能培养品性和德性，增进认识，使人无疑，这些都可以从《几何原本》的“三至”“三能”中得到印证。总之，在徐光启看来，《几何原本》“裨益当世，定复不小”，而且“此书为用至广，在此时尤为急须……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罗新璋、陈应年，2009:153）可见，经典翻译无疑是解读一个时代翻译取向以及风格特色的最佳路径，也更能展现这一时代下翻译与社会的关系。徐光启科技翻译实践注重实用的思想以及翻译内容的功利化取向与国家翻译实践的自利性目的相契合，以维护国家的利益为重，关切社会和民众，体现国家翻译实践的最高旨要，以此凸显翻译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的特性。 五、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意义 翻译于国家而言，是维护自身利益、强化自身力量、建构自身形象、开展有效治理的重要路径。（蓝红军，2021）徐光启的科技翻译实践是国家翻译实践的一个早期经典案例，其中蕴含的翻译思想以及产生的突出贡献均是利国利民的内容，关涉国家多种利益的维护、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国家翻译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徐光启为中心的晚明国家翻译实践，更重要的是一种思想的启蒙，特别是西方科学思想的启蒙。总之，徐光启的科技翻译实践对于晚明学界风气的变换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助推作用。总之，作为国家翻译实践的晚明科技翻译的历史意义具体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中国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晚明的科技翻译实践为后来中国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了视角和素材。在这一国家翻译实践中，中西译者将西方的名词术语、科技思想、科技方法等引入中国。基于翻译能力的实践依存性和主体具身性，它就需要通过行为主体的翻译实践显现出来，国家翻译能力亦是如此，它最终主要是通过个体翻译能力进行展现，而不是单一叠加的结果。王华树指出国家翻译能力具有国家性、复杂性、动态性、渐进性等典型特点。（王华树，2023）国家翻译能力的发展涉及多方面的内容，比如国家翻译的管理和规划、国家翻译技术和国家翻译传播等等，（杨枫，2021）具体而言可以聚焦到翻译目的的确立、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采取的策略或方法、译者的翻译能力以及译本传播的影响力等内容。并且国家翻译能力能够直接影响其为国民提供的权利保障，也对国家的治理以及国民社会生活质量的改善发挥积极作用。可见，国家翻译能力是体现国家实力以及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参考，也关涉国家安全和国家形象建构。（蓝红军，2017）在东汉至宋朝期间，我国翻译领域主要集中在佛经翻译，其间伴随着印度的哲学、文学、天文和算术等内容，直至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携带七千部西书，涵盖多种领域的书籍，但结合晚明社会的发展需要，明确翻译的目标指向，开明士大夫选择其中的实用之学作为主要的翻译内容，转变翻译的方向，并筛选具有影响力的翻译文本，比如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此时的科技翻译与佛经翻译存在较大的差异，基于翻译内容的转变，需要译者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或手段，忠实原文，准确传达源文本的意思，有序引入并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此改善国民的生活水平并推进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科技翻译所译内容对社会生产力整体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此过程中，也最能凸显译者的国家意识。（董保华、白连弟，2023）这一翻译领域的拓展有助于提高我国译者的翻译能力以及跨文化交流的范畴，增强服务于构建国际话语权的翻译能力。可见，以徐光启科技翻译实践为代表的国家翻译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家的科技翻译能力，为后期系统提高国家翻译能力以及对外塑造国家形象并参与国际合作夯实基础。在一定基础上，拓宽翻译领域，提升国家翻译能力。 （二）助推中西方科技及文化交流 晚明的科技翻译实践推动了中西方科技及文化交流。这一国家翻译实践不仅译介了大量西方科技著作，而且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著作翻译成外语推向世界，从而直接地或间接地助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并为近代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奠定了文化基础。通过晚明的科技翻译，徐光启看到了强大的西方科技文明，深刻地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晚明的科技翻译，是科技翻译实践的肇始，也是为了解释西方科学知识，还是科学思想的启蒙。晚明的科技翻译，同时也是中西科学思想史的交流，利玛窦在《几何原本》的原序中指出:“乃至中古，吾西庠特出一闻士，名曰欧几里得，修几何之学，迈胜先士，而开迪后进，其道益光。所制作甚众甚精，生平著书，了无一语可疑惑者。其《几何原本》一书，尤确而当。曰原本者，明几何之所以然。凡为其说者，无不由此出也。故后人称之曰《欧几里得》，以他书踰人，以此书踰己。今详味其书，规摹次第，洵为奇矣!”（徐光启、利玛窦，1865）其中，利玛窦介绍了欧几里得及其经典著作《几何原本》。在晚明科技翻译的高潮中，数学翻译尤为耀眼。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开明士大夫率先与西方传教士展开合作和交流，通过翻译促进中西数学的融会贯通和广泛传播，让西方数学中的先进思想译入我国，其间还伴随着汉译数学术语的确立，这都是传教士口授、华人笔之的中西合璧的结果，以此实现西述中译。此后，我国传统数学从独立发展阶段过渡到中西数学融合发展阶段。自我国译入《几何原本》之后，发现其中蕴含的演绎逻辑思想和公理化体系冲击了传统数学家的思想观念，意识到西方数学的严谨性和逻辑性，便开始将这一思想贯穿到数学研究中，注重数学推理的次序性和科学性，摒弃主观结论或经验的获得，讲求有理有据，力图实现“法而系于义”。徐光启对几何之学的理解引发我国传统数学家展开深入的探究，开始追溯中国传统数学中用矩进行测量的缘由，借此证明西方数学方法的依据，强化中西数学的会通能力。比如孙元化的《几何用法》《几何体论》、梅文鼎的《几何通释》、李笃培的《中西数学图说》，以及陈尽谟的《度算解》《度测》。可见，《几何原本》不仅是后世研究数理科学的重要工具，它自身也是公理化演绎体系的典范。同时，徐光启在汉译《几何原本》中的数学术语时推动了我国数学学科的构建，并为中国数学话语体系的形成夯实基础。话语体系主要由术语、概念、范畴和语言构成，是学术体系的体现、反映和传播方式。（张必胜，2022）由于西方数学的广泛传播以及汉译数学术语的确立和运用，我国传统数学开始西化，同时多样化数学知识传入我国，促使我国数学新知识体系开始构建，有助于数学这一学科的形成，（张必胜，2021）也有序推动我国数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屈文生认为如果要构筑中国的历史话语体系，那么就必须用中国自己的历史话语来进行构建。（屈文生，2022）数学作为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科领域的深化和拓展将为我国学术研究领域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且也为国家的科技发展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持。在此基础上，会通中西科学，构建中国科学话语体系。 （三）强化同期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对我国学术界施加的影响感染了开明的士大夫群体，故其所讨论的内容皆是实用之学，进而在晚明学界兴起一股反动之势力，革新之兴味。（徐宗泽，2010:6）这一背景下，开明学者的科技翻译和传播得以强化，其影响也蔓延至整个社会，国民逐渐转变忽视技艺或科技的传统落后观念，开始认同并使用引入的科学技术，意识到科学技术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地位，注重将科技发展与强国富国紧密联系起来，追求裨益民生的实用之学，以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的生产实践和国家的军事发展，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从根本上说，晚明西学的输入不仅带来异质的新元素，而且引发国人对中国传统的重新认识，利用传统的旧形式，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解读、转化并诠释这些西学中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从而被我国传统文化所理解和吸收，有助于中西文化的互鉴、交流，丰富传统文化的内容并巩固国家的统治。徐光启在译入西方科学技术时，推进我国传统历法的革新，从而让晚明的天文历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借鉴西方的水利技术，便于国民的农业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的改善。徐光启等人为救亡图存且宣扬西学，并积极引进威力强大的红夷大炮。（黄一农，2004）同时，改良制造的火炮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明王朝的国防实力。徐光启的科技翻译实践彰显了其家国天下的责任感、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和兢兢业业的翻译态度，这是科技翻译史中留下来的宝贵品质，也是一笔跨越时空的财富。（许明武、王佩，2023）在学界风气变换下，先觉者认可科技救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大力推进科技翻译实践，以期实现明王朝的振兴。而现实却是晚明社会积弊难返，仅依靠科技并不能阻滞明王朝的覆灭，但他们的科技翻译实践的确让晚明呈现科技繁荣发展的精彩一幕，这仍是救国强国、维护国家多种利益的积极尝试和重要突破。翻译服务于强化科技发展，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总之，晚明的科技翻译不仅强化了同期科技的进步与发展，而且为后来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四）现实西学与中学的文明互鉴 国家形象的塑造包含“自塑”“他塑”两种方式，且两种方式处于博弈的动态过程中。（任东升，2016）徐光启的科技翻译实践更多偏向“自塑”，通过其译书实践和翻译思想可以体现出他作为官方代表面对西学传入的理性求知精神和包容谦逊态度，以此展现良好的国家形象。一是徐光启在翻译《几何原本》《泰西水法》时都表现出虚访勤求、事必躬亲的探索求知态度。徐光启曾身着布衣，博采众议，徒步至一地遇人辄问，问则随闻随笔夕，对每一事每一物都讲求精研，主张不穷其极不已。（冯天瑜，2006:108）在翻译实践中面对东西文理的差异以及翻译的艰涩，仍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从而打动西士利玛窦，最终获得他的指教和帮助。同时在与熊三拔讨教西方水利技术时，他也是虚心请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说，“为书且千百是，是非余所能终也，必若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搉，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以光昭我圣明来远之盛，且传之史册”，（徐宗泽，2010:6）从而在熊子的讲解中译入实用的水利技术，推进我国的农业生产实践以及国民的生活实践。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晚明学者始终怀着化解外来知识并筛选异域文化的友善态度，这足以体现出他们对西学的尊重和认同，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国家对外交流的友好态度和良好形象。二是译书广泛的传播以及理性思维方式的形成。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数学和农学领域的突出贡献主要集中在他的著作上，其中蕴含的演绎逻辑思想和公理化体系对我国学者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以及讲求“由数达理”和实验验证的实证科学方法带有近代科学启蒙的色彩。将《几何原本》中的数学原理应用到比例规尺中，则较大程度地超越之前法器进行便捷地测量，并且也促进天文历法的精确测算，这些西学知识的运用都极力彰显了译者对度数之学广泛用途的认可，也强调数学是科技的根基。此外，数学知识和数学理论也被广泛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如徐光启在统计整理人口资料时，敏锐地通过数学推算发现大约每30年出生率会增加一倍，除非出现大变革，否则不会减少，（冯天瑜，2010:120）便较早提出了“人口增殖率”这一概念。科学追究事物内在固有的根据便于对真理（真知）进行内在扩展，（吴国胜，2018:28）其中渗透着近代科学的理性思维，有利于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借此逐渐改善晚明积贫积弱的国家形象，追求繁荣富强的发展目标。此外，这一时期也存在“他塑”行为，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华传教的同时也积极向西方介绍我国的历史文化。自他之后，曾德昭、卫匡国等人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逐渐在欧洲流传，引发中学西渐的热潮，也开阔了西方学者的眼界，（利玛窦、金尼阁，1983:18）便于西方学者更好地了解到我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外传播中华文明。讨论晚明的科技翻译实践，还应该从思想启蒙的意义上来详细讨论一下在《几何原本》翻译过程中焕发出的“几何学精神”。（李天纲，2022）反观西方世界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借鉴，可参阅笔者已发表的系列文章，分析晚明“西学”的延续性，以及对中国文化更新运动的启示。也就是说，国家翻译实践催生的科学思想、翻译产品以及这些产品所带来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有助于构建国家形象并提高文化软实力。（任文、李娟娟，2021）因此，需理性审视西学，实现西学与中学的文明互鉴。 六、结 语 总体看来，明朝的科技发展相对较为缓慢。当时提升科技发展水平的主要手段就是对传统科技的传承和改进，以及依靠经验，乃至对中国科技经典文献进行总结。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科技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天体运行论、解析几何学、微积分学、质量守恒定律等理论相继问世，西方科技全面兴起。晚明时期越来越多的国人在思想及视野上逐渐变得比较开阔，能够接受外来科技知识，甚至还积极主动吸收外来最新科技成果。因此，中国士大夫才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实现晚明科技翻译的国家实践。在这一国家翻译实践中，中外译者合作将西方近代的数学、哲学、逻辑学、艺术、天文历法、物理学、地理学、机械工程学与火炮制造术等科技理论引入我国。晚明的科技翻译虽然没有使我国科学技术理论体系得以成形，但是本时期的科技知识的积累，却为后来的清朝乃至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晚明的科技翻译引入了西方科技界较为先进的科技知识、科技方法和科技理念，也加快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次引入的西方科技理论打开了国人的眼界，并且增强了人们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能力，使其能创造出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虽然当时的中国译者最初不擅长外文，也没有提出系统的翻译理论，但是他们的这些工作初步形成的科技翻译思想为后来科技翻译理论的形成做了重要铺垫。晚明的科技翻译对我国后来的科技翻译实践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为它开启了中国发展科技翻译的国家意识。作为晚明知识分子的代表，徐光启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出发，把翻译西方科技视为破解晚明社会危机、实现富国强国的工具和重要路径，从而将翻译实践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以展现国家意志，传播国家文化，满足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并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极力凸显翻译实践的国家性。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科技翻译实践在数学、天文历法和农学等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并不能彻底扭转明王朝覆灭的局势，但对当时的科技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仍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助于晚明社会的转型以及变迁。同时，这一科技翻译实践丰富了国家翻译实践的案例，便于研究者从具体的实践中归纳现象，发现其中存在的矛盾之处，从而凝练出关于国家翻译实践的新颖性、复杂性和基础性问题，积极构建以国家为主体的理论，为后期国家翻译实践提供分析的概念和解释框架，持续推进国家翻译实践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项目批准号：21BYY00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注 释 ① 科技翻译史，实际上是包含着科学翻译史和技术翻译史。当翻译史研究对象只涉及科学而未涉及技术时，可称为科学翻译史；当翻译史研究对象只涉及技术而未涉及科学时，可称为技术翻译史。然而，目前学界用科学翻译史和科技翻译史两个表述居多。如果翻译史内容主要是科学理论，那么用科学翻译史表述；如果翻译史内容有科学理论也有技术方法，那么用科技翻译史表述。 参考文献 [1]季羡林：《<中国翻译词典>序》，《中国翻译》1995年第6期 [2]方梦之、庄智象：《翻译史研究：不囿于文学翻译——〈中国翻译家研究〉前言》，《上海翻译》2016年第三期。 [3]方梦之、傅敬民：《振兴科学翻译史的研究——应用翻译研究有待拓展的领域》，《外国语》2018年第3期。 [4]许钧：《翻译选择与文化立场——关于翻译教学的思考》，《中国外语》2021年第5期。 [5]任东升、高玉霞：《国家翻译实践初探》，《中国外语》2015年第3期。 [6]韩淑芹：《国家翻译实践之“治”与“制”——以洋务运动时期官办译馆翻译为例》，《上海翻译》2021年第5期。 [7]任东升：《国家翻译实践工程初探》，《上海翻译》2022年第2期。 [8]陈开举：《文化语境、释义障碍与阐释效度》，《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9]张必胜：《晚明科技翻译：实践、解释与启蒙》，《自然辩证法通讯》2023年第9期。 [10]蓝红军：《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上海翻译》2022年第2期。 [11]欧几里得著，徐光启、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南京：金陵书局，1865年，“原序”。 [12]蓝红军：《国家翻译实践——从现实需求到理论建构》，《外国语文》2020年第5期。 [13]任东升：《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构建》，《外语研究》2019年第4期。 [14]周忠良、任东升：《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十年：检视与展望》，《上海翻译》2023年第1期。 [15]马涛：《走出中世纪的曙光——晚明清初救世启蒙思潮》，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16]陈福康：《中国译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3页。 [17]徐光启著，王重名辑校：《徐光启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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