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王”王国昌

　　何大明

　　源远流长的苏州香山帮建筑，蜚声海内外。代代相传，涌现出不少身怀绝技的建筑大师。明代的蒯祥、清代的戈裕良、清末民初的姚承祖，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鲜为人知的是，在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苏州还出现过一位纯“蓝领”的古建筑工匠精英，名叫王国昌。他以精湛的建筑技艺，感人的职业道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修缮古建的奇迹。

　　营造厂的土专家

　　王国昌（1903-1957年），吴县（今苏州吴中区）胥口香山人。当时，晚清王朝风雨飘摇国力衰弱，父亲给他起名“国昌”，希望他通过读书报效祖国。但出生于建筑世家的王国昌，却无意博取功名走仕途之路。传承基因，他从小就喜欢动手，具有“班门弄斧”的天赋。家里的板凳坏了，他得心应手修好。院子的围墙坍塌，他妙手回春砌好。父亲便不再坚持原来的想法，而是倾情向他传授香山帮建筑技艺。

　　最初，王国昌跟随舅父学艺，外出到村里为乡民建造农宅。测量地基，砌墙铺瓦，锯料刨板，做得像模像样。东家都亲切地叫他“小王师傅”。有了一些积蓄后，父子二人从胥口来到苏州，在葑门外开一家水木作，承包房屋建造。所谓“水木作”，就是从事瓦工和木工建筑的作坊。由于注重工程质量，价钱又相当合理，很快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生意兴隆。不久又扩大规模，建起一家“昌记”营造厂。苏州的营造厂，兴起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是具有一定资质的建筑工程队。工程队常年雇用工匠，工种涉及瓦工（泥水匠）、木工、漆工等，主要从事传统古建筑的建造和修复。聪明好学而心灵手巧的王国昌，对老宅、园林、寺庙等古建筑均有研究。与其他只会“做生活”的工匠不同，他不但擅长砌墙盖瓦、上梁架椽，还能绘制施工图，做工程造价预算，并且还是从事木作雕花技艺的巧匠。其它营造厂在施工中遇到疑难问题，常向他这位辈分低的“土专家”请教。“昌记”营造厂不但在传统苏式民居建造中游刃有余，还从事一些西式洋房的建造。同时，还参与园林、寺庙等古建筑的修复工程。

　　解放后，具有精湛建筑技艺的王国昌被推荐到苏州建筑公司设计室工作，担任工程设计和估价。为了更好地保护苏州的古典园林，1953年6月，市政府设置了苏州园林修整委员会，负责修复苏州的园林、寺庙等古建筑。德高望重的文化学者谢孝思，担任修整委员会主任。王国昌则是谢孝思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因为他善于出点子，被戏称为“智多星”。他曾经参加过留园、拙政园、狮子林、孔庙、双塔、虎丘塔等工程的修缮，从事施工现场的技术指导和管理。在双塔和虎丘塔的修复工程中，王国昌创造了匪夷所思的奇迹，被称为“塔王”。他精心培养的数名徒弟，后来都成为苏州古建筑队伍中的骨干。

　　巧觅旧料修留园

　　苏州解放后，百废待兴，尤其是亟待修复的古典园林。1953年春，市政府召集有关古建专家和能工巧匠，对拙政园、留园等十几个园林寺庙进行调查，发现留园遭受的破坏很严重。新设立的“苏州园林修整委员会”，对修复园林采取“重点修整，一般维护，先修名园”的原则。具体工作由谢孝思（主任）、汪星伯、俞子明、郑子嘉，以及周瘦鹃、陈涓隐、蒋吟秋等学者承担。同时，聘请刘敦桢、陈从周两位园林建筑专家担任顾问。而园林修复的工程设计和造价，需要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蓝领工匠。经谢孝思推荐，这个岗位非王国昌莫属。委员会所属的施工队伍，由王立成营造厂负责。

　　留园是苏州解放后修复的第一座古典园林，具有标本意义。该园在抗战时期惨遭日军破坏，毁损严重。修复时，既找不到原来的园林平面设计图，又找不到可供参考的建筑照片。面对困难，王国昌和委员会成员通过请教专家，走访留园的老前辈，翻阅史料，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同时，深入园林查勘了解全园的整体布局，各景点的具体位置。在这个基础上，才正式开始修复工程。王国昌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因为有多年实践经验，対修复工作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建议。由于当时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修复留园仅拨款5万元。如何少花钱多办事？精通木作的王国昌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拿来主义。即购买价廉物美的现成的古建筑构件旧料，“移花接木”修复。当时，苏州古城和附近的古镇上，尚保留着不少老宅和园林。有的人家因为家境破落无力维修，就拆下破旧的厅堂门窗、隔扇以及砖瓦等出卖。王国昌这个方法既省下了宝贵的维修资金，又加快了工程进度，还能“修旧如旧”。于是，大家利用各自的人脉关系，到处收购古建旧料。采购人员兵分两路，一路去旧货市场购买；另一路由王国昌带领，走街串巷寻觅，甚至去木渎、东山等地，赶到正在拆房的现场收购。

　　收购仅仅半个月便硕果累累，获得大批精良的旧门窗、隔扇、栏杆、挂落等构件。一扇门窗的代价，最低仅一元，最高也不过10元。移建在“佳晴喜雨快雪之亭”的楠木浮雕纱槅，每扇仅1.5元。盛家祠堂的100多扇门窗和挂落，也拆下移建于留园厅堂。“冠云峰赞”的6扇屏门，当时只剩下3扇，其余3扇从附近棚户中找回，有的已经成为住户厕所上的踏板。

　　有一次，王国昌在道前街看见一辆装木料的板车。走过去一看，车上竟然装着十四扇精美的纱槅。车主说，准备用它做算盘。王国昌和车主讨价还价，以每扇5元的低价买下来，后来移建于楠木厅。还有一次，王国昌在山塘街的一座祠堂中，觅得拆下来的楠木柱大料，仅付了几十元。东山镇翁巷村，有一座建于民国初期的园林别墅，名松风馆。宅主因为急于用钱，决定拆除园内的四面厅变卖。采购人员仅以30元就买下精美的圆光落地罩。典雅的银杏木屏门，每扇仅14元。后来，这些屏门安装在“林泉耆硕之馆”。此外，还在东山一家老宅中，买下30多扇落地长窗，移建在“五峰仙馆”内。

　　王国昌和其他工匠依靠集体智慧，对收购来的旧料“因料制宜”巧妙使用。日军进驻留园时，曾经在“五峰仙馆”内拴过军马，饥饿的军马竟然把楠木柱啃坏了。修复时，将腐朽的部分截去，接上完好的木料，涂上油漆后竟然天衣无缝。厅堂内配置的一些门窗因为不是原物，就取长补短巧妙修复。短了，就在上槛加一个横风窗；窄了，在两边巧妙加板；长了，就截去一段。除了局部利用旧料修复，有的建筑还整体移建。留园内“东园一角”的八角亭，系从古城宋仙洲巷的一座老宅中移来。整个移建费用精打细算，仅用了170余元。如此修旧如旧，节省了大量开支，并且保证了质量。巧觅旧料修复古建，留园是一个成功的样板。

　　“十字架”巧修双塔

　　始建于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的罗汉院双塔，是两座典雅的七层八角楼阁式砖塔。保存至今，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1954年初秋的一天，苏州古城突然刮起台风。双塔之一的东塔，塔刹被吹得严重倾斜，覆钵、露盘等构件也破损厉害。如不及时修复，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市园林修整委员会成立仅一年。正在处理留园修复事宜的委员会主任谢孝思，闻讯立刻前往罗汉院双塔，踏勘险情并且上报，最终决定抢修东塔。

　　当年初冬，修整委员会向社会招标修塔。政府资金拮据，仅拨款1000元。本来准备竞标的建筑队，临时打了退堂鼓，王国昌挺身而出。如何少花钱修复？王国昌通过周密考虑，设计出一个前人从未想过的方案：在塔的第三层上，用两根粗木头搭成穿出塔门的十字架。脚手架，就从十字架的四个支撑点上搭起来。如此“空中舞台”，巧妙地节省了搭建的一半费用。

　　随后工程进展顺利，一个多月就修到塔顶。不料，在清除塔顶的泥灰和鸟粪时，却发现了新问题。从塔的第三层竖起的楠木塔柱，已经腐烂断裂。如何把这根粗而长的朽木取出来更换？有人提议先把塔顶拆卸，然后用吊车抽出塔柱后，再更换新柱。但是按当时的施工条件，租借大型吊车、更换粗而长的楠木柱、以及新增加的不菲经费，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此时王国昌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塔柱外面是看不见的，可以用现浇的钢筋水泥柱代替。施工时，先用神仙葫芦和钢丝绳，把塔刹缓缓拉正。然后，把“相轮”等构件临时固定在井字架上，自下而上逐段锯断塔刹后抽出。更换塔柱时，在腐烂塔柱的下端，也自下而上逐段锯断并且取出。与此同时，自下而上逐段浇铸钢筋水泥。当腐烂塔柱全部取出后，新的水泥柱正好天衣无缝接上。如此奇思妙想的“偷旧柱换新柱”的土办法，经济实惠，不但成功拨正了塔刹，还及时修复了东塔塔体内的隐患。后来，又原汁原味修复了西塔。

　　“箍桶”巧修虎丘塔

　　云岩寺塔俗称“虎丘塔”，其形制为七级八面以砖结构为主的楼阁式佛塔。该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至北宋建隆二年（959-961年）。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虎丘塔是一座著名的“斜塔”。上世纪50年代初，失修近90年的虎丘塔险象环生，塔体开裂塔身倾斜，岌岌可危亟待抢修。修复的重任，落在园林修整委员会。当时，一批苏联建筑专家正巧来苏州游玩。委员会主任谢孝思趁机向他们请教修塔方法。苏联专家现场查看后，表示无计可施。不久，波兰建筑专家又来苏州观光。谢孝思又赶紧登门拜访。波兰专家认为塔基松动引起塔身倾斜，主张用一种特制的泥浆灌入地基凝固结块，以防止塔身继续倾斜。但对于如何修复开裂的塔体，波兰专家也无能为力。

　　当时，国内还没有这种特殊的泥浆，也没有专门的灌浆机。当务之急，是先修复开裂的塔体。有人提出一个修复方案：把塔砖一一拆下后，编成号码注明次序，然后重新仿造。这个方案不但费时费力，还有损原有风貌。事倍功半的“假古董”方案，最终遭到园林修整委员会的否决。一筹莫展之际，王国昌提出一个建议：在塔的八角竖立八根粗大的钢筋，再用材料横向箍住塔体，如此将塔体固定，就可以清理开裂的碎砖，灌水泥浆弥合裂缝。对此，有人认为太天真了。更有科班出身的专家以权威的身份警告土专家：“这是修复48米高、超过六千吨重的古塔，不是箍轻巧的马桶脚盆。王国昌，搞砸了你得吃官司！”

　　谢孝思听了王国昌的方案，沉默不语，他与副主任王言连夜商量，认为采用箍桶的办法风险小，可行。因为塔不会拆散，容易固定塔身。经过反复论证，最终采纳了王国昌的修塔方案。1957年1月，正式动工修缮虎丘塔。用于箍塔的是20毫米直径的钢筋，每两层之间做两道箍，再用水泥被覆。头戴“箍桶匠”帽子的王国昌任劳任怨，每天坚持到工地上，风雨无阻，随时了解工程进度，及时解决发生的问题。当年9月，开裂的塔身恢复原状，并且在塔内发现一批珍贵文物。鉴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塔体沉降问题尚未解决。

　　借鉴修复虎丘塔的经验，园林修整委员会决定一鼓作气，修复罗汉院双塔中的西塔。在紧张的施工过程中，王国昌废寝忘食，积劳成疾。当新的西塔原汁原味修复时，他却吐血卧床病倒了。没过多久就不幸去世，享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