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我们这样读书 | ​五谷

文/ 五谷

六十年前，1959年，我十四岁，考进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读高中。当年，华师大一附中是市里的重点中学，但我根本不知道有重点中学这一说。因为，父母文化程度都不高，考华师大一附中，只有一个原因：离家近。

一开始，我的语文很差，作文得过2分。班主任夏志圭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刚毕业的老师，教我们语文，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买了一本格子练习本，要我重写作文。夏老师是苏州人，批评人也是吴侬细语，软软的，要我多读文学作品。他说，书读多了，文章才写得生动。华师大一附中的图书馆藏书很丰富，但每位学生一次只能借一本，好看的书大家抢着借，你看完了传给我，我看完了传给他。一本长篇小说在一个人手里最多流转两三天，所以，上课时，老师在上面讲课，我们在下面开小差，教材下面或膝盖上放本小说，偷偷读，《铁道游击队》《小城春秋》《苦菜花》《红岩》《三家巷》《水浒传》《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东周列国志》《平妖传》……那时的老师真宽容，没有一位同学被“捉”出来过。现在的老师肯定不让学生课堂上偷看了。夜自修结束后，回到家近十点了，昏黄的灯光下再读杂书，常常是母亲半夜醒来，在阁楼上叫“好睏觉了，好睏觉了”，才熄灯。

那时的语文分两门课，一门是语文，另一门是文学。有一篇课文是《欧也妮·葛朗台》选段，上完课，语文老师带我们到电影院看根据巴尔扎克这一名著拍摄的电影，推荐我们读巴尔扎克，我把学校图书馆里《贝姨》《邦斯舅舅》《幻灭》等巴尔扎克的小说几乎都读了。夏老师教给我一个读书方法：根据每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集中读一两位作家。课文中有高尔基的《海燕》，夏老师就要我读高尔基，我先后读了《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人行》《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课堂上讲了普希金的《渔夫与金鱼》，夏老师又要我读《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集》《别尔金小说集》，非常著名的诗啊！青春年少，读得如醉如痴，大段大段抄在笔记本上。还有屠格涅夫的《罗亭》《猎人笔记》《前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白痴》，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等等，老师还要我们模仿《家》中人物的口吻写过一篇作文。

那个年代，学习负担没有现在的高中生那么重。我至今还记得数学老师王剑青，矮个子胖墩墩，永远脸带笑容。他当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写过一本书《侦察兵》。一节45分钟的课，他总会留5到10分钟给我们讲志愿军的故事。那时候作业也不少，大清早去学校早自修背俄文单词，晚上家里没条件学习，就在学校自修做完作业再回家；周末去附近的公园背单词看书。家里条件差，买不起书，常常在星期天、寒暑假跑到新华书店去蹭书，鲁迅的《彷徨》《呐喊》，杨朔的《荔枝蜜》《泰山极顶》《东风第一枝》，刘白羽的《红玛瑙集》，秦牧的《花城》《艺海拾贝》，就是在书店里读完的。读高中的三年正值全国遭逢困难时期，一个学生一个月粮票27斤，在学校搭伙交给学校22斤。早上是稀饭馒头，每个人带一点盐，有条件的人家用猪油炒过，拌一点在粥里，就美味啦！学校里养猪，一周有一两次同学们要到菜场里捡菜皮喂猪，每周还有半天劳动。就在这样缺衣少食的条件下，我们读了多少不是课本、不是教辅的“闲书”呀！毕业时全班40名同学，第一年36人考上大学，第二年考上4人，几乎都是重点大学：清华、北大、复旦、南大、中科大、北航、北医，只有少数进了二本。1962年是历史上高考最难的一年。我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当年有新闻系的高校只有三所：复旦、北大、人大。那一年，北大、人大没招生，只有复旦招生30人，也就是全国只招30名新闻系学生。记得，高考的作文题目是《雨后》，我以华师大一附中一位年迈的物理老师为原型，写了他在一场大雨之后，浑身被淋得湿透，坚持来为我们上辅导课的故事。或许，正是因为读了那么多的文学作品，我的作文写得还可以，在激烈的竞争中我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开始了我一辈子的新闻生涯。

年少时，我们这样读书！而且，养成了我的读书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