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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达祖（1163年～1220年？），字邦卿，号梅溪，汴（河南开封）人，南宋婉约派重要词人，风格工巧，推动宋词走向基本定型。一生未中第，早年任过幕僚。韩侂胄当国时，他是最亲信的堂吏，负责撰拟文书。韩北伐失败后，受黥刑，死于困顿。史达祖的词以咏物为长，其中不乏身世之感。他还在宁宗朝北行使金，这一部分的北行词，充满了沉痛的家国之感。今传有《梅溪词》。存词112首。代表作《双双燕·咏燕》，风格工巧绮丽，让人看出在一个饱受折磨的外表之下是一个灵动轻盈的灵魂。 史达祖自韩侂胄柄权，事皆不逮之都司，初议于苏师旦，后议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职。韩侂胄为平章，事无决，专倚堂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权炙缙绅。侍从简札，至用申呈。开禧三年，韩侂胄被杀，雷孝友上言乞将史达祖、耿柽、董如璧送大理寺根究，遂贬死。 张镃《题梅溪词》，署嘉泰元年（1201年）。张镃时已近五旬，他称史达祖为“生”，又说：“余老矣，生须发未白。”显然其行辈要比张镃为晚。嘉泰元年正当南宋主战派韩侂胄、京镗执政五年，史达祖在韩的府中任“省吏”，颇得韩的倚重。宋人笔记说韩的“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可见他的文章也写得很好。过去的历史家，根据元人所编的《宋史》的观点，多把主张抗敌而失败的韩侂胄定为“奸臣”，因此也贬损了史达祖及其作品。他的文字可能因此在敌对政治势力执政（1202）以后就没有收集起来，或虽有集子而失传了。 史达祖的词，过去常常与周（邦彦）、姜（夔）相提并论。姜夔称其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李贺)之韵”。张镃的《题梅溪词》则说“辞情俱到。织绡泉底，去尘眼中。妥帖轻圆，特其余事，至于夺苕艳于春景，起悲音于商素，有瓌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而无（佚）荡污淫之失。端可以分镳清真（周邦彦）、平睨方回（贺铸）。而纷纷三变（柳永）行辈，几不足比数”。张镃也是南宋的填词名家，与辛弃疾、项安世、洪迈等名流时相唱和。他对于史达祖的评赞，可以代表南宋词坛的标准。 北宋晚期词坛大家有的并未尽脱《花间》的旧传统。尽管他们致力于长调的创制和提倡，但都未放弃小令，而一触及小令，《花间》的作风自然而然会复活起来。柳永致力于写景，但比较笼统，周邦彦就比较具体，而史达祖则更深入细致地摹写物象，出神入化。如他创作的咏春雨词〔绮罗香〕“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全不及春雨一字，完全从物象来写诗人意中的春雨，其中也无一字涉及个人的感情，而物象中自有此感情。他又把人也作物象来描写：“恰是怨深腮赤，愁重声迟。怅东风巷陌，草迷春恨，软尘庭户，花误幽期。”（〔风流子〕）“遣人怨，乱云天一角，弱水路三千”。“还因秀句，意流江外；便随轻梦，身堕愁边。”（〔风流子〕）他用小令来写平常今昔对比的主题，也与别人不同：“倦客如今老矣，旧时不奈春何。几曾湖上不经过？……向来萧鼓地，犹见柳婆娑。”（〔临江仙〕）至于他那首著名的〔双双燕〕，还不是第一流的作品。咏物诗虽然在周邦彦集中已有，但精雕细琢，刻意研炼，分析入微的，要算姜夔与史达祖。史达祖因为善于用修辞学中的“拟人格”，仿佛把作者的感情注入所咏之物，善于用工笔写金碧山水，所以比起《花间》的写意的或象征性的写法，更易吸引人的注意。有《梅溪词》 1卷，收入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四印斋所刻词》中。 史达祖屡次科举不中，后得韩侂胄赏识，负责机要文书。韩侂胄死后，对其牵连影响很深。终究其因是源于其不知进退、骄傲蛮横的个性所致。当时人弹劾他得到韩侂胄的重用后，在言听计从、权炙缙绅的同时，也“公受贿赂，共为奸利”。当时韩侂胄手下向他进程书礼，都要毕恭毕敬地用上“申”、“呈”的字样，可见史达祖借着相国的威风，也曾横行一时。他有个李姓朋友，看见这种情况想要告诫他，于是在他的几案上写下几行大字：“危哉邦卿！侍从申呈。”当时其并没有吸取好友之建，任意妄为，使得落得一败涂地之地步。 史达祖是个念旧情的人。这一点从他对亡妻的恩情上可以看出来。他的个人爱情与婚姻无考，但从词中知道他曾丧偶，其《寿楼春》是史达祖为亡妻所做。《宋词选》称：“此词因寻春服悼逝而作，情与文一气旋转，忘其为声调所拘，转觉助妻韵，自是名手。”当时他还是韩侂胄重用时期，依然无法磨灭他的悲伤之情，可见其对于妻子的情意非同一般，惹人哀叹。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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