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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薇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写出这样美妙诗句的卞之琳对莎士比亚情有独钟。他不仅译莎，还评莎。他以独特的视角看莎翁，那么我们也不妨来欣赏他的莎学风景。
卞之琳与莎士比亚的缘分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他在上海浦东中学读过一些莎士比亚原著，后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更多阅读莎剧以及西方文学经典，并开始翻译西方的诗歌。1947年他获英国文化协会“旅居研究奖”，受邀前往英国做客一年多，在牛津、剑桥进修，参观莎翁故居，观看了莎剧《李尔王》与《麦克白》的演出以及电影《哈姆雷特》。1980年9月，他访美，写了《访美杂忆》组诗，其中《纽约看〈第十二夜〉演出》是卞之琳写的有关莎剧的唯一的诗歌。
卞之琳真正开始莎士比亚研究应该从1954年算起，他在《莎士比亚悲剧论痕》的前言中说：“1954年春天，我开始认真摸索莎士比亚时代背景资料，比较各家文本考订、参考各家研究评论，起意从‘四大悲剧’着手，试图向《哈姆雷特》做‘中央突破’，继以向纵深开展，‘扩大战果’，配以‘四大悲剧’的诗体译本，从写译本序文、写单篇论文，到以1959年国庆十周年为期，写出论‘四大悲剧’的系统专著。”后来他把莎学研究成果汇成一本集子，叫《莎士比亚悲剧论痕》，意为历史留痕。在《论〈哈姆雷特〉》的开篇他就亮出自己的莎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我们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作的科学研究，首先要求一个全貌的认识。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决不容许形而上学式的使一个古典作家创造出来的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僵化成一个画谱里的定型。” 
他把《哈姆雷特》放在莎士比亚整个创作中去考察，发现它处于两大创作时期的转折点。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考察了《哈姆雷特》题材的来源，并比较原题材与莎剧的差异，由此见出莎士比亚的创新之处。同时，卞之琳认为哈姆雷特的核心问题是“忧郁”，所谓的延宕问题、软弱问题、悲观问题、装疯问题、残酷问题以及命运问题，其实都围绕着“忧郁”问题。但他曾过于强调《哈姆雷特》中的人民性，在《哈姆雷特》译本序里说：“从体会到广大人民的苦难里感染到超乎个人的敌忾心、超乎个人的斗争力量。”显然，剧中这方面的表现微乎其微，哈姆雷特斗争的主要动力是善战胜恶、正义战胜罪恶和为父报仇的决心。卞之琳之所以过于强调或拔高《哈姆雷特》的人民性，跟上世纪50年代文艺思潮和文学批评形势有关，香港大学学者张曼仪指出：“在这方面深受（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评论家的影响。这当然不是孤立的现象；解放后的新中国，在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上处处步苏联的后尘。”到80年代，卞之琳反思以往的论述，“接着我论莎士比亚，做还照做，‘人民性’这个名词却不再搬用，以免徒然给当时日益升级的一种极端倾向提供靶子。”这种反思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卞之琳非常欣赏《哈姆雷特》对戏剧表演的高论，表演要适度，不要过火，也不要平庸乏味。“一切都是要配合得当、紧凑、集中，要有统一性。”
莎士比亚又根据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情景，变化着用诗体、散文体，两种体裁相互配合，戏中戏的人物说话用诗体，本戏里人物说话则用散文体。“活下去还是不活”（卞之琳的译法，亦作“生存还是死亡”）的大段台词里，长句均衡，一些短句适当重复，跨行法和中间大顿法的运用，充分传达了哈姆雷特沉思的内容和调子，完全符合戏剧的要求。
卞之琳赞誉《奥赛罗》（他亦译作《奥瑟罗》）是莎士比亚最完美的悲剧，奥赛罗性格的特色决定了《奥赛罗》剧本是一个特写镜头，最为明确，最为强烈。他探讨奥赛罗上下翻腾、苔丝狄蒙娜始终坚定的动力究竟在哪里，伊阿古这个反面人物作恶的动机究竟在哪里，正反面人物界限分明怎样和形象生动相辅相成，以及不符合古典主义的戏剧规律，怎样倒反而显出这出戏特别完美的戏剧结构。卞之琳提出，苔丝狄蒙娜坚定的动力是爱情，“他的无情可以毁我的生命——抹不杀我的爱情！”伊阿古作恶的动机是自私自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正反人物既不简单化，又不概念化，而使互相交叉的两种人非常明确地彼此分开，主要人物分出了强烈的黑白，周围人物加以衬托。虽然该剧不符合古典主义的“三一律”，但结构很合理、紧凑。既然剧本是表现幻灭过程当中的奥赛罗，形式就得兼顾充满希望的开头。开头发生在威尼斯的场面，就正好用来对照以后发生在塞浦路斯的场面，中间隔一个大海，正好加强了两极的对照。“插在情奔和完姻之间的大海分开了两种冲突的性质，而又把两种冲突统一为一整个冲突。”
卞之琳批评学术界一些人认为《李尔王》是基督教人道主义作品的观点。他发现这部作品中混合着蒙田的怀疑主义以及马基雅维利主义与莫尔的乌托邦的对立，塞内加的忍让，披了薄薄的一层基督教传统精神的内衣，反映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错综复杂的人文主义。卞之琳对此做了非常形象生动的比喻，可谓妙趣横生——“职业性的打手马基雅维利和拳道的外行莫尔，占据了舞台中心，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搏斗，结果一方面是扑空倒地，一方面是弱不禁风，被吹到九霄云外。终于是一直在冷眼旁观的蒙田挺身而出，挥舞着一个大问号，打走了帮两边插过几手的塞内加。”他火眼金睛，敏锐地看出剧中复杂的思想元素。卞之琳认为“《李尔王》表现的人文主义思想，除了一般的能揭发封建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倾向同流合污的面目、能体现当时广大人民的共同想望以外，还特别鲜明地显出社会正义感里对穷苦人的同情和为他们的义愤。”这部剧与其他悲剧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此，《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罗密欧与朱丽叶》等都没有涉及底层人的苦难，只有《李尔王》把乞丐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暴风雨中流浪的情形充分地描写了出来。这也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闪光之处——体恤民众。
卞之琳看莎士比亚，那是诗人、翻译家、评论家眼中的诗人，其视野自有独特之处。他以洋洋洒洒的二十几万字论述莎士比亚，翻译的四大悲剧自成一体，更接近莎剧本体，在艺术形式和韵律上亦步亦趋，其“等效对译”，在五六十年代外国文学研究比较萧条的情况下奉献出那么多成果，实在令后人钦佩，也奠定了我国莎学的基础。卞之琳对莎学的阐释和理解虽然受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总体来说对中国莎学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他既秉承学院派的研究路数，追根溯源，考察莎剧的来源，援引西方现代莎学的新说，又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去分析莎剧的思想意义，同时吸取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法，对人物、结构、语言细致分析，很多结论至今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让我们悉心品读这位情感细腻、追求艺术品格的莎学家的学术风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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