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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本学期的核心通识课程“逻辑导论”任课教师、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波老师的一篇文章，选自《与大师一起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51-256页）。在这篇文章中，你将看到陈波老师对学问家和思想家这两种知识分子类型的剖析，和各自不同的代表人物。学问家和思想家，有不同的表现特征、读书方法、形成路径和不同的思维模式。与其说是两种类型的人，不如说是不同的素质。在思想家和学问家中，陈波老师以为，最好是做有学问的思想家，其次是做有思想的学问家，再次是做无思想的学问家，最糟糕的是做无学问的思想家。 Vol.883 通识联播 学问家和思想家 陈波 | 哲学系 有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一类是学问家，一类是思想家。他们各有特点，相互纠缠，值得一说。 一 学问家以学问见长，其学问贵乎博与专；思想家则以思想行世，其思想贵乎新与深。 学问家是一批知识广博、在好多个领域内都有系统而专门知识的人。一个人如果只在某一个狭窄领域内具有专深知识，例如清朝八旗子弟中的各种玩家，现代的古玩品鉴家，集邮家，美食家等等，一般称之为“专家”、“行家”，而不够资格称之为“学问家”。一个人如果什么都知道一点，但样样稀松，什么也不精通，这样的人同样也不够资格称之为“学问家”。我以为，学问家的典型代表是钱钟书先生，他通许多种文字，读了中外无数的书，涉及范围之宽之广，在其著作中引证的书籍之多，让人叹为观止，并且在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因此被名副其实地称为“文化昆仑”。时下有一种说法，随着电脑网络的普及，学问家的作用会逐渐变小，甚至不值一提。因为在电脑网络中先输入相应的关键词，然后按查询键，所要信息就纷至沓来，还用得着学问家吗？对此说法我不敢苟同。即使撇开能否得到所需的真正相关的信息这一点不论，网络上的信息还有一个真伪鉴别、重要程度的判断、其隐含意义的分析等工作，这些都需要长期浸淫其中、具有丰富知识和优良判断力的学问家。有学问的人永远不会过时和多余。  图为《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内页 思想家则长于思考。他们思考一些常人往往不去思考的问题，在常人觉得无疑处质疑，在常人认为理所当然处指出它暗藏的玄机和陷阱，在常人兴高采烈时兜头泼一瓢冷水，以免他们头脑发昏；在常人觉得“苦海无边”时，提醒他们“回头是岸”、“柳暗花明又一村”。思想家通过对历史的反省、现实的批判而提出对未来的前瞻，其具体任务包括如下三项：一是廓清扑朔迷离、纷繁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真相；二是对历史和现实所基于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前提进行批判性拷问，质疑它们的合理性根据；三是提出对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前瞻性设计。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思想家有很多很多。随便举一些，外国有柏拉图，休谟，亚当·斯密，康德，马克思，弗洛伊德，杜威；中国有孔子，孟子，孙中山，鲁迅等。爱默生对思想家或学者的作用予以高度评价：“每个国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我了解他们的天才，在我看来，他们不是一个个个体，而是一个个社会。每当重大事件发生时，我就像数点国家一样指望着这些公众舆论领袖会做何反映……”由于思想家的思想具有某种超前性，其行为可能会显得有点怪异，与当时的社会不太融洽甚至格格不入。但诚如爱默生所言： “社会对于这一群人也负有责任，而且应当以慈悲为怀，关注他们的疾苦。国家也能从他们那里获得某些益处。……社会上除了该有农夫、水手和纺织工人之外，也应该专门保留一些作为人心测量仪的诚实纯真之士，他们具有优良的察辨直觉，在充当旁观者时，难免会流露出一星半点的智慧和情感。也许还应该为那些作为刺激者和训诫者的人留下一席之地，让收集天火者得以向众人传递电流。或者可以说，当一艘在风浪中航行的小船向巡洋舰或定期邮轮发出信号、询问航道情况时，它并非一无优势可言——这优势就是：我们应当时常接触一些罕见而有才干的人士，以便对照比较我们在精神罗盘上的差异，参照高精度的经纬仪来校正自己的位置。”  图为《爱默生集：论文和讲演集》，赵一凡译，三联书店，1993年 二 学问家擅长于“我注六经”，思想家则热衷于“六经注我”。 学问家把目光投向先贤、往圣和经典，始终保持一种谦恭、严谨的态度，往往追问：先贤、往圣究竟说了些什么？哪些是他说的，哪些只是后人的伪托？他的观点前后经历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在哪些文献中得到了体现？他的思想为什么会这么变？其原因或动机是什么？他的话语的本义或真实意图是什么？他对同时代和后代发生了哪些影响？其中哪些影响是出于对他的误解或误读？这些影响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等等。学问家弄出来的东西往往比较细致、翔实、精确、可靠，足资凭证。而思想家们对先贤、往圣和经典的态度则截然不同。这里又以爱默生为例。他始终强调学者面对过去和书本的主动性，强调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是为了激活自己的思想：我们听别人讲，是为了自己也能够说。所以他说：“我发现，对作者抱着一种挑剔的态度来读书，其乐无穷。我阅读普鲁克洛，有时候阅读柏拉图，好象在看一本字典，在为幻想和想象寻求一种机械的帮助。我读书是为了寻找一些光彩，……”他一再强调，不要迷信过去的权威或书本，以为它们已经把话说尽。实际上，自然给我们的永远的忠告是：世界是新的，是尚未被碰触过的处女。因此，学者的任务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参与到实际的生活中去，参与到行动中去，通过深入观察和独自冥想，获得和展示自己关于自然、人生和社会的新观念和新思想。他所提倡的正确的读书方法是： “让书本严格地服务于读者。思想着的人绝不应该受制于他的工具。当他能够直接阅读上帝时，这时光就太宝贵了，他不应该把它荒废在别人阅读时的抄本上。但是，当介于光明与光明之间的黑暗到来时——这种时刻总是有的——当太阳隐匿起来，群星收敛起它的光辉，我们就点亮灯，让它的光线照耀我们继续向东方行进，黎明就在那里。我们听别人讲，为的是使自己也能够说。正如一句阿拉伯谚语所说：‘当一棵无花果树看着另一棵无花果树时，它就能结出果实来了。’” “学者阅读历史时应当持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态度：它应当把自己的生活视为正文，把书籍当做注解。这样一来，历史的缪斯就不得不发出神谕，而她对不尊重自己的人是从来不这样做的。如果有人认为声名远扬的人物在古代做过的事就比他今天正在做的事意义深远，我不指望他会正确地阅读历史。” 由此导致了学问家和思想家之间的相互纠缠和相互责难。学问家常常指责思想家的工作不严肃，不认真，不扎实，误解或曲解了先贤、往圣和经典，其思想经不起推敲和琢磨，没有根基，于是他们有时会对后者的工作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而思想家则指责学问家们忘却了读书的真正目的，在先贤、往圣、经典面前丧失了自己，从而成为了他们的俘虏，甚至成为书呆子或书蛀虫。爱默生曾以夸张的口吻谈到：“如果天才产生了过分的影响，那么天才本身就足以成为天才的敌人。”于是他说道：我与其被一本书强烈地吸引，以致被它拖出了自己的轨道，从一个独立的星系变成了围绕它而旋转的卫星，那我还不如从未读过这本书。显然，上述两种说法都各有道理，也各有其片面性。 三 学问家靠的是功夫积累，思想家则常常靠“天纵我才”，可遇而不可求。 学问家显然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成就的，靠的是数十年头悬梁，锥刺骨，寒窗秉烛夜读书，慢功出细活，最终达到“学问大、见识广、知识专深”的境界。而思想家则更多的靠的是一种素质，一种品格，一份天才。尽管思想家的成才途径也互有差异，但其中不少人往往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提出了对后世造成很大影响的思想或理论。 例如，英国哲学家休谟于21岁时开始写作他最重要的著作《人性论》，至该书于1739年出版时他也年仅28岁。正是在这本书中，他从经验论的立场出发，对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以及从感觉经验中得出普遍知识的归纳推理提出了根本性质疑，从而对普遍必然知识如何可能提出了根本性质疑，导致后世许多大哲学家前仆后继地去回答他的问题，迄今仍无公认的答案，以致有人说：“休谟的困境就是人类的困境”。 图为莱布尼茨的笔记（出处见水印） 莱布尼茨在孩提时代就产生了“思维就是符号的组合和运算”的思想，20岁时写成博士论文《论组合术》，提出要创立一种通用语言和通用数学，以便把所有的推理都化归于计算，使推理的错误成为计算的错误，以致当两个哲学家发生争论的时候，他们互相说：我们别争了，还是坐下来算一算谁对谁错吧！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后人创立了数理逻辑，并进一步导致了计算机的发明，造成了现在所谓“网络时代”的来临。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哲学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据说他并没有读多少哲学书，至少没有特别认真、系统地阅读过哲学方面的许多经典著作。因此，几乎可以这样说：思想家是人中的异数，是人类中的天才人物，可遇而不可求。 四 就思维方式说，学问家偏向于综合，思想家则着意于创造。 学问家功夫用得大，用得深，知识广博，满腹经纶，其大脑好像一个百宝箱，几乎应有尽有。因此，他们一般善于做综合工作，比如描摹一个总的图景，从事知识的分类，编撰字典、教科书和百科全书，等等。适合于学问家的岗位是知识传播者，评论家，鉴赏家，如大学教授。他们的使命是传承文明，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使人类文明薪火相传，愈烧愈旺。思想家则着重于质疑、批判、创造。他们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质疑公认的常识，批判未经省察就加以接受的前提和假定，拷问人类的理性，从而避免出现“社会陷入僵化、信仰变成教条、想象变得呆滞、智慧陷入贫乏”的局面，使人类理智不断受到挑激，以向新的思想高峰冲击和攀登。显然，在人类社会中，这两种人都是需要的，须臾不可缺。但是，如果把这两种人用错了位，也会造成十分尴尬的局面：思想家编的教科书和百科全书可能错误百出，或者过于主观随意；而学问家由于缺乏思想的原创性，其洞察力、穿透力和震撼力都不够，起不到思想家应有的作用。 五 与其说学问家和思想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不如说是两种不同的素质。 显然，学问家并非不产生任何思想，思想家也并非是一个文化或知识的白痴。每个具体的文化人都同时兼有学问家和思想家的素质和品格，差别只在于其身上究竟是学问家的成分多一点，还是思想家的成分多一点。把这两种不同的素质、品格、成分结合得很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此历史上既是大学问家又是大思想家的人不多，不过确实也有，例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天才，一生著述宏富，其主要著作有：《工具论》，主要涉及逻辑问题；《形而上学》，主要涉及抽象的一般哲学问题；《物理学》、《论天》、《论生灭》、《论灵魂》，主要涉及自然哲学问题；《尼可马各伦理学》、《大伦理学》、《欧德谟伦理学》，主要涉及伦理问题。此外，还有《政治学》、《修辞学》、《诗学》以及其他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对先前的一切哲学进行全面认真的批判研究，兼收并蓄；对千差万别的宇宙现象作出多种方式、多种层次、多种侧面的阐明，开创了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独立研究，史称“逻辑之父”。在整个西方哲学史和文化史上，亚里士多德发挥了广泛而又重要的影响。 在思想家和学问家中，我以为，最好是做有学问的思想家，其次是做有思想的学问家，再次是做无思想的学问家，最糟糕的是做无学问的思想家。这是因为，做思想家常常意味着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冒险：冒险与权势、大众、流俗对抗；冒险成为空洞、肤浅、无根基的思想泡沫，因而一文不值。尽管前一种冒险可能使得思想家失去安逸、体面、尊严、自由甚至生命，但它仍然不是本质性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家如果坚信真理在胸、正义在手，他甚至会以真理殉道者的姿态坦然赴死，甚至会嘲笑他的施虐者和屠杀者。这方面的典型要数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他因宣扬哥白尼的日心说，触犯了当时天主教的上帝创世说，而被宗教法庭处以极刑，于1600年2月17日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在临刑前听取死刑判决时，他镇定无畏，气势磅礴地对宣判者说：“你们对我宣读判词，比我听到判词还要感到恐惧。”在刑场上，他大声高呼：“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刽子手最后只好把他的舌头用剪子剪掉了。第二种冒险是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如果一个思想家视之为生命的思想，结果被证明是非独创的，无根基的，完全不成立的，在当时以及后世都没有激起任何回响，找不到任何知音，如同泡沫一样飘散在无垠的时空中，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那么他的精力、心血都白费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就坍塌了，他的自信也就没有了。而失去自信对于一个思想家的打击是致命的。 因此，如果硬要我在学问家和思想家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首先选择做一位学问家，在学问的长进和熏染中，在对先贤、往圣、经典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中，慢慢磨砺和发展出自己独立的思想。 紫薇 编辑 / 文浩 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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