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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民族的源流

2019-04-23  小飞svdaq...

经过多次平原地带的人口灭绝以后,要么就是新填补的人口都来自于我刚才讲的这个人口储藏库,要么就是稍微放大一点,像张献忠时代到嘉庆年间的填四川一样,把荆楚、湖湘直到南粤一带的人口也填进来——但是这些人其实也只是刚才我讲过的那个峡区和湘西山地的人口和基因储藏库的另一个分支,他们的人口在基因上的差别非常微小,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也就是今天加泰罗尼亚人和热那亚人的那个差别。

主号更精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图案

民卒郭嘉是一个近代的创造,产生于国民共同体自我治理的需要。在近代以前,“郑智共同体需要自我治理”并不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一般来说,直到孟德斯鸠那个时代,普遍的意见就是,能够自我治理的郑智实体大多数都是部落组织。像雅典和罗马那种几万人的城邦,就已经是自我治理能够达到的极限了。中世纪以来,瑞士诸邦作为目田政体,也就是只有达到那个规模。比这更大的郑智实体,一般都是不能自我治理的。民卒郭嘉在历史上的意义就是,它极大地扩充了自远古时代和古典时代以来自我治理所能达到的最大范畴。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比民卒郭嘉更大的范畴能够自我治理的,还找不出先例来。具体来说就是,奥斯曼式的大帝国直接转化为民卒郭嘉全都是失败的。它们都是在解体以后、分解成为较小的国民共同体以后,才能够实现民卒构建的。民卒构建的关键是郑智问题,就是说,无论你的居民的来源是什么,无论你在郑智上的前身是什么,关键在于,国民或民卒作为一个整体,能够自己治理自己。即使是像瑞士或者美国一样,语言、种族和各种居民的来源非常不同,只要符合“自己治理自己能够成功”这个基本原则,都是可以的。相反,即使是其他方面的一致性非常强,只要你不能自己治理自己,那么民卒发明都会失败。

但是尽管如此,种族(也就是居民的构成)以及郑智上的前体如果跟民卒发明的同构性更高一些,那么民卒发明的难度就会更降低一些。在最好的情况下,你要发明的民卒或者是要构建的国民共同体,在尽可能漫长的时间内,它有着基本一致的种族来源,在历史上的扰动很少,延续性很强,在近代的民卒共同体建立以前,它有许多跟它自己有直接继承关系的郑智前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民卒发明的难度就会降到最低。在民卒发明还没有展开的地方,或者是在有待于解体或帝国解体不成功的废墟型地带,需要民卒发明或者说需要创造国民、创造人民的这种地区,最适当的民卒发明方式就是,尽可能地把你要发明的单元调整到能够使民卒郭嘉、种族和历史邦国这三者在同一个线路上,使三者的合力指向同一方向。能够符合这种情况的,按照上述的条件展开民卒构建,那么你面临的阻力就会降低到最少。所以,在奥斯曼帝国或者俄罗斯帝国这一类帝国解体的过程当中,民卒发明到底应该怎么样划分边界,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例如,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边界真是最合理的吗?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真是一个民卒吗?乌克兰民卒发明的依据比起弗拉基米尔民卒、梁赞民卒或者诺夫哥罗德民卒真的是更好一些吗?这都是需要仔细讨论的问题。

巴蜀的种族,文化,郑智和领土的同构性其实非常理想

当然,即使是历史邦国和种族源流这方面的依据都非常牵强,并不能使民卒发明不成功。例如,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十九世纪以前,它们邦国的依据和种族的依据跟现在的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关系甚微,甚至还有直接冲突的地方。但是只要在郑智上能够站得住脚,那么它们的发明都能够成立。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如果它在种族上、历史上的依据都能指向同一方向,比如说像荷兰或者瑞士这样的地方,那么它的发明成果一定会更好一些。日本和韩国在东亚是民卒发明搞得最好的地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们在这些方面的一致性比较高。如果一致性不够高的话,你进行发明虽然不是一定不可能的,但是困难会大大增加。

而在未来的我所设想的诸厦的发明当中,如果你要强调上述原则,维护种族或历史邦国的传统一致性,那么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的话,巴蜀这个单位就算是比较优越的,因为它从上古时代直到现代,种族的构成基本上没有变过,而历史邦国的延续性也相当高。从种族上来讲,上古的巴蜀显然是内亚系和百越系两系混合的结果,而以内亚系占优势。内亚系占优势,不是说它在人口绝对数目上占优势。例如,在美国文化传统当中,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占优势,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即使是在所谓的高加索人种当中也不是绝对多数。它实际上是,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提供了主要的形式因,而其他的构成者则提供了更多的质料因。形式比质料重要,就好像你写在书上的字比构成书本的纸张要重要。纸张上写什么字都可以的,但是写的字如果是你的内容,那么这本书就算是你的,不会说是因为构成纸张的木材不是你的,就不算是你的书。

作为毒理地理单元的巴蜀,可以说是自古以来了。

我们在以前的讲座中间已经提过上古时代东亚的文化区域和构成。现在我们以宜粗不宜细的方式分析一下,东亚进入历史黎明时期的时候,从考古遗址显示出来的大范围的文化区的差异。这里面,建筑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指标。不仅是在上古时代,其实即使是在进入文明时代,甚至是在今天,建筑物的质量和风格都是鉴定文明区域划分的最主要和最可靠的指标,建筑的简陋和精致程度也是直接裁判文明发展程度的一个可靠指标。而且跟其他的指标——比如说什么音乐或文学质量不一样,建筑物是很容易留下遗址的,这些遗址鉴别起来是很容易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从史前时代到历史的黎明时代,东亚大陆上实际上是有三种主要的建筑形式。

一种建筑形式是干栏式的,也就是两层或者三层的竹木质的楼房。最下一层可能是用来当储物室或者是用来饲养牲畜的,人主要居住在二、三层楼上。今天湘西的吊脚楼其实就是这种干栏形式建筑的一个分支。这种形式的建筑物,广泛分布在我们在前几次讲座中间曾经提到过的作为南岛民卒的祖先所分布的那个巨大的区域。向西,沿着印度洋的边境,伊洛瓦底江流域,滇黔,一直到今天的湘西和峡区,然后向东一直延伸到海。向南,今天的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太平洋各岛。这些地方普遍地分布着这种竹木质的高层建筑。第二种建筑形式是石头质的建筑物。分布的区域从东欧,高加索,欧亚大草原,一路延伸到河湟流域,渭水上游,武都,岷江上游一带,一直延伸到今天的蜀地,然后向南延伸到越南。在巴蜀盆地的南部和东部,滇黔和越南境内,它跟上述的竹木质的楼层建筑相互交错。

巴蜀干栏式建筑,重庆亦称之为”吊脚楼”。

巴蜀在这个石质建筑物的连续带当中处于一个枢纽地位,而且它比其他的地方更有标志性意义。巴蜀,特别是成都平原,是一个极其缺乏天然石料的地区。如果一个极其缺乏天然石料的地区动不动就会出现独石或者是像杜甫在《石笋行》中描绘的那种石笋之类的石质标记物的话,那么你就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与其说是在本地制造的,还不如说是从远方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原料拖运过来的。这跟本地就是多石地区、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巨石建筑物的情况截然不同。当地的居民为什么要这样不辞劳苦到远方去拖本地不产的石材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的祖先来自于一个多石的地区,而且来自于一个习惯于建造石质建筑的地区。

邛崃的石笋塔

这个道理就像是,挪威、冰岛和格陵兰的维京人喜欢用牛来衡量自己的财富,尽管当地的寒冷气候其实是不适于养牛的,但是我们要考虑,他们的祖先其实是来自于一个更适合于养牛的地方,也就是印度人和伊朗人的共同祖先所在的高加索、黑海、里海北岸那一带的土地,那一带的土地是很适合于养牛的,以至于他们的一个分支在离开了自己的老家、跑到非常寒冷的北方以后,仍然不能改变自己的旧习。也就是像英国人和荷兰人在近代殖民时代来到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以后,他们仍然改变不了自己在家乡吃牛肉的习惯。尽管在炎热的当地,牛是很稀少很珍贵的,即使是当地的上层人物,也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吃牛肉,如果按照英国人和荷兰人那种吃牛肉的方式的话,当地的牛群都不够他们吃的,但是他们仍然要不辞劳苦,冒着肉类腐化的危险,从遥远的英国和荷兰给他们寄火腿来吃。

成都平原的先民留下来的那些石质建筑物,包括石笋、所谓新都的八阵图——当然这些八阵图跟传说中的诸葛亮是不会有什么关系的,它诞生于比诸葛亮早得多的时代,也就是蚕丛王以后的那段古典巴蜀的时代——这些石料的来源很清楚,它们来自于岷江上游或者是今天的康区,而最古老的蚕丛所代表的那批第一代蜀国的先民也是从这个方向来的。换句话说,他们是从后来中古时期氐羌民卒所居住的河湟谷地和岷江上游,南下进入成都平原。今天的成都平原西北部仍然留有一些地名,比如说像蚕崖关或者是带“蚕”字之类的地名,这些地名跟蚕丛王的名字基本相同,也就是暗示了,他们的祖先是从内亚方向来,从氐羌民卒所在的方向来,然后越过今天的灌口,进入了成都平原。在进入成都平原、向东向南移动的过程当中,沿着嘉陵江前进的一路形成了巴国,沿着岷江前进的一路形成了蜀国。然后巴蜀两系向东向南扩张的结果,就跟百越、百濮、百蛮各系原住民发生了接触。尽管巴人和蜀人在人数上不见得是占多数的,但是他们所代表的西亚青铜文化在技术上讲更先进一些,因此无论是从现在留下来的“巴蜀”这样的名词来看,还是从考古遗址来看,内亚文化和西亚文化至少在统治阶级这个层面是居于优势的。

茂县白石羌寨的古羌人遗迹

东亚还有第三个区域。除去环渤海圈——产生了后来的满洲和朝鲜、对日本由前文明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也发生过一定刺激作用的那个族群以外,以今天的洛阳、驻马店为中心的那个中原地带,构成了我刚才说的第三个区域。这个区域的建筑物的特点是,既不像东亚南部和东南亚那样广泛地使用竹木建筑,也不像是巴蜀、西亚和内亚那样广泛地使用石料,而是广泛地使用半地穴式建筑和泥土做的泥坯墙。半坡村的遗址是这种建筑物的典型。它在技术上讲是三种建筑物当中最简单的。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你在地上挖一个可以容纳几十个人的地洞,地洞挖到半人高的地方就结束,然后在地洞旁边的地上树几十根木头杆子,用茅草之类的东西把这些木头杆子连接起来。形成的建筑物,地上那半截很像是一个低矮的茅屋,地下那半截根本就是一个地洞。在这样的半地穴式建筑物当中,人和猪以及其他牲畜共同居住在一起。跟住在楼上、让猪和牲畜住在楼下的那些百越系居民与活着的时候住石头房子、死了的时候修石头墓、在墓前树立巨大的华表之类建筑物的西亚系居民比起来的话,这个中国系居民的建筑物可以说从史前时代就是最为简陋的,也反映出了它在文明传播过程中的末梢地位。

西亚的文明,当然,众口一词,所有的人都认为它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它沿着欧亚大草原,沿着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沿着河湟谷地,向巴蜀传播,然后沿着鄂尔多斯向三晋传播,然后通过洛阳传到中原,传到中原就已经是最后一波了。从西亚为中心的文明传播链来讲,以驻马店为中心的中国就是它的末梢。以南洋为中心的海上传播路线,沿着印度东南亚海岸,以海岸为中心,然后缓慢地向内陆传播,传播到印尼、马来和越南,然后沿着海岸北上,传播到钱塘江东岸一带,然后沿着海岸线前进,从海岸线向内陆前进。这个文明传播的顺序,传播到中原地带也是最后一波了。所以,半坡村所代表的中国的史前文明,无论是海洋系的传播还是陆地系的传播,无论是西亚的传播还是南亚的传播,它都是文明传播的最末梢。

史前时代的巴蜀是西亚系文明和南洋系文明的交错地带,这个你从铜鼓文化的边界也就可以看出。铜鼓文化跟南岛诸民卒的祖先所在的族群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跟巴人经常住的那种吊脚楼式的建筑也有高度的同构性。史前时代的铜鼓文化,它的北界大概就在今天的宜宾一带。直到相当于西汉的时代,铜鼓文化才零零星星地向北传到成都平原所在的地方。铜鼓文化核心区所在的边界,大体上来讲跟前南岛系文明的北部边界应该是一致的。这也从另一个方向佐证了我刚才提出的推论,就是说,古典的巴蜀从邦国和文明的角度来讲是以内亚系为主、以百越系为辅的一个构建。

铜鼓

在以后的历史演变当中这个种族结构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是因为巴蜀自从建立起来就具有双重的二元性。一个二元性是“巴蜀”这个词所代表的一个巴一个蜀这种二元性,一个二元性就是高地和平原的二元性。像新西兰的毛利人或者苏格兰高地的那种高地,是一个基因多样性的储存库。我们都知道,物种的基因多样性在它的发源地是最为丰富的。秘鲁相当于是台北市和新北市加起来那么大的一个小区域,集中了全世界土豆品种的80%以上。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附近,也是差不多台北市和新北市加起来那么大的一个区域,集中了苹果品种的80%以上。而爱尔兰全国尽管比起上述的安第斯山区的地理面积要大得多,但是它普遍种植的各种土豆其实都是同一种类型的。这就是为什么爱尔兰会发生土豆大饥荒的原因。爱尔兰地方虽然大,产量虽然高,但是土豆的品种却很单调。最后发生土豆大饥荒,因为一种土豆病就能够杀掉全爱尔兰的土豆。在这以后又不得不到秘鲁的原产地去引种,恢复基因多样性。

高地蜀人村落

高地和平原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像成都平原这样肥沃的平原,它的特点就是,即使是极少数居民进入这块平原,因为灌溉条件的优越,他们也会在很短时间内繁衍出很大的种群来。但是,数量虽然大,他们其实都是那一小撮人的后代。就好像是,美国中西部玉米地带,相当于半个欧洲一样的巨大地区,到处种满了玉米,而这些玉米像爱尔兰土豆一样,它们的基因其实是极其单调的。从这些玉米的产量和供养的人口来讲,这好像是一个巨大的玉米仓库,但是从基因多样性的角度来讲,它们的基因是极其单调的,历史也只有一百多年。成都平原的居民就是这样的。无论是谁,只要你抢先在一个适当的历史节点进入成都平原,那么你的子孙后代会迅速地繁衍,布满整个平原地带。但是在大灭绝时代和大洪水时代,成都平原也是灭绝得最快、最彻底的地方。这个基因单调性和郑智制度单调性具备的地方,每一次都是大洪水的重灾区。早在张献忠时代以前,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时候,成都平原的居民基本上都会死绝。但是从来没有哪一次,洪水曾经淹到过山地。所以,山地和平原的二元性使巴蜀的居民结构经过了多次洪水的洗劫以后就基本上没有变,因为每一次两个基因储藏库的居民都会下山来接管成都平原和其他比较肥沃的平原地带。

成都平原

第一个山区其实就是蚕丛、鱼凫这些先王所来的地方,岷江上游和河湟谷地的山区,也就是中古时期的史料中氐、叟、蜀三族所在的地方。在中古时期的汉字史料当中,氐、叟、蜀这三个词是互通的,是经常互用的。他们居住在南安、略阳、武都一带,以及今天的汶川一带。他们像瑞士诸州一样,郑智单位是很小的,跟种族单位基本一致。差不多一个遗传漂变形成的几百人、顶多几千人的小族,就像瑞士诸州的一个州一样,产生出自己的小王或者是酋帅,像仇池杨氏那样的领袖,据守一小块山谷或者山地。然后离他们不远的另一块山谷或者山地又有类似的像瑞士诸州一样的小族群。他们的基因多样性是极大的。他们就是蚕丛王和古蜀先王最接近的亲属,也是以后成汉帝国的发源地。每一次成都平原上发生人口灭绝以后,都是由他们顺着蚕丛王南下的旧路,一次又一次进入人口灭绝的平原,重新繁衍,填补这些空缺。

峡区山地

另一个发源地则是峡区和接近湘西地区的那些山地居民。这些山地居民就不像是我刚才讲过的岷江上游的山地居民属于内亚系,这批山地居民大体上是百越系。他们构成了今天荆楚、湖湘、赣区和吴越很大一部分人口的起源,也是填补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人口的一个重要来源。经过多次平原地带的人口灭绝以后,要么就是新填补的人口都来自于我刚才讲的这个人口储藏库,要么就是稍微放大一点,像张献忠时代到嘉庆年间的填四川一样,把荆楚、湖湘直到南粤一带的人口也填进来——但是这些人其实也只是刚才我讲过的那个峡区和湘西山地的人口和基因储藏库的另一个分支,他们的人口在基因上的差别非常微小,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也就是今天加泰罗尼亚人和热那亚人的那个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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