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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时拾史事独家原创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每当提起中国历史上的古都，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长安、洛阳、北京，如果再补充，还会想起开封、南京、杭州、安阳、成都之类的。大一统王朝就那几个，秦定都咸阳，西汉定都长安，东汉、西晋定都洛阳，隋唐长安、洛阳都是首都，元明清全在北京。南京、杭州等几座城市虽然也是古都，存在感明显不如第一梯队。 像开封，也是个几朝古都，比如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十国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赵匡胤建立的北宋也在此执政，可除了北宋，面积普遍都不大，而且在开宝末年，赵匡胤也并不想把汴梁作为政权的长期核心，他萌生了迁都洛阳的计划，最后因晋王等人的劝阻而作罢。与之类似，建都南京的几乎都是割据政权，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硕果仅存的统一王朝大明，朱元璋晚年也想迁都跑路，还安排了太子朱标去北方考察。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想法没能在洪武年间实现，是明成祖朱棣完成了乃父心愿。  地处四川盆地核心区域的成都，在秦朝统一之后，也有几个政权在此建都，只是存活时间都不长，更不要说以此为基地统一全国了。两汉时期的公孙述，建国十二年，被汉光武帝刘秀剿灭；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享国四十三年，被司马昭控制的曹魏消灭；十六国时期的成汉政权，立国四十四年，被东晋将领桓温消灭；五代十国的前蜀、后蜀政权，分别维持十九年、三十二年，相继被后唐、北宋所灭。剩下的都没有超过十年，在此不做赘述。以前看《三国演义》，总感觉刘备的蜀汉政权非常短命，但是和其他难兄难弟一对比，发现蜀汉竟然已经是“高寿”的，只比冠军少活了一年。 从历史的总体规律看，大一统王朝更加青睐关中、河洛以及燕山脚下的北京，对建都锦官城似乎完全没有兴趣，什么时候会想到成都呢？国家有难的时候。唐高宗咸亨年间，北方出现饥荒，朝廷下令从剑南运输百万石米粮救急；天宝末年，安禄山、史思明造反，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洛阳、潼关尽陷敌手，唐玄宗仓皇而逃，带领高力士等随从前往成都避难。唐僖宗时，黄巢军队浩浩荡荡，攻破长安，皇帝再次逃亡巴蜀。 选择在芙蓉城建都的，往往都是蜀汉这样的割据政权，领土往往只包含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实力比较弱小，在每一个乱世都不具有绝对优势。最终的命运往往是被周边较大的政权消灭，以北方居多，比如东汉、曹魏、后唐、北宋，南方的很少，只有东晋。 成都为什么不入刘邦、刘秀、杨坚、李渊等人的法眼呢？因为他不具备以此统帅全国的条件。大一统王朝为都城选址，首先要考虑经济、政治问题，从经济方面看，都城必须有充足的粮食，满足皇室及大臣、百姓的日常需要；必须有干净的水源，几十万人不能渴死；还要有平整的土地建造宫殿、官署、豪宅，解决居住需求；钱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经费，政权很快就要崩溃。水源、土地必须就地取材，粮食、银子不一定要是本地的，政治中心最好能与经济中心重叠，如果不能，要从外地运输钱粮，必须保证交通上的绝对便利。  唐高宗时，关中地区经过多年开垦，生态恶化，人口又不断增长，每逢灾害之年，政府必须跑到洛阳就食，东都距离华北平原产粮区较近，又是大运河的中点，方便江南漕粮运输，如果从洛阳再转运长安，需要跨过三门峡砥柱之险，成本较高，安全风险大，在无法改变自然的前提下，人类只好改变自己，也就是皇室、政府搬到洛阳享用食物。隋唐之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北宋利用汴河，元明清使用京杭大运河运输钱粮，满足国都之用，这两条河就像王朝的动脉一样，关系着政权安危。 假设成都升级为了国都，各地的钱粮想要运输过来，那将是非常困难的。巴蜀北有秦岭横亘，东有三峡之险，出川路途极为不便，这正是古代容易形成割据，却又难以进取的重要原因。拥有险要的地势，外敌入侵必须翻山越岭，里面的人想要打出去同样也是如此，以古代简陋的工具，确保后勤十分困难，诸葛亮北伐，常常因为粮草而功亏一篑。唐朝时，有人对栈道的记载是“高山临云，深谷无景，至有斗绝巨险，殆不通人踪，经之者必搏壁傍岩，胁息而度，虽竟日登顿，二十里许”，走起来又慢又危险。试想全国的赋税、赶考的学子、述职的官员要走这样的路进京，增加的成本得有多少，何必弃通途而就险路呢？  《吕氏春秋》有言：“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国都应该选在疆域的中心点。经济方面，这样有利于钱粮、人才等资源向中央流动。从政治角度看，有利于强化对全国的控制，古代不像今天有飞机、电话，政令的传达、军队的调动都要靠人力、畜力，国都建立在地理中心上，前往每一处边疆的时间都是均等的，如果发生叛乱，也能以最快的速度镇压，在这一点上，长安、洛阳是比较理想的。如果不把国都设置在疆域的中心点上，那就直面主要威胁且交通便利的地方。明代最大的威胁就是北面的蒙古和辽东的女真，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可以迅速对敌人进犯做出决策，调动三大营及边防部队抵挡，另一方面，通过疏浚大运河保持与经济重心江南的联系，满足生存用度上的需求。且北京处于华北平原北部的边缘地带，如果陕西、湖广、江南发生内乱，也可以跨过平原迅速做出应对之策。 成都所处的四川盆地既不是疆域的中点，也很少面临最主要的外患。西面是青藏高原，海拔极高，历史上有威胁的就是吐蕃，但在高寒缺氧环境下生存的吐蕃人不可能入主中原，而且长安离他们也比较近，不需要特意把都城搬到成都来应对；南面是云贵高原，历史上主要是西南夷、南诏、大理这样的势力，对中央政府威胁不大。东面的山地有些土司，他们只想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没有很大的野心；北面是汉中、关中地区，中原王朝的传统地盘。因此成都周边少有帝国的主要外患，从政治安全的角度看也没必要把首都迁到那里，加之出川交通的确不便，所以刘邦等人不会把大一统王朝的国都安排在锦官城。  根据成都的历史地理情况分析，他只能成为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城市，无法成为整个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因此建政的都是些小政权，在秦岭和川东平行岭谷的制约下，这些政权的势力范围往往只限于四川盆地。在古人的著述中，常常把益州称为“天府”，也就是天子的宝库，形容这里经济繁荣，物产丰富，是做土皇帝的好地方。刘备在隆中面试诸葛亮，孔明先生提出战略规划，重点推荐了成都平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唐代的陈子昂也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宝，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四川盆地最富庶的地方毫无疑问是成都所在的川西平原，那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都江堰解决了防洪和灌溉的问题，除了种植业，像丝织、酿酒、种茶、井盐开采、漆器制作等行业也非常发达。 作为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成都的人口、经济实力在全国名列前茅，甚至挤进前五的行列。贞观年间，由于隋末战乱，其他地区饱受烽火洗礼，人口锐减，千里无鸡鸣，巴蜀地区受影响较小，且有大量流民涌入，使成都的人口数量跃居全国第二，仅次于长安。安史之乱结束后，北方再度生灵涂炭，但扬州和成都少有波及，成为富甲天下的城市，当时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可是放眼四川盆地，除了成都，还有哪座同级别的城市吗？答案是没有。川西平原面积是有限的，只有一万多平方公里，在古代，川中的丘陵地区和川东的山岭地区都无法形成颇具规模的城市，如果要就近找一座大都会，那就是长安或者洛阳了，盆地内部是找不到的。 天宝年间，唐王朝的巅峰阶段，四川地区的人口总量占全国的9%-10%，并不突出，大唐百姓主要生活在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那里有连片、集中分布的大城市，不像成都这么“孤独”。正由于平原面积大，比如华北平原有30万平方公里，有利于军事行动和农业生产，天下大乱之际，中原地区很容易较快形成势力强大的政权，他们控制的土地、人口、粮草在总量上是西蜀政权无法比拟的。绝对实力面前，强国吃掉弱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蜀汉灭亡时，人口有记载是一百零几万，而魏国是四百多万，差距悬殊。再看看北宋初期的历史地图，对比一下宋朝与后蜀的疆域面积，就知道孟昶亡国绝非偶然。西蜀割据政权固然有山溪之险，可这些理论上的天险却一次次地被突破。  闭塞的盆地，富庶的生活，丰富的物产，美丽的风景，成都乃至巴蜀的悠游、享乐之风非常盛行。少不入川，老不出蜀，在稳定安全的环境中，品味美酒、美景、美食、音乐，岂不快哉，为什么还要去给统治者当炮灰呢？李商隐有诗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晚唐张乔说：“行歌风月好，莫老锦城间”，诗人李瑞也说过：“本是风流地，游人易白头”，生活悠闲、舒适、没有压力，不知不觉就到了暮年，什么战场厮杀都抛之脑后，娱乐闲适的生活难道不香吗？ 在成都建国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外地的，公孙述扶风茂陵人，刘备涿郡卖草鞋的，成汉流民建立的政权，王建许州舞阳人，孟知祥刑州龙冈人，没有一个是成都或者巴蜀当地的，他们想要占山为王，将蜀地百姓作为实现野心的工具，为他们纳税、打仗。百姓生活安逸，岂会长期顺从？豪强大族们纳税更多，又岂会不心向中原？如果有人割据蜀地，他们是一个州养活一个朝廷，如果蜀地被统一了，当地的豪强、富户也要纳税，但是与全国其他州共同养活一个朝廷，哪个压力更大，交的更多，可想而知。这也是那些割据巴蜀的政权活不长的原因之一，刘禅准备投降的时候，又有几个本土的“忠臣”反驳了谯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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