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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各个王朝更替的原因复杂多样，人为因素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但是这些因素都是主观性的，后人往往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简单做对错的评判，很容易给人千人千言无所适从的感觉。气候和地理因素则是不因当时人力所能改变的更加客观存在，尤其气候剧烈变化时，往往会造成人类社会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彻底的改变。 而气候和地理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地区的地缘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和思考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可以收到化繁为简的效果，找出更加清晰的脉络。 首先从气候方面来说，公元前11世纪建立的西周直到现今三千年，经历了如下图所示的温度变化。
图中可以看到，位于温暖期的（平均温度之上）的几个朝代（西周、春秋、唐、宋）都建立了较为强大的兴盛王朝，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盛世，而寒冷期（平均温度之下）的朝代（尤其战国、三国至南北朝）则更加动乱，朝代更迭频发，进入乱世。 究其原因，北方的游牧民族更加依赖于气候的变化,一旦温度降低，适合游牧的草原带便会减少，生存空间被压缩，而游牧民族势必会往南走（南侵），与农耕文明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 早期的西域,中亚, 陕北高原,华北平原还能够接受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 那时候的青藏高原, 伊朗高原, 没有现在这么高. 这股气流能让北纬40度左右仍能气候宜人, 降雨充沛。 适宜的气候是早期的古代农业文明能迅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而西域更是绿洲密布, 诞生了当时多姿多彩的西域诸国.（2020年5月份我前往拜访的位于敦煌附近的汉代驿站悬泉置，在两汉时依然被绿洲覆盖，河流穿过，而今却已经全部变成戈壁荒漠，连暗河都没有了。） 所以，某种意义来说，中国历史也是一部北方游牧民族（文明）与南方农业民族（文明）的生存斗争史. 农业文明时代，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都城的选择近乎决定了王朝的命运，涉及政治、财政、军事、交通等各个方面的综合考虑，通常都会选择当时最好的战略要点。 先说明一下古代的地理交通。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凭借远超人力的机械化动力，开山挖洞，铺路修桥，已经相对很容易，但在只能依靠人力畜力的古代，这样的事情难比登天，很多现在高山恶水中的通途在古代都是难以逾越的天险，一些赖以行军和物资运输的古道都经历了多少年才逐渐成形，地区之间可以通行的道路往往很少甚至唯一。 因此在农业文明时代，一个好的战略要点，要同时具备三大要素——水、土、山，也就是要有丰沛的⽔源、肥沃的⼟壤、险峻的要塞。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最满足这三个条件的有两个区域——关中盆地、四川盆地。次一级的也有两个——洛阳盆地、汉中盆地；再次一级的稍多一些——江东、赣江盆地、两湖盆地，后面这些都位于长江以南，由于长江贯穿中国东西，这些盆地更多满足水和土的条件，却缺乏险峻要塞拱卫。而其他可以产出大量粮食的地区，比如华北平原、江淮平原，却无地利之势，战争中往往沦为各路势力争夺的焦点。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盆地 1，关中盆地：
水：拥有渭水、泾水等多条主要河流，丰富的⽔资源无论是生活饮用、生产耕作还是交通，都⾮常⽅便。 土：盆地内部有着⼴阔的黄土资源，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发展农业。 山：关中盆地四周都是山脉，地理环境天然形成了完美的保护屏障，只要控制住四周的隘⼝（四关——东方的函谷关<后改为潼关>、东南的武关、西南的大散关、西北的萧关），就能保证关内形成可攻可守的格局。 但是关中盆地的劣势在于，从隋唐开始，随着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大，关中平原的粮食产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伴随着的是淮河流域尤其长江以南经济的高速发展，每年须从江南输送大批物资补贴关中。 而由于地处西北方，古代的陆路物资运输代价极为高昂，最仰仗的便是漕运，以长江-淮河-黄河（经京杭大运河相连）的漕运为主，而以长江-汉水-蜀道为辅，所以如果主要漕运路线被地方军阀掐断，关中平原便会陷入粮食不足的危险境地，这种情况在唐代安史之乱中表现的最为突出，也因此唐之后的王朝再也不考虑定都长安了。 2，洛阳盆地：
盆地内部有优质的黄土资源，⽽且，盆地内有洛水、伊水等重要河流且汇聚于洛阳，从而让洛阳成为控局洛阳盆地的核⼼要点。 外围有优质的⼭地资源，为盆地提供了有效保护——古代洛阳八关：函谷关、伊阙关、大谷关、广成关、轾辕关、旋门关、孟津关、小平津关，拱卫在洛阳盆地周围，使洛阳自古享有“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的美誉。 从交通来看，洛阳向西直通关中，向东可以直接进⼊华北平原，向南可以经南阳、襄阳进⼊荆州、武汉等⻓江、汉⽔交汇地区，向北则直通太原，是中国古代很长时期内最靠近国土中⼼位置的交通枢纽，这个位置进可攻，退可守，造就了洛阳十三朝古都的特殊地位。 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通过建立两京制形成稳定的政治军事格局：宗周镐京（后续都称长安），成周洛邑（后续都称洛阳）。 从地缘战略来说，论便利西安不如洛阳，论险要洛阳不如西安，二者相辅相成才是长治久安之道，这种两京制格局不仅维持了西周近三百年的稳定，也成为之后历朝历代直至隋唐统治的主流战略配置，无论丢失了哪一个，地缘战略便不再完整，很难实现统一了，从后果来说，丢失长安的严重性更高。 而两京中通常以关中为主，洛阳为辅。因为这两个盆地的规模不同。关中盆地将近四万平方公里，洛阳盆地则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算上旁边的伊川盆地也就三千多平方公里。所以在人口问题尚不突出的西周（包括之后的两汉），关中盆地既有足够的粮食产出，又有足够的战略纵深。 西周是中国古代最温暖的一个时期，西北游牧民族犬戎尚处于依附关系，因此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地缘矛盾在于疆域内部——西周建立之初分封各诸侯国，类似于西方中古时代的城邦，而各个主要城邦之外则是大片大片未被开发的蛮夷地区和控制之外的蛮夷势力，所以当时诸侯国的主要精力在于对新疆域的开拓并继续进行逐级分封，进行整体疆域的不断扩张。 这个时候，大家各干各的，互相之间没有多少地缘冲突，甚至还需要各诸侯联合起来，共同抗击蛮夷——春秋五霸就主要干了这个事情。 再比如当时的楚国——脱离周王朝分封体系，公开挑战周天子的权威，并且不断兼并诸侯国，成为最大的蛮夷势力。 西周末期周幽王因为继承权问题，申候联合西北游牧民族犬戎攻克长安，占领关中平原，导致平王东迁，都城只剩下了东都洛阳，破坏了两京格局，既丧失了形胜之地，又夹在几个实力强大的诸侯之间，便逐渐王权旁落，慢慢成了摆设。轻易放弃关中成了东周政府最严重的战略失误。 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内部的疆域已经逐步开发和整合完毕，诸侯国之间领土相接，地缘矛盾便转化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了，并且战国中后期，气候开始变冷，匈奴逐渐开始南下挤压中原各国的生存空间。 于是各国纷纷变法图强，并且通过扩张兼并获得更多土地和人口，以求足够的战争潜力和战略纵深，此时的国家概念逐步得到强化，因此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再像春秋时那般只求降服，而变得更加残酷血腥，以肉体消灭敌国士兵、获得敌国城池为直接目标——如战国时期坑杀军队最多的长平之战，直接导致赵国的衰落，从此无力与秦国对抗。 在秦汉时期，仅仅靠关中不足以与全部中原和江淮对抗。关中的优势在于，还有两个富裕的盆地成了它的附属，那就是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一旦关中的政权同时掌握了汉中和四川，就拥有了足以与整个中原对抗的资源，同时由于关中、汉中、四川都地处上游，打击中原更加占有形胜。 秦国正是借着这个战略统一了中国。当秦朝崩溃后，汉高祖又按照几乎同样的方式，利用关中、汉中和四川反攻中原成功。 但关中模式也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随着时间的延续和江淮的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关中、汉中和四川三地中的任何单独一个，所拥有的资源都无法与中原抗衡，只有三者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联手才可以对付中原。东汉光武帝就利用这个弱点，乘关中、汉中、四川等地四分五裂时，以中原为基地反击关中得手。 两汉时期直至南北朝，气温整体偏冷并且随时间而降低，这个阶段北方的主要地缘矛盾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矛盾，因此中原王朝的地缘战略也以对抗北方游牧民族为主，呈现为国力强盛时主动进攻+国力不足时修长城被动防御的方式，并且通过占领和控制西域诸国来压缩游牧民族生存空间。也因此西域和河西走廊在古代的意义从来都更侧重军事，而非经济。 但是，也正是从汉武帝开始的大规模对匈奴作战，极大破坏了原本健康的财政，从武帝开始，为了最大化筹集军费，不得不实行了一系列影响后世至今的国有政策——资源垄断、专营（盐铁等）、政府控制货币发行的金融垄断。 三国时期，气候比两汉更冷，降水带南移，长江的宽度远远超过现代，长江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诸葛亮隆中对的核心战略是同时占有四川、汉中和荆州，利用四川盆地的粮食和天险可以据守，也可以同时从汉中（为辅）和荆州-襄阳-南阳-洛阳（为主）的两条路线反攻中原。 东吴同样制定了占有江南和荆州的战略，从扬州-寿春-徐州的淮河平原交通网（为辅）和荆州（为主）两条路线反攻中原。 决定“隆中对”战略失败的，是吴蜀战略的冲突，双方只能有一方占有荆州，并且必须占有荆州的全部。 但是荆州一开始由蜀国占领，关羽遭袭失败后被东吴占有，荆州北上必经的襄阳南阳则始终牢牢把握在魏国手中，所以因为吴蜀的内耗，两国战略同时失败，注定了败亡的命运。而魏国则同时占有关中（西线）、荆襄要道（中线）、淮河以南战略要地（东线），灭亡吴蜀只是时间问题了。 两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寒冷，北方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由此构成了北方长达两三百年的地缘矛盾，并构建了新的地缘战略。 当时，作为中原屋脊的山西进入关中的通道有四条，进入洛阳地区的通道有三条，进入河北地区的通道主要有两条，还有无数小道，这些道路使得山西成了控制北方的锁钥之一。 因此占据山西和河北，拥有了地形优势与粮仓，再进攻洛阳，最后获取关中，这种策略成了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统一路线图。 从统一的角度来看，历代都是北方并吞南方，很少有南方统一北方（除明代），这一现象源于南北两方的战略纵深不同。南方由于缺乏战略纵深，一旦丢失了南京（宋代是杭州），政权就结束了。在北方由于战略点更丰富，南方政权很难通过占领单一城市而控制整个北方的局势。东晋南朝有过许多次北伐，都因为无法守住成果而失败。 南方若要守住政权，就必须保住长江，要想保住长江，不能仅仅从长江入手，一旦敌人占了长江北岸，就可以随时发动渡江作战。 从东、中、西线分别来看，西线应该进驻淮河，不让敌人抵达长江，中线必须占有荆州，西线应该保住四川——以防北方从重庆沿江而下。 从东晋到南朝四代，随着疆域被北方蚕食的越来越小，先丢四川，后失荆州，最后连淮河都守不住，就不可避免要被北方统一了。 李渊从太原起兵之时，中国的南北方都已经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几十个大小不一的地方军阀遍布全国，这种大混乱给占据山西高地的李渊创造了极好的机会。策略具体表现为，首先从太原南下进入关中地区，依次获得关中、汉中、四川，平定甘肃和山西的残余反抗实力，此时的李唐类似于战国末期的秦国，稳固关中之后，东进洛阳和华北平原，获得粮仓和交通枢纽，统一北方后，南方依然支离破碎，自然无法抵御来自北方的攻击。 安史之乱之前，隋唐的地缘矛盾主要集中在北方和西方的众多游牧民族，采取分而划之、扶弱抑强和以戎制戎的策略，一方面造成了东西突厥的分裂并分而制之各个击破，另外通过河西走廊和西域两个都护府将吐蕃、突厥等分开，使之不能联合。 包括西域在内的唐朝整体版图上，长安位于中心位置，因此，从国家安全和政治军事地理的角度来说，唐王朝定都长安应该是最优选择。 但是，隋唐时期的关中，在从南北朝开始长达数百年的气候、战乱和土地过度开发共同作用下，可利用的农业土地已经大幅减少，不再是当时的经济中心，加上唐代关中人口的快速增长——唐代长安人口最多时高达120万，粮食问题始终是唐王朝内部面临的主要问题，从太宗开始直到玄宗，皇帝们总是阶段性的搬到东都洛阳，以缓解关中的粮食危机。 这种严重失衡的经济和军事状态，预示着唐王朝即使不被游牧民族攻破，也注定会因为内部的危机而衰落。 由于唐王朝的财政制度不合理，财政状况始终不健康，在常年对游牧民族用兵的情况下，军费捉襟见肘，府兵制也被极大破坏，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节度使制度，并且大量任用少数民族将领，导致了安史之乱和之后长达一百多年的藩镇割据，直至最后葬送了唐王朝。 安史之乱八年战争对抗隐含了两条主要脉络：1，叛军方极力破坏和占领唐王朝的粮食运输路线，掐断敌人补给线——东线和中线（西线位于大后方，叛军鞭长莫及，并且西线运粮代价巨大），以求政府自行崩溃；2，政府军极力保护主要补给线，以及牢牢占据战略高地，将叛军压缩在洛阳和华北平原一带。 由于叛军的战略失误，始终无法突破四周的战略高地，虽然破坏了政府的补给线，却在战争中逐渐被消耗，直至灭亡。也正因为叛军对补给线的破坏，财政逐渐崩溃的政府被迫册立更多的节度使，从之前的主要分布在西北边疆，到后期的遍布全国。 每个节度使都没有统一全国的能力，中央政府也没有能力征服所有的节度使，导致了节度使们的报团取暖，中央和地方分分合合的爱恨纠葛，最终在黄巢长征般的起义中彻底崩溃。 黄巢一开始选择了正确的战略——打游击战、运动战，寻找中央和藩镇薄弱的地方下手，如鱼得水，辉煌时可以进军关中，占领长安，但之后战略失误，从流寇转变为坐寇，给了中央政府集中力量打击的机会，最终失败。 五代时期，后晋石敬瑭通过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获得中原的统治权，也从此让中原王朝进入了两百年的地缘战略失衡时代。 北宋时期，气候逐渐变暖，北方游牧民族生存空间扩大，生存压力减小，这也侧面印证了契丹并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北宋太祖赵匡胤本来是有机会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但是在统一的整体策略上，赵匡胤采取了先统一南方，再向北收复十六州的方针。不过在统一南方后，由于要投入精力维稳，就没有足够的力量进攻北方了。 也正是因为燕云十六州（尤其山前诸州）的彻底丢失，导致华北平原无险可守，北宋政府只能被迫在华北平原众多城市上堆集大量士兵防守，加上采用的募兵制，庞大的军费开支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天平，最终定都更具有经济优势的汴梁，而舍弃了相对更具军事优势的洛阳。 这样的策略，导致了北宋的显著特征和最终命运——经济发达，军事孱弱，游牧民族可以相对更容易的到达首都，首都被攻占后，就意味着王朝的覆灭。 从北宋末期开始，气候逐渐转冷，这是女真和蒙古南侵的内在压力。在地缘战略上，女真和南宋对都城的选择共同导致了双方的共存。 灭亡北宋后，女真正确的地缘策略应该是将核心首都南移到黄河沿线的洛阳或者汴梁，可惜实际上最南也就是定都北京，直到金国末期在蒙古的压力之下才转移到汴梁，却为时已晚。而同期南宋定都杭州，造成双方的政治中心之间距离遥远，在冷兵器时代，这么遥远的距离导致女真跨过长江后就会逐渐进入衰竭期，双方战事陷入长期对峙。 宋高宗放弃北方的那一刻，也注定只能成为偏安的地方政权，由于地理的制约，一旦退到南方，几乎没有再回中原的可能了。 元代的疆域（只考虑忽必烈统治下的疆域）在中国历史上达到最大化，之后的明清乃至民国新中国，都只是元代疆域的缩小版，尤其是西藏地区在元代第一次并入中央版图，并建立有效统治。抛开意识形态，蒙古对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由于蒙古本身就是游牧民族，元王朝的地缘矛盾更多在于如何有效整合农耕文明区。遗憾的是，出于游牧民族的秉性，重视商业贸易和掠夺，轻视农事，在财政困难时，一心通过滥发超发纸币的方式掠夺财富。 在征服南宋后，实行南北分治政策，虽然南人政治地位最低，却有着疆域内最轻的赋税和最宽松的统治（因为无法有效统治）。也因此，随着元末统治的削弱，最大和最终葬送了元王朝的反抗都来自南方。 明朝之所以能完成历史上唯一一次从南到北的统一，并不是自身的强大，而是蒙古政权由内斗造成分崩离析后的无力。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少数民族在中国要想实现长久统治，就必须儒化，建立向心力，而儒化后则不可避免丧失原本的民族性进而被弱化。 明成祖迁都北京意味着明朝的战略重心在北方。正因为明朝政府看到了游牧民族的强大和韧性，所以在地缘战略上采取防御策略，一方面修筑长城抵御来自北方的进攻，另外通过封锁边关贸易继续压缩游牧民族的生存和战争潜力，比如沿海的闭关锁国，以及中后期在河西走廊撤出敦煌，将嘉峪关变成西北的边关。但是这种闭关锁国又导致了东南沿海的倭寇猖獗，给明王朝本就不健康的财政增加了沉重负担。 为了避免天子守国门可能出现的极端状况，明朝依然建立了两京制，首都北京，留都南京，北京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南京作为经济和文化中心。两京制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明朝后期严重的党争，使两京制的战略意义逐渐丧失，甚至在北京被攻克后，南京的领导班子继续因党争而陷入严重内耗，没有像南宋一样建立稳定的政权，而由于明朝政府过于集权化，当无法建立有效的政府时，民间便几乎是一盘散沙。 从更客观的角度来看，明代后期的小冰期，又一次压缩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迫使原本分散的各民族部落进行了残酷的内部整合，又一次形成强大统一的游牧民族政权，南下入侵。而中原的明王朝在经历两百多年后，无论是马尔萨斯陷阱，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内部腐朽衰落，都很难抗拒一个强大统一的游牧民族入侵。 清代的地缘战略从当时的立场来看是相对完美的——通过八旗制度在内蒙古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外蒙古则通过招抚的方式实现较为松散的统治；经过几代皇帝的努力，几乎将准噶尔人灭族，又征服大小和卓，彻底建立了对新疆和西藏地区的牢固统治；延续明代政策，通过对偏远地区（贵州、云南、广西等）的持续改土归流，将原本游离于统治之外的地区纳入中央集权的框架之下。 如果不考虑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外部影响，清王朝大概率还可以多存活很多年（当然这对中华民族并不是好事）。但是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的推进，中国也被迫从陆权时代进入了海权时代，曾经最安全的海洋屏障变成了最危险的所在，单纯考虑陆权的地缘战略变得脆弱不堪，中国经历了不堪回首的19世纪。 时至今日，地缘战略的重点又从侧重海权转向海陆并重，潜在的地缘矛盾更加多样，给新中国的地缘战略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而更加复杂的是，如今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地缘战略，还有形势更为严峻的币缘战略，中国依然处于后发奋起直追的不利位置，任重道远。 限于篇幅，不再详细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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