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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政权存在的基础，都城对于我国封建王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既是王朝广大疆域的神经中枢，也是一个王朝合法性的象征。五千多年文明史，两千多年王朝史，封建王朝你方唱罢我登场，而都城也随着王朝的兴衰荣辱而历经千年，都城不仅仅是王朝的见证者，也是文明火种的守护者。 中国历史上，王朝都城的位置不断变化，呈现出东西循环、南北往复的特点，那么历代王朝都城位置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殷商至隋唐的2400年里，中国封建王朝的都城都离不开黄河流域。在这期间，黄河流域都是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同时也是最接近中国地理版图中心的地区，一个政权如果能够控制这一地区，就足以控制全国，因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 具体而言、早期统治黄河中下游绝大部分地区的夏、商、周王朝，发轫于黄河中游或下游的上端，其理想的都城当在这个地区，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三河就是今天晋南、豫北和洛阳地区，这里农业起源很早，地位居中，是理想的建都所在。 秦统一六国后，王朝疆城空前扩大，选择都城位置需要考虑的条件就复杂了。秦都咸阳所在关中地区原是秦国根据地，咸阳又是统一前都城，统一后，东方六国旧势力还很强大，秦祚短促，还来不及考虑对都城的迁移问题。 汉高祖刘邦起于平民，建立汉朝以后都城的选择，无疑是件大事。刘邦即位之初欲都洛阳，以后听了娄敬、张良的意见才定都关中长安的。娄张两人意见归纳起来为： 一是经济条件。关中土地膏腰，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万一山东有乱，关中的物资足以供应顺流而下的王师。 二是形胜条件。关中被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左崤函，右陇蜀，三面可守，独一面东制诸侯，可进可退，可攻可守。 三是交通条件。地居上游，犹高屋建筑，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 历史证明，汉朝建都关中长安的决定是正确的。娄、张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帝国建立之初，中央与山东诸侯之间、统一与分裂势力之间的矛盾问题，主张建都关中，主要着眼于东制诸侯，以后平定山东异姓、同姓诸侯的叛乱。武帝时降服匈奴，控制西域地区，都与建都长安便于经营西北和制服山东、既利于制内，又便于御外有关。 隋唐时期形势与西汉相似，关中平原仍是沃野之地，隋唐政权建立之初，都有对付山东割据势力和防御西北突默入侵的任务、同时隋唐统治集团起于关陇地区，长安当然是理想的建都所在。 但是长安作为全国性首都，自中唐以后渐显露其不利的一面，首先是地理位置偏西，距离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下游平原稍远了些。关中平原虽说富饶，但“土地狭，所出不足以供京师，备水早，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财政收入主要依靠黄河下游平原，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藩镇割据，赋税不入中央，京师所需物资大多仰给数千里外的东南地区，长安的地理位置显得更为偏西了。 其次是晚唐开始江南经济开始兴起，同时中原王朝的外患已经不再来自西北，而是来自东北的契丹以及后来的女真、蒙古，河北地区军事地位日益上升，长安在制内御外方面的作用丧失。所以自五代朱全忠迁都洛阳后，长安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首都的地位。 洛阳在经济、军事两方面不如长安，洛阳盆地狭小，不如关中平原肥沃广袤，虽也有关河之固，然远不及关中险要，但其长处是地居古代中国天下之中，四方交通荟萃之地。西周周公经营洛邑，作为镇抚“东土”的大本营，就因为它“在于土中”，“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与他极力要控制河北有关。 曹丕舍弃了其父曹操经营了多年的邺都，而改都洛阳，北魏孝文帝自平城南迁，也曾想都邺城，最终定都洛阳，显然都是着眼其地理位置，曹魏为了对付西南的蜀汉和东南的孙吴，北魏为了并吞南朝，洛阳的位置显然优于长安。 隋唐时期建都长安，但隋炀帝、唐高宗另建洛阳为东都，经常往来于两都间，而炀帝更居洛阳为常，成为实际上的首都。其原因是当时开了南北大运河后，自洛阳东北取道永济渠可通达王朝东北边境上的涿郡即幽州，东南取道通济渠可到达富庶的江淮地区。洛阳城内的含嘉仓、城东洛水入河口的洛口仓，成为储藏天下粮食最丰富的国家粮库。如果西运长安，不仅还要走上千里路程，更主要的是要经过黄河的三门峡，常有覆舟之患。五代前期定都洛阳，后期定都开封，就是因为选择其水运交通枢纽的地位。 邺城背靠山西高原，面对经济发达的华北大平原，地处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大道，又是从太行山滏口陉进入华北平原的要隘，是东西、南北陆路交通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商汤后七迁，最后盘庚定都安阳，273年不迁都。 战国时期魏国在邺城附近开凿了引漳十二渠，邺地由此富饶。东汉以来河北地区在军事战略上日益重要，欲占有黄河流域，必先控制河北，而邺是最理想的地方。所以东汉末年邺开始成为河北平原的政治中心，曹操都邺，并开凿了白沟、利漕渠，使邺城为河北平原水运枢纽。曹丕舍邺而都洛阳，北魏自平城南迁一度也想定都邺城，理由是“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但最后还是定都洛阳，这是因为两个政权都想经营南方，而邺偏在河北，就不方便了。杨坚毁邺，从此一蹶不振，以后漳水泛滥，邺地被沙所淹，当然不可能再度兴起了。 北宋建都开封，是因为赵宋政权接受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教训，推行强本弱枝政策，削弱地方兵权，在首都开封驻扎了数十万禁军以自卫，而当时江南南经济发达已超过黄河流域，政府各部门和禁军所儒各种给养全赖每年从江淮转运，因此必须建都距离江淮地区较近和水运发达的开封不可，故开封替代长安、洛阳和邺成为都城的首选，是历史自然和人文地理形势发展的必然。 金、元、明、清四代之所以均定都北京，有其特定的历史地理背景。 第一，女真、蒙古、满族入主中原都有兼顾塞外根据地和新统治区任务，因此定都地点既不能离开塞外过远，又不能不进入中原地区，而北京的地理位置最为理想。明成祖朱棣原封燕王，北京为其藩邸，他个人势力的根据地，他即位后当然以北京为首都。永乐以后，明一代的外患主要来自蒙古高原上的靼鞑，无论从防御或制外角度而言，北京都是首选。 第二，唐末五代以后，东南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日益上升，建都黄河流域的政权，无不需要从江准地区攫取物资供养。元代开凿京杭大运河后，解决了都城燕京的漕运问题，所以元明清三代均都北京不移。 南京作为全国性政权的首都，与该政权统治集团所依靠的背景势力有关。朱元璋以江淮集团起家因此以南京为首都。据有南方半壁江山的政权，可供选择作为都城的地点只有两处，一是长江中游江陵（或武昌），二是下游的扬州和南京。江陵地处江北周围无险可恃，武昌虽处江南，但是当地长江狭窄，防守不易，且两地离富庶的东南地区较远；下游的扬州凸出江北，江淮平旷无险可恃，非建都之地。南京西北两面有宽阔的长江可依，又有“钟山龙盘、石关虎踞”之势，所以六朝都南京300余年。南宋建都杭州，除了贪图其在五代以来为东南最繁华的城市外，也反映南宋政权无意恢复中原的心理。 其实，从历代王朝都城位置的变迁，我们可以观察出王朝建都的一般规律，从中总结出人文地理变化的特点一、从整体上来看呈现出自西向东的态势 在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前期，中国以汉民族建立的强大中央王朝的形象出现，其都城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如西安、洛阳、开封这三个早期古都皆位于此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平原广大，便于开发，唐代以前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然而经过了上千年的开发使用，加之中唐以后气候的变迁，渭河及黄河三门峡一带漕运十分困难，关中已失去了容纳国都城市的经济基础，国都城址向经济文化发展更有潜力的东部转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进入封建社会中后期，中国古代都城开始逐渐东移关东地区，而后再迁徙至江南之地，最后到达幽燕地区。这种整体上自西向东的迁徙，与中国经济重心的变迁是相一致的。都城迁徙，从根本上说就是社会生产力推动的结果。 二、从长时段来看呈现出先东西横向迁徙，后南北向纵向变化的格局，即“前东西拉锯，后南北抗衡”的都城格局 中国古都史一般以殷周至北宋间为前期，这一时期统一政权和统治北中国的大地区性政权的都城主要在中原地区的安阳、长安、洛阳、开封这一横向轴线上自西向东变动迁徙，形成了“东西拉锯”的都城格局。从南宋以后，统一政权和大地区性政权的首都离开了中原地区向南移动，中国古代都城就明显出现了在杭州、南京、北京这一纵向轴线上南北变化的格局，“南北抗衡”成为一时期都城格局的主要特点。 中国古都史上这种“前东西拉锯，后南北抗衡”格局的出现，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所产生的巨大推力密切相关。长期以来，中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优越的中原地区对北方游牧民族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拉力，拉动着北方游牧民族向中原地区推进。前期进扰中原的游牧民族主要来自西北，后期则主要转移到东北，也出现自西向东的变动趋势，这样客观上就推动了国家版图的变迁扩张，导致了国家格局的不断变动。在变动的国家格局推动下，中国古代都城也就出现了“先东西拉锯，后南北抗衡”的都城变迁格局。 三、从对外交通来看，随着封建王朝的日渐封闭而逐渐偏离对外交通要道 唐宋以前中国主要通过西北陆路，也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来进行对外交流的，而长安、洛阳正是这条“丝绸之路”的起点。唐宋以后域外海上交通有所发展，一度产生非常繁荣的海外贸易，之后逐渐形成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都城就此开始偏离西北的“丝绸之路”，以近海的杭州、南京为都。“海上丝绸之路”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拉动作用且客观上推动了经济重心南移。元代以后，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以北京所独有，而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与两条“丝绸之路”都偏离甚远。这说明封建社会后期中国已经日渐封闭，对外交通已不再起拉动作用。 四、与政权统治集团发轫或依靠的地域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朝定都南京后又迁都北京，就是典型的例子。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参加红巾军，转战于江淮地区，取南京而定天下，故而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以南京为都。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以削藩为由，发动“靖难之役”而篡夺皇位，然而他却不愿意在南京做皇帝，于永乐十九年，下令迁都北京，改南京为留都。这是因为朱棣在北京当了多年的燕王，北京是他的根据地。相比之下，南京是建文帝旧党之所在，且位置偏南，与他所依赖的根据地相距千里之遥。由此可以看出，统治集团的发祥地或就近的一些地区，对统治者定迁国都产生着一定的拉力。
全国性都城的选址有规律可循，那么区域性政权的建都有何特点？事实上和其控制的地理疆域密切相关一、凡控制黄河流域大部分土地，又欲统一南北的政权，往往定都洛阳。洛阳居于“天下之中”，建都伊、洛河畔，可以通漕四方，不仅能控制黄河流域，而且便于征伐南方，魏文帝曹丕舍弃了其父曹操经营了多年的邺都，而迁都东汉末年以来荒芜了30年的洛阳。北魏孝文帝元宏自平城南迁，曾一度考虑都邺但最终定都于晋末以来荒芜了180年之久的洛阳，均为便于南伐。 二、凡统治黄河流城东部地区的政权，往往定都于邺。因邺处于古代“山东”地区的中心，背靠山西高原东、南、北三面为经济发达的黄淮海平原，居高临下，有建瓴之势。自战国魏国引漳灌溉和曹操开白沟、利漕渠后，使邺城周围地区农业生产和水运交通十分发达。故曹操定都于邺，而十六国时后赵、前燕和北朝的东魏、北齐据有山东之地，都以邺为首都。
三、凡统治西南地区的政权必定都于成都。自战国以来，成都为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三国蜀汉、十六国成汉皆是。凡统治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政权都以建康为都城。因建康前临大江，南有重岭、所谓“钟山龙盘石头虎露”形势险固，进可以规度中原，退可划江为守，同时长江为天然航道，西引荆楚东连三吴，可以控制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故孙吴自211年从京口迁都建业后，虽数度迁都中游武昌，都不久还都建业，以后东晋、宋齐、梁、陈都沿袭不改。 四、边区少数民族在其政权建立和势力逐渐进入中原地区的过程中，在都城选址问题上，往往表现为不断地从边区向内陆迁移。如汉、前赵从离石迁左国城，又迁蒲子，再迁平阳，最后定都长安；前燕从大棘城迁龙城再迁蓟，最后定都邺；北魏从盛乐迁平城，又迁都洛阳。这种迁移过程也就是这个政权不断稳定和汉化的过程。
小结古代王朝的变迁，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经济以及人文背景，之所以出现“东西循环、南北往复”的局面，和经济重心的南移，游牧民族主要入侵方向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封建社会后期王朝选址更是反映了其走向走向封闭的倾向。区域性都城的选址往往和其控制的地理疆域以及统治者的扩张意愿有关，游牧民族的都城则表现出不断向内陆迁移的趋势，体现出了汉化的过程，希望读者能从这篇文章中，发现出更多与都城相关的历史人文规律。 相关参考文献：《中国古都选址的基本原则》、《古都与王朝兴衰》、《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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