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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取之。” 窃尝以谓《春秋》之学惟《孟子》独得其传，故其言如此。惜乎其不为书也，则又窃意孔氏之门，其受经于圣人者，必得鲁史本书，与经文必传之。圣人删削笔正之义，可即读而知也，而其条目必亦无多。虽以相讲授，未尝别为之书，《孟子》、《春秋》之学，其或如此者耶。 汉时传《春秋》之学五家，驺氏无书，夹氏未有书，不知驺、夹之学何如者也。其三家若公羊氏、榖梁氏，遇文说义，都若不知有本文者。左氏习于史矣，而其所得鲁之旧简，见于隐元年费伯帅师城郎之类，及获麟后续经诸条，而详核传中。又似左氏所见仅在于此，而实未见其全也。此《春秋》之学，所以至今纷纷也。 盖尝论之唐以前三传分而蔽于专家之说，唐以后三传合而乱于凿空之言，此经之所以难知也。往时胡氏立在学官，人皆排议而欲黜之，而矫其失者，或欲尽反唐宋人之解，或以左氏史书，信之太过，而又非也。独桐城方侍郎所著通论直解之书，比较经文，颇多通晓，而疏于左氏，每失事情，是欲以经知经而亦不能也。 夫三传者，经之所自传也。而左氏者，事之所主也，于今既莫知经义之所定取矣，则岂得简略以为之哉？凡经之有其文者，不可谓其无与于义，而不知察也；凡传之有其事者，不可谓其无与于经，而不知详也。详之察之，苟心知其故矣，则事之宜于其文者，吾则知之，而其所以异同者，吾且见之，则圣人之意，其可得言乎！虽有陈义甚高，按之身与文而未见其果有以然者，传者之言，学者之所熟闻也。吾犹不谓之义矣，其或微旨奥旨，传之所不言，时索而得之，卒未尝不证之于传，以知经之所由然，则于求义斯近之矣。夫功令主左氏者，以其陈事之多而主于史也，其书善读之，可以多通于经。而公羊、榖梁氏之所以言经者，人或徒辨去之，而未能得其意也。 余窃不自量，而欲切究于斯。会来浏阳为学官，学中师弟子讲习之事久废，余愧弗能举，用其日月，撰具是书，名曰《春秋三传义求》。盖今学者而欲知《春秋》者，其人鲜矣。余之为此，亦古博士文学修治章句之职云尔，然而通人达士，必当有取尔也。道光庚戌夏五月，浏阳县学训导，巴陵吴敏树序。 今译 《孟子》说：“圣王采诗的事情停止了，《诗》也就没有了，《诗》没有了，《春秋》便出现了。晋国的《乘》，楚国的《祷杌》，鲁国的《春秋》，是一样的。所记载的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所用的笔法是一般史书的笔法。孔子说：‘扬善抑恶的大义，我在《春秋》上便借用了。” 私下里曾认为《春秋》之学只有《孟子》一书独得其真传，所以它才说这样的话。可惜了它不是书，则又自己想孔门子弟，他们在孔圣人门下接受经书教育，一定看到过鲁史这本书，鲁史与经文一定会传下来。圣人删去不必要的文字写出好字的意思，可以就读而知道，而它的条目一定也不多。虽然拿它作讲授，不曾别为之书，《孟子》、《春秋》的学问，间或有像这样的。 汉朝时传《春秋》之学的有五家，驺氏没有书，夹氏也没有书，不知驺、夹两家的学问怎么样啊。其余三家像公羊氏、榖梁氏，遇到文字就释说义理，都像不知道有《春秋》本文的样子。左丘明熟悉历史，而他所得到的鲁国的旧简，见于隐元年费伯率领军队在郎这地方筑城一类记载，等到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后续写经书各条，而详细考核记于传中。又好像左丘明所见仅在于此，而实在没看见它的全貌。这《春秋》的学问，所以至今也是杂乱的。 曾议论过唐以前三传分开而藏于专家的说法，唐以后三传合起来而乱于凭空穿凿的话，这就是经书之所以难知的原因。过去胡氏站在学官位置上，人们都排除议论而想要罢黜他，而矫正其迷路的人，有人想要尽反唐宋人的意思，有人因为左丘明的史书，太相信了它，而又否认它。只有桐城方苞方侍郎所写的通论直解之书，比较起经文来，很多通晓，而开始疏远左丘明的史书，每当没把握住事理人情，这是想以经知经而也不能做到的。 所说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它们是经书的自传。而左丘明这个人，就是写《左传》的作者，于今已经不知道经义的定取，那怎么得到简略认为它简略呢？凡经书就有它的文本，不可说它无关乎义，而不知道仔细地研究；凡传之有其事者，不可以说文本没有给予经书，而不知道详细。审慎地调查研究，如果心里知道它的缘故，则事之宜于其文者，我则知道，而它之所以有异同的地方，我况且也见过它的异同，那么圣人的意思，它还可以言说吗！虽然有陈说的道理很高，按之身与文而未见其果有以然者，传者所说的话，学者就经常听到。我还不说它的意思，其中精深微妙的意旨要旨，传里面所没说到的，现在搜寻而得到它，最终尚未不证之于传，因此知道经书的来由，则对于研究词义就靠近了。若有功绩，贤德的君主（之于）左丘明，因为他陈述的事情多而决定史书（质量），他的书要好好去读，可以多通于经书。而公羊、榖梁氏他们之所以说到经书，有人白白地分析去掉他们，而不能得到它的意思。 我私下里不自量力，而想要在这里深究。能来浏阳做学官，学院中老师给弟子讲习之事荒废很久了，我惭愧自己不能把这件事兴办起来，就用在这里为官的日子，撰写了这本书，名字叫《春秋三传义求》。现在的学者而想要知道《春秋》的，这样的人很少。我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尽古博士文学修治章句的职责罢了，然而学识渊博贯通古今的人，一定会有所取。道光庚戌（1850）夏五月，浏阳县学训导，巴陵吴敏树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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