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为何将《西厢记》写成《会真记》？

作者简介：李宝山，90后文史爱好者，在《红楼梦学刊》《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胡适研究通讯》《红楼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红楼梦学刊”微信订阅号2019年3月25日推送了江苏鲁国富老师的大作：《红楼梦》中的《西厢记》为什么变成了《会真记》，对《红楼梦》中的一个细节进行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恰好我在两年前也关注到这个问题，读了一些相关论文，做了一点粗浅思考。因此在读到鲁老师文章后，就欲撰文与之讨论交流，阐述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回目为“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小说正文中引用的“落红成阵”、“多愁多病身”、“倾城倾国貌”、“银样镴枪头”、“花落水流红”等句子，也是出自王实甫《西厢记》。由此可见，宝黛两人在沁芳溪旁共读的，确乎为王实甫《西厢记》而非元稹《会真记》或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但小说正文却又明明白白地写着：“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浣，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玩。”《会真记》与《西厢记》互见，《红楼梦》各个版本（包括庚辰、甲辰、舒序、戚序、郑藏、列藏、梦稿七种抄本和程甲、程乙两种印本）皆然，因此不当以笔误之类的说法敷衍过去。

我相信这个问题不止鲁国富老师一人发现，但鲁老师对此的解释，却称得上是独出机杼。为省诸位翻检之劳，我先将鲁老师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概述如下：

《西厢记》与《会真记》最大的差别是结局不同，前者的结局是喜庆的，后者的结局是凄惨的。《西厢记》中张生后来科举考试金榜题名，非常体面地迎娶了崔莺莺；而《会真记》中张生对崔莺莺则是始乱终弃，并且将崔莺莺写给他的信遍示友人，有意无意地扩散他和崔莺莺之间的丑事，并且为了推卸自己始乱终弃的道德责任还诬称崔莺莺为“女祸”“妖孽”，使崔莺莺的名誉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因此，《红楼梦》作者将《西厢记》写成《会真记》，很可能是隐藏着林黛玉的命运。就如《会真记》中的崔莺莺一样，林黛玉因她和宝玉之间这样那样的流言而身败名裂。虽然林黛玉和贾宝玉在事实上是清白的，但贾府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也是完全可以制造出林黛玉不规不矩的舆论的。这种舆论一旦真的形成，则黛玉或因之憔悴致病而死，或为证清白自寻短见，都是可能的。

鲁国富老师的这种推论，自然不可说是没有道理或毫无可能。《红楼梦》本就伏笔众多，八十回后的种种情形，确有可以从前八十回蜘丝马迹中发现端倪者，所以红学中有“探佚学”一派存焉。但正如鲁老师所言，这种推论的前提是认定曹雪芹的“写法大有曲笔”、“行文背后必有深意”。而我近来总是对解读背后深意的文章保持警惕，希望自己不要把问题看那么复杂。比如我前两年发表的《“好事多磨”与“好事多魔”》一文，就通过文献梳理，论证曹雪芹写作时选定“好事多魔”的写法，并没有邓遂夫、刘心武等先生所言的什么“深意”。

因此，我欲在鲁老师探寻深意的路径外，另寻一个简单的解释，来解答曹学芹为何将《西厢记》写成《会真记》的问题。这个简单的解释就是：由于《会真记》与《西厢记》的密切关系，导致两个书名出现混用的情形，因此以《会真记》代指《西厢记》，是约定俗成的正常现象，不足为奇。

《会真记》与《西厢记》的密切关系，鲁老师文中也有涉及，他说：“《会真记》是唐朝元稹写的。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在元稹《会真记》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会真记》是萌芽状态的半纪实小说，《西厢记》是成熟的舞台剧本。”实际上，《会真记》与《西厢记》之间还有许多桥梁，最重要的就是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比如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中就指出：“《西厢记》的故事最早的来源是唐代元稹所写的《莺莺传》，不过给它影响最大的是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它和《董西厢》在情节上大致相同，但在各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加工、发展和提高。”但无论中间有多少座桥梁，《会真记》与《西厢记》的密切关系是毋庸置疑，即前者是后者的蓝本，后者是前者的改编。那么，两种书名混用或者相互代指，就是极有可能的了。

恰恰我们可以找到相应的文献资料，证明确实存在着以《会真记》代指《西厢记》的情况。兹举两例如下。

第一个例子，是与曹雪芹同时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四介绍了清人沈起的著作《学园集》，其中《与李炜书》“自称近来评点《会真记》，颇多奇解。尝终夜不寐，求作者之意，知王实甫悲悯物情，立言变化。即其十六阙立名上下相对，犹之乾与坤对、屯与蒙对，以大易之体而行左氏之法云云。其所见解颇与世所传人瑞六才子书议论相近也”。人瑞即金圣叹，六才子书中即有王实甫《西厢记》在焉，又据“王实甫”、“十六阙”两个信息，可知沈起此处所言的《会真记》，正是王实甫之《西厢记》。沈起是清初人士，《学园集》一书今已失传，那么这条材料就有两种情况需要考虑：一是沈起的原文确是写的《会真记》，以《会真记》代指《西厢记》的就是他本人；一是沈起的原文是《西厢记》，而《四库全书总目》在写提要时改为《会真记》，以《会真记》代指《西厢记》的则为四库馆臣。但无论是上述的哪种情况，都与曹雪芹同时代，都能说明当时存在以《会真记》代指《西厢记》的情形。

第二个例子，出自近代著名学者黄人的名著《小说小话》：“即如王实甫之《会真记》传奇、孙云亭之《桃花扇》传奇，篇幅虽完，而意思未尽，亦深得此中三昧，是固非千篇一律之英雄拜封、儿女团圆者所能梦见也。”此段材料对于研究古典小说的人而言，十分容易见到，《小说小话》一书本来就是不可绕读的经典之作，何况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等古典小说研究必备工具书中均有收录。黄人这里所言的《会真记》，很明显就是王实甫的《西厢记》，不需要我来做过多的阐述。

综上所述，由于《会真记》与《西厢记》的密切关系，使它们有了书名混用或互相代指的可能，而在现存的文献中，我们也能找到以《会真记》代指《西厢记》的实例，那么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将《西厢记》写成《会真记》，也就只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未必有什么深意可言了。

这样的结论，未免有些煞风景。但我还是相信老子《道德经》中所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更为通俗晓畅的表述，则是鲁迅先生《病后杂谈》一文所言：“我觉得凡是得到大煞风景的结果的考证，往往比表面说得好听，玩得有趣的东西近真。”

至于曹雪芹于此是否真的有什么深意、曲笔，我们不能起曹公于地下而问之，即使问了他也未必如实回答，那么对于像鲁国富老师这种推论，我就只好“姑妄听之”了。

最后，附一首我高中时写的《题“宝黛共阅〈西厢记〉”》，望能略补前文论说枯燥无味之遗憾。

西厢一记两人呆，近坐依偎略有怀。

软语低声嗔与笑，十三情窦恰初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