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底沟文化的崛起

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遗址的发掘，发现了有别于1954年发掘的西安半坡遗址的文化遗存，主要是文化面貌较为单纯的重唇口尖底瓶、以弧线三角形纹饰为代表的彩陶等，使得学术界开始认识到仰韶文化内容的庞杂，并对其内涵进行了重新辨识，将仰韶文化划分为若干类型。到了20世纪80年代，张忠培先生首先提出了庙底沟文化的概念，之后陕、晋、豫等省的考古学实践证明，这种提法绝不是由“类型”到“文化”的简单升级，而是仰韶文化研究实践及理论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也有学者认为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也发现了相似的文化遗存，因而将这一类型遗存命名为“西阴文化”。

    庙底沟文化处于仰韶时代的中期，陶器的颜色绝大多数为红色和褐色，还有少量的橙黄陶和灰陶，陶器的主要器形有重唇口尖底瓶、卷沿曲腹盆、曲腹钵、葫芦口平底瓶、夹砂鼓腹罐、敞口罐、釜、灶、大口小底缸等。陶器装饰方式主要有线纹、绳纹及彩陶纹饰，也有大量素面陶器。庙底沟文化彩陶比半坡文化时期要多，主要是以黑彩为主，也有白彩和红彩，图案有鸟纹、蛙纹、花瓣纹等。这一时期的陶器上有的还附着动物形泥塑，如造型简单的鸟头、蛙、人物面部形象等。陶器大多制作精良，基本为手制，也有部分陶器上有慢轮修整的痕迹。

    从遗址的分布情况来看，庙底沟文化主要分布于关中盆地、运城盆地、临汾盆地、灵宝盆地（平陆芮城谷地）等地理单元。还有少量遗址分布于以盆地为中心的外缘，如盆地以北的北山山系、吕梁山脉、盆地以南的秦岭山地、盆地以西的甘青地区、盆地以东的垣曲盆地也有少量庙底沟文化遗址分布，从整体来看，大都属于晋陕盆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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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发展

   晋陕盆地带是全国十大盆地之一，面积五万余平方公里。盆地四面高山环绕、地势险要，南部以秦岭山脉连绵横贯，隔绝南北；北部以北山山脉——吕梁山脉为屏，阻隔了与北方的交通；东侧为太岳山、崤山纵列，作为屏障；西部陇山、汧山隆起，形成一个独立的“新月形”盆地。在古代交通和武器落后的情况下，只要坚守四面山岭间的关隘，敌人是难以攻入的，属于典型的“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这也是不少帝王选择在此建都的原因。该区域整体地势较为平坦，渭河、汾河及南北两侧山系形成了丰富的河流水系，为农业生产、人类生活提供了充沛的水源，加之盆地地处暖湿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是原始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图一）晋陕“新月形”盆地带

    半坡文化时期，鱼化寨等遗址植物浮选结果表明，盆地内的农业生产类型为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而且秦安大地湾遗址的浮选结果显示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为黍，粟其次。距今5500年左右的庙底沟文化继续坚持经营半坡文化时期北方旱作农业中种植粟、黍的传统，但该时期粟已经取代了黍成为主要农作物，高陵杨官寨粟的数量百分比为35.81%，黍的数量百分比仅为15.27%。关中地区的兴乐坊、白水下河和扶风案板、豫西地区的三门峡南郊口和灵宝西坡等遗址的浮选结果也显示该时期粟居于农作物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还新引进了水稻的种植、生产，陕西华县泉护村、高陵杨官寨、扶风案板、灵宝西坡等遗址均发现了水稻遗存或水稻扇形植硅体。农业生产工具方面，半坡文化时期以斧为主要生产工具变为以铲、锄等为主，刀、镰类收割工具所占比重增加，反映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已经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

随着农业的繁荣，剩余粮食的出现成为一种可能。庙底沟文化诸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大口小底缸，其用途可能就是用来储藏粮食，这也可能是人口增加的直接诱因。杨官寨遗址发现的庙底沟文化成人墓地总面积达9万余平方米，根据目前的发掘结果（5000平方米内发现394座墓葬）推测，墓葬可能达数千座，反映了当时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这也就促成了庙底沟文化时期聚落规模的迅速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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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大繁荣

大型聚落与环壕的发现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半坡文化时期规模较大的聚落多在2—5万平方米，发展到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大聚落规模达十几万平方米，有些遗址甚至超过百万平方米，如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总面积超100万平方米，潼关南寨子遗址总面积约150万平方米，还有咸阳尹家村130万、华县泉护村93.5万、夏县辕村90万、灵宝北阳平90万、汾阳峪道河68万、扶风案板、高陵马南达60万、灵宝西约40万、渑池笃忠约30万、陕县庙底沟约24万平方米。

环壕一直是关中地区史前聚落的主要防御设施，如半坡文化西安半坡、鱼化寨、临潼姜寨等遗址都发现有环壕，但规格普遍较小，钱耀鹏估测半坡遗址环壕周长在600米左右（包含利用断面部分），环壕内环绕面积约2万平方米。姜寨遗址揭露面积大，聚落布局清晰，环壕可分为四段（另说三段），总长度约270米，环绕面积约3.36万平方米。鱼化寨遗址的环壕为内外双重结构，内壕环绕面积约1.3万平方米，外壕环绕面积（残存）约3万平方米。发展到庙底沟文化时期，环壕的规格、体量、环绕面积都有了巨幅增加。如高陵杨官寨遗址发现了庙底沟文化唯一完整的环壕，周长达1945米，壕宽10—15米、深3—4.5米，环绕面积24.5万平方米。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扶风案板遗址进行了抢救发掘，发现的壕沟口宽13—17米、底宽9—11米、深3—4米，并探明其是西、北、东三面挖建壕沟，并结合南侧渭河断面围合而成，壕沟环绕面积约25万平方米。西坡遗址南壕沟经解剖发掘，口宽11—12.2米，口至底部深达5.6～6.4米。夏县西阴遗址的壕沟G1口宽约6米、底宽约2.8米、现存深度4.02米，另一处还发现了更宽的壕沟这一时期环壕的布局也有改变，半坡文化时期环壕多见圆形布局，而杨官寨遗址的庙底沟文化时期环壕南北段平行，东西段对称，呈现基本对称的布局。

（图二）杨官寨遗址环壕平面图

   聚落规模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当时人类与自然环境、生存环境之间的真实关系，也是不同聚落、不同团体之间对土地资源占有权进行争夺的结果，残酷的战争也变得更加频繁，是社会转变和生存危机的真实写照。

大型宫殿建筑的出现

    特大型房址的发现，是庙底沟文化聚落高度发展的另一表现。目前发现的有陕西华县泉护村F201、白水下河遗址F1、F2、F3、彬县水北F1、河南灵宝西坡F102、F104、F105、F106等。这些房址平面面积远大于同时期的普通房址，如下河F1残存建筑面积263.4平方米，室内面积217平方米，复原后的建筑面积364.85平方米，西坡遗址F105复原面积约372平方米，水北遗址F1总建筑面积约190平方米,室内面积约125平方米，华县泉护村F201居住面东西宽15米，南北残长4米，严文明先生从其残存形状和尺寸，推测其复原面积达225平方米。这些五边形半地穴式房址，都经过非常细致和复杂的建筑工序，如立柱和筑墙、地面处理和室内柱设置、建造大型门道和火塘（灶坑）、葺顶、室内修整和墙面、地面装饰等。

（图三）白水下河遗址庙底沟文化大型房址

   许多学者对这类大房址进行过不同层面的分析研究，认为它具有多种功能，下河遗址F1发现了涂红色颜料的动物骨骼，水北F1的墙壁上涂有红色颜料，可能与某种仪式或宗教有关。宋兆麟认为这类房子“是母系大家庭的公共住宅……具有综合的作用，既是公共住宅，也是公共活动场所。”汪宁生根据民族学资料，将其用途分为四类：公共住宅、集会房屋、房子公所或妇女公所、首领住宅，认为华县泉护村的F201与半坡F1及姜寨五座大房子功能略同，属于聚会房屋之类。

    总之，这种大型房屋在聚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应该是早期宫殿建筑的萌芽，其浩大的工程、精湛娴熟的建造技术都反映了庙底沟文化在这一时期的繁荣，也是社会组织形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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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发展

男性地位的提升

   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需要充足的空间来扩展自己的聚落，为争夺土地、物产、人力等资源的战争一触即发。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这一时期的一些灰坑内埋人现象，如庙底沟遗址、临汝中山寨遗址、渑池西河庵遗址、彬县下孟村遗址、扶风案板遗址等，这些死亡个体没有被埋入成人墓地，甚至有些人骨还身首异处。学界认为这些墓主人的身份普遍比较低下，可能与战争后处理战俘有关，可能是战争的体现。

在这样的时代和背景下，保护整个部落的安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以狩猎为主业的男性的作用得到了更全面的体现，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步提升。高陵杨官寨遗址发现的“陶祖”（陶塑男性生殖器），制作十分形象。在下集遗址中也曾出土过同样的陶祖，洪山庙遗址的三座妇女瓮棺葬具陶缸上彩绘了三组（6个）男性生殖器的图案。

    近年来，杨官寨遗址发现了大型庙底沟文化成人墓地，经对墓葬内人骨DNA全基因组初步研究，目前已获得的108例个体数据显示，墓地内男性DNA多样性较低，女性DNA多样性极高，且来源多样；墓地内男性与男性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呈现出非常稳定的遗传现象，女性与女性之间的遗传关系却很少。据此推测男性长期居于本聚落，在社会生产、生活中起主导地位，而女性多为周边聚落移居而入，不仅说明“族外婚”的现象在当时已经出现，也反应了男性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身份、土地、财富的继承符号。

（图四）杨官寨遗址出土巨型陶祖

（图五）洪山庙遗址出土瓮棺葬具，上彩绘男性生殖器

早期礼制的形成

   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至少在西周时期就建立起了非常完备的礼仪制度。但从目前考古发现的资料看，庙底沟文化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了早期的礼制。

首先，这一时期的彩陶不仅在庙底沟文化核心圈内普遍使用，同时向外传播，影响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大半个中国。彩陶器形态规范、图案标准，具有十分特殊、强大的文化穿透力，代表着这些文化的拥有者有着共同的信仰和社会认同。

    其次，《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是非常完善的祭祀礼制。杨官寨遗址出土了目前所知最早的石壁和石琮，其中石壁由大理石磨制而成，璧呈扁圆形，中心有一圆孔，外径16.9厘米、内径5.5—5.9厘米、肉宽5.5厘米、厚0.6—1厘米，残石琮为大理石制作，表面打磨光滑，截面呈扁状，外方内圆，折角处残损。一边残长5.3厘米、另一边残长5.9厘米、厚1厘米，是目前所知琮的最早形态。王炜林认为璧、琮类祭祀礼器应该起源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并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某些礼玉器的发展，对研究后期礼制的起源、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图六）杨官寨遗址出土石壁

（图七）杨官寨遗址出土石琮

   庙底沟文化时期出现一些特殊器物，明显不是实用器物，可能与祭祀或者巫术有关，是特权阶层在进行大型祭祀活动时使用的祭祀用器。如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现的镂空人面陶器座，在陶盆的腹部镂空雕塑成人面的模样，眼睛、嘴巴中空，眼睛略弯曲、嘴巴微张，嫣然一幅微笑的表情，中间是突出的鼻子，形象十分可爱。该类器物在同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极为罕见，还在山西吉县沟堡遗址发现一件同类器物，用泥条贴塑出面部轮廓、柳叶眉毛、高挺的鼻梁、两侧凸出的颧骨，镂空圆瞪的眼睛和微张的嘴巴，整体形象显得面部十分狰狞。宝鸡北首岭遗址发现的陶塑人面像，整体制作十分精细，十分传神，具有很强的神秘色彩。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的鹰鼎，出土于一座成年女性墓葬中，又称作鹗鼎、鹗尊。此器形是原始先民模仿神鹰为原型而制作的，鼎口位于鹰背中央，双腿粗大与尾羽巧妙地分为三个支点，成鼎足之势。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高傲神态特征完美结合在一起，通体打磨光滑，质感很强，充满桀骜猛厉的气势，显示出古代艺术家的大胆想象与精巧设计，更体现了当时先民丰富的精神追求。

（图八）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出土镂空人面陶盆

（图九）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陶塑人头像

（图十）华县太平庄发现M701发现的鹰鼎

   此外在庙底沟文化的多处重要遗址还发现了一些特殊遗迹，如杨官寨遗址西门址门道两侧环壕内出土了大量的完整陶器，堆积中发现了镂空人面像的陶盆三件，还有器座镂空成人面的两件陶豆以及大量的陶鼓形器，我们推测这一区域可能就是当时人们组织祭祀活动的场所。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2002年发掘时发现一座平面十分规则的圆形坑H9，堆积可分为上下两层，出土完整器物数百件，仅彩陶就有202件，而且这样的灰坑不止一处我们认为该类遗迹就是祭祀活动形成的堆积，出土的各类文化遗存应当是史前先民在祭祀活动中献祭的用品。

（图十一）杨官寨遗址环壕西门址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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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依托于晋陕“新月形”盆地带的优越自然条件且继承了半坡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农业生产传统新发展起来的庙底沟文化，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开始，积极发展旱作农业，并引进了水稻的种植、生产技术，出现了大量的大型中心聚落，发展了大型宫殿类建筑，男性逐渐主导了社会生产、生活，逐渐形成规范的礼制。由此，积蓄了充足的力量，开始冲出晋陕盆地，走向渭河流域以外的地区。从考古学材料来看，庙底沟文化以其极具特征的彩陶和尖底瓶，在这一时期以晋陕新月形盆地为中心形成一股巨大的彩陶浪潮，像巨石激起的巨浪一样，向四周传播开去，对周边的考古学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影响，如对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伊洛郑州地区的大河村三、四期文化、胶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乃至环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四川东北部的同时期文化等产生了积大的影响。

石兴邦先生曾高度概括：“中国大地庙底沟文化时期就以彩陶为规范性传播符号与周边诸氏族部落文化结成了大的中华原始文化共同体。西至青海，东至东海，南至长江流域，北至蒙辽地区。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的民族与文化的同一体。其领域之大，文化认同之广且深，历史影响之深且长久，世界罕有其比”，形成了“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国”。

本文原载《大众考古》2018年第10期，略有删改。

（杨利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转载自公众号 考古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