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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 2019-04-01  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南行60米又有一组帝陵石刻，同时也是三城巷4处帝陵最南端的一处。此处的文保碑官方标注为“齐景帝萧鸾兴安陵石刻”，这应该是采用朱偰先生的说法。朱偰在《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中考证说：“由丹阳而东二十余里，至三城巷，稍北即为齐明帝兴安陵。陵仅余一石麒麟，前左足已毁，独角六翼，浮雕极精，尾上亦有花纹，为所仅见。头不左右转，端正向前，无景帝陵石麒麟之玲珑，惟雄武过之。按《丹阳县志》，兴安陵在县东北二十四里尚德村，明帝及敬皇后刘氏合葬。谢朓有《明敬刘皇后哀策文》，载于《文选》，齐世莫有及者，或误以为此陵为齐武帝景安陵者，盖未见武帝诏书耳。”但是我们从多方面考察，就会发现这个结论有诸多问题，它的确切归属还没有定论，所以我暂且称之为三城巷失考墓。 该墓之所以肯定不是齐明帝萧鸾的兴安陵，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南朝时期是中国士族阶层占据国家至高权利，士族阶层文化占据社会主流文化的时期，而士族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就是安土重迁，合族生而同居，丧而同域。建康，兰陵，句容等起四十余处南朝石刻遗存，绝大多数都体现了这一重要原则，即使偶有出入，亦无逊其大观也。如建康栖霞区甘家巷一带，大多为南朝萧梁初期亲王，皆梁武帝之兄弟，又如建康江宁东首一带，亦多为南朝萧梁晚期王侯之墓。而考诸帝王，更加如此。史料记载，南朝齐梁二国之君主，俱出于一系，始祖皆东海郡兰陵人，永嘉乱时，其始祖萧整举其族南迁至武进县东城里，合族而居，后改侨郡曰南兰陵。后来齐梁皇帝均客死建康，其制由水路迁回南兰陵安葬，设二石兽于陵区之门户，即今之陵口。所以，今日丹阳境内的南朝石刻遗存，都是齐梁二朝帝王之墓石刻。然具体察之的话，齐梁二朝的陵区，也不是一体化之的。南齐的帝陵均在其祖萧承之永安陵和高帝泰安陵之周围，也就是今天绕水经山一线的建山，胡桥，埤城一带。而南梁的帝陵，则集中分布在其祖文帝建陵之周围。这一点，从石刻分布和文献考察看，是毋庸赘疑的。由此看来，朱偰先生将三城巷建陵之侧的皇陵认为齐帝之陵，是欠缺考虑的。齐明帝是不会将自己的陵寝迁于陵区之外，亦不会葬于非本支之墓侧的。尤其，明帝既已追封其父为景帝，号其墓为修安，就更应该选择葬于其父附近，以章尊慕。其二，从历史角度综合分析，齐明帝亦不应于梁帝葬于一起。三城巷是南朝梁的陵区，那里分布着梁追封文帝萧顺之，武帝萧衍和简文帝萧纲的陵墓，齐的皇帝怎么会葬入梁的陵区呢？史料记载，梁文帝的建陵很早就修在这里，他的石刻是后来武帝即位重新加的，既然有能力修建新的石刻，那为什么不将陵墓迁徙呢？即使这里是祖先之地，不肯迁徙？如果这座陵墓真是是明帝的兴安陵，梁朝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把兴安陵迁走，或者就地扒了。萧鸾和梁武帝可以说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梁武帝的兄长萧懿就是死在萧鸾的儿子萧宝卷之手，梁武帝即位以后将萧鸾子孙全部杀光，只灭此一家，他怎么会容忍自己杀兄仇人和自己父亲就葬在数米之远的地方呢？而且自己的陵寝也隔的很近？于明帝与梁世袭之恶交，即使是梁帝亦不容本朝之陵立于兴安陵侧的。其三，来综合分析一些相关史料，来看一下早期学者，对兴安陵之考。（唐）《元和郡县图志》：在（丹阳）县东北二十四里。（宋） 《舆地纪胜》引镇江志云，齐高帝泰安陵、武帝景安陵、明帝兴安陵，并在金牛《舆地志》云：中邱埭西，乃齐、梁五代陵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夹道。唐陆龟蒙《丹阳道中》诗云：地废金牛绝，陵荒石兽稀。即此地也。（宋）《嘉定镇江志》明帝鸾兴安陵在县东北二十四里。《舆地志》云：泰安陵、景安陵、兴安陵，在故兰陵东北金牛山，其中邱埭西，为齐、梁二代陵隧口，有大石麒麟、辟邪夹道，有亭，有营户守典之。四时，公卿行陵，乘舴艨，自方山由此入兰陵，升安车，轺传驿置，以至陵所。这些史料里所提及的金牛山，就是今日之水经山，宋人所认定之兴安陵，当在水经山一带，而非三城巷一带。而另一条年代更近的史料，则更为明晰。乾隆二十九年所编《大清一统志 镇江府志 陵墓》则称“ 武帝景安陵，在丹阳县东三十二里。明帝兴安陵，在丹阳县东北二十四里。《舆地纪胜》引《镇江志》云：高、武、明三帝陵，并在金牛山。” 也就是说兴安陵位于景安陵之西北，而三城巷则位于景安陵之西南，或者说之西。景安陵之西北，则正是水经山一带。由此观之，宋，清时人所认之兴安陵，并非朱偰先生所考之石刻所在，而是另有其地。其四，从石刻风格看，此处遗存与萧齐诸帝陵石刻风格迥然，高体丰腴，且身躯不甚弯曲，首足皆甚壮硕，肉感俱备，更近乎梁时之物也。历代地理志书中关于三城巷失考南朝陵墓及其石刻的记载颇为丰富，且说法繁多，除前面提到的齐明帝说之外，还有：1、 梁文帝萧顺之说南宋《陆游》入蜀记：“（乾道六年六月十五日）过陵口，见大石兽偃仆道旁，已残缺，盖南朝陵墓。齐明帝时，王敬则反，至陵口，恸哭而过，是也。余顷尝至宋文帝陵（实为梁文帝建陵），道路犹极广，石柱承露盘及麒麟、辟邪之类皆在。柱上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又至梁文帝陵（实为梁武帝修陵）。文帝，武帝父也。亦有二辟邪尚存。其一为藤蔓所缠，若絷缚者。然陵已不可识矣。其旁有皇业寺。盖史所谓皇基寺也。疑避唐讳所改。”2、 齐武帝说民国张璜《梁代陵墓考》：“齐武帝萧赜墓在丹阳东北二十五里荷花塘，又云梁文帝墓在齐武帝墓东（实为北），相隔约三百尺（不确，实为约600米），法国汉学家维克多·谢阁兰《中国的伟大石刻》：“石兽属建造于南齐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的齐武帝陵墓。”叶祥法《丹阳访古记》：“沿着（梁）文帝墓前的小路，向西（实为向南）约有十几丈远，就看见齐武帝墓前有翼石兽，很矫健的立在对面的田埂上。兽的形式，与梁武帝墓前的大致相同，不过形式更外灵巧一点，并且四足也完好，这实是不容易看见的事。可惜现在这兽仅存一只……”3、 齐简文帝说叶祥法《丹阳访古记》：“这处究竟是不是齐武帝的墓？无论在人情上、在事理上均能使人怀疑。依我个人的揣想，也许是梁简文帝的墓。例如从人情上说，中国自古就是家族制度最发达的国家，非惟希望在生的时候，父子、祖孙能合居一处；即死去埋在土里，最低的限度，也希望共葬在一处。现在梁文帝居中，右为梁武帝，左为简文帝，正合中国固有的传统习惯。此外就是事理上说，梁文帝、梁武帝总是齐武帝的臣子，现在梁武帝葬他父亲、葬他自己在齐代陵墓旁边，是忠君还是示威？”4、 齐宣帝永安陵说1983年，日本学者町田章在《南齐帝陵考》：“三城巷（1）石兽采取了类似于南京麒麟铺宋武帝刘裕初宁陵的作风，且在装饰化方面较初宁陵更进一步，故在齐陵石兽中年代最早。”5、 梁敬帝萧方智陵说曾布川宽《六朝帝陵—以石兽和砖画为中心》首先应注意的是在荆林三城巷南北整齐排列着的四座朝东的帝陵, 也就是说这是帝陵区, 三城巷(2)、(3)、(4 ) 分别为梁文帝、梁武帝和简文帝, 又可说是梁代的帝陵区, 如果将三城巷(1 )定为齐明帝的兴安陵, 在梁的帝陵中掺入齐陵, 从常识上讲也不太可能。而且, 南齐帝陵中除前艾庙的景安陵外, 都位于经山周围, 也就是说以经山为帝陵区的。所以三城巷(1)应为梁代帝陵, 而且时代要比陵口的大宝三年晚, 也就是说为简文帝之后的皇帝墓。在这儿可以候补的是元帝萧绎和梁最后的敬帝萧方智。如前所述,武帝第七子元帝在王僧辩等平定侯景之乱后在江陵即位, 承圣三年(554 年)江陵陷落, 元帝被西魏所杀。元帝第九子的敬帝在太平二年(557 年)禅位于陈武帝陈霸先, 被奉为江阴王, 于陈永定二年(558 年)去世。据《陈书》的《世祖纪》, 天嘉元年( 560 年)元帝葬于江宁, 不可能被陈文帝陈蒨葬于丹阳。而敬帝则为江阴王, 受到优待, 被允许行梁正朔, 死时陈霸先遣太常吊祭, 司空监护丧事, 准备一切, 所以敬帝的可能性较大。东晋最后的皇帝恭帝的冲平陵(南京富贵山)、南齐最后的和帝的恭安陵(丹阳吴家村)分别由接受他们禅位的刘宋武帝和梁武帝所建。这两座陵墓的发掘也证实了它们确为帝陵形式。由此看来, 三城巷(1 )的石兽很可能是敬帝陵前之物。从样式上来看, 它在陵口石兽之后制作, 并以陵口为样本, 与大宝三年(552 年)的庄陵石兽相比也更晚。如翅膀前部上卷的毛的表现与陵口一样, 但庄陵与陵口一样先分为两大块, 上面的一块再分为三处, 而三城巷(1 )上面的一块却没有明确地分开。陵口翅膀根部的鳞纹分为五列、数量较多; 庄陵分为两列、数量较少而且大大地突出; 三城巷(1）也分为两列, 大而浅, 有被埋没在翅膀流线型纹样中的感觉。排斥写实的纹样化倾向在梁文帝的建陵中就有萌芽, 到梁代末期越来越明显, 陵口、庄陵、三城巷( 1 ) 就处在这样的发展序列中。仅从这方面来看, 将三城巷(1 )石兽定为永定二年梁敬帝陵前之物也是比较妥当的。按道理, 敬帝陵本应建在其叔父简文帝庄陵的左侧(北侧) , 但可能此处没有其先帝———父亲元帝的陵墓, 庄陵的北侧又是皇基寺等原因, 陈武帝便将其建在了建陵的南侧, 即今天的三城巷( 1 ) 处, 并遵循陵口石兽的形式为其制作了麒麟石兽。持此观点者：卢海鸣《六朝都城》（2002）、徐湖平主编《南朝陵墓雕刻艺术》三城巷失考墓石刻位于梁代陵区最南首，按照南朝时期礼制，南首当为尊位。故此陵墓主颇为尊贵。此墓东西向，但墓葬已平，今已无考。墓葬现存石兽两只，东为麒麟，西为天禄。两石兽间隔有一条小沟。1957年麒麟扶正入座。1985年1月，天禄残躯向东北方向平行移动12.5米，加固入座。天禄仅残存前半躯，安放在混凝土基座上。挺胸张口，长舌吐垂，注视前方，还残存些许剽悍，咄咄逼人。残身长1.83米；颈残高0.50米；残高2.80米；颈残围1.97米 ；残周长4.97米；左翅后残厚0.15米胸残宽1.10米；右翅残后厚0.15米。 麒麟四足全失却不失尊贵（现在的四足为后补），尽管那只代表着尊贵的独角已残缺；还能看出神兽身仍是雄健，颈项短而肥，头上昂，颔下垂长须，大翼由四个小翼组成，其形与胸前长毛浑然一体，仿佛能随风飘动，别具一格；其脊背隆起，由头至尾雕琢为连珠状，口角有齿状的茸毛，栩栩如生。身高2.90米；左腿胯厚0.18米； 周长7.39米；右腿胯厚0.29米； 颈高1.32米；左翅前厚0.13米；颈围（居中）2.14米；左翅上厚0.15米； 胸宽1.23米；左翅下厚0.13米；嘴宽0.73米；右翅前厚0.14米； 嘴深0.49米；右上翅后厚0.19米； 嘴高0.40米；右下翅后厚0.16米； 腰围2.9米腹高0.55 米。 从石刻的风格看，与其北侧的梁文帝建陵石刻颇为迥异，倒与更北的梁简文帝庄陵石刻和齐梁陵口之石刻颇为相似。推测此石刻当建于梁武帝中后期，既普通以后，至太清以前。因此墓葬石刻风格更接近于成熟的梁代风格，而与齐末梁初不同。故推测此墓极有可能是追封之陵。而石刻亦后期添加。石刻神情矍铄，体格健硕，是典型的梁代风格。麒麟的头部已不采用齐代之圆雕技法为主之技艺，而多采用透雕之法。尽管神兽的角的镂空程度远没有梁武帝修陵之彻底，但角部亦大于齐代诸墓，而更具肉感。余感觉梁陵石兽之绝美着，莫过于双眼。此陵麒麟眼睛很大，且略有前凸，亦与齐陵不同。头部的纹饰亦较前代增加。梁代对于石兽头部的细腻，多体现在鬃毛，角与眼睛的连接处，以及胡须上。尤其是对胡须的刻画，自此陵起，别具一格。胡须于今日尚可数出根数。足见功夫。石刻身体十分硕大，傲然挺立。弯曲程度虽远逊齐陵，但自远观之，则雄伟傲然之感颇具，如果说齐陵之美美于俊秀清风，梁陵石刻之美，则多于雄壮威武。此麒麟甚威武！胸部，臀部的刻画亦多辛苦，这两个部位支撑起石刻的整体风格。修安，永安助陵。胸部与其修长的颈部比，并不突出，臀部亦不壮硕，更多的是一种灵动的美。因其重视弯曲和乘云入仙的步姿，故对此二部位并不重视。而梁陵则更为写实，给人以呼啸成风之感，似有一兽站立于原野之上，昂首咆哮，气势夺人。 此陵石刻亦可视为梁代工艺成熟期的代表，石刻之花纹，较齐代更加粗犷豪放。与壮硕之体魄相得益彰，颇具视觉美。石刻所呈现的立狮状，亦对后代陵寝造像产生重大之影响。故后世多蹲狮而少行狮，恐皆察静态美更易于表现。麒麟的嘴部张力十足，与齐陵有别，石刻整体和细节精神一体，颇和老庄玄理寓意于型的要求。突破了刘宋时期呆板木讷之桎梏，亦少南齐多想像美而远于时人认知之感。堪称佳品。萧梁时期，是南朝艺术，特别是绘画，雕塑艺术大发展的时期。而梁武帝家族亦颇重文教，故这一时期的南朝石刻，可谓集南朝之大成，神韵美，技艺美和而化一，所谓道技合一，莫过于此。兼具古朴雄起之气韵，与天地精神之艺韵。南梁时期，陵墓石刻制度和美感追求的变化，对中国古代陵墓艺术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三城巷失考墓的墓主，南齐武帝、南齐宣帝说和南齐明帝说的否定理由相同，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因由石柱柱额题名为证，亦无争议，梁简文帝庄陵位置也无大的争论。关于梁敬帝的说法也不尽合理。梁敬帝，讳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萧绎第九子。承圣三年（554年）十一月，江陵陷魏后，王僧辩、陈霸先定议以萧方智为太宰、承制。次年七月，王僧辩纳贞阳侯萧渊明为帝，改以萧方智为皇太子。九月，陈霸先袭杀王僧辩，黜萧渊明，迎萧方智即皇帝位。太平二年（557 年）十月，萧方智逊居别宫，禅位于陈霸先。旋诏以江阴郡奉为江阴王，其生母夏太后降为江阴国太妃，皇后王氏降为江阴国妃。次年四月，陈霸先使人加害萧方智于外邸，时年十六，追谥敬皇帝。并遣太宰吊祭，司空监护丧事，以梁武林侯萧咨子季卿嗣为江阴王。关于梁敬帝陵之方位，史料与现存资料似皆有明确记载。《舆地纪胜·卷第九·江阴军·萧天子墓》记载：“在良信乡，有一大土封，素号'苍堆’，相传为萧天子墓。案《南史》，梁敬帝为江阴王，殂，萧季卿嗣。太建三年，陈侍中淳于量就萧季卿买梁陵中树，皆坐免，即此墓之传亦有自矣。俗传，尝有发之者，得大花砖数十，有巨蜂群出蜇人，乃不敢发。”《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载：据明嘉靖《江阴县志》载：“殁后葬此，追谥敬帝”。今墓墩四周护陵河犹存。封土直径约125米，存高5米，号“仓墩”，俗称“皇陵”。明嘉靖《江阴县志》：“梁萧天子墓在良信乡，按《南史》，梁敬帝为江阴王，殂葬此。”《江阴市志》：有大土堆，号苍墩，当地人称皇陵。墩四周原有护陵河，南河上有小石板桥通往墩南之苍山寺。寺为当年祭祀之所。今墓墩高20米，墩为225米，略称长方形，存有部分护陵河、苍山寺砖额、寺田碑记及古银杏1棵。现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利港镇苍山行政村苍墩自然村，镇澄公路北侧，苍墩路1公里标牌处西侧，苍山古寺内确有一座梁敬帝萧方智陵封土。文保碑简介：“梁敬帝萧方智（542-557），太平二年（557）陈霸先篡位后被封为江阴王，就国于江阴，卒年16岁。今墓墩周围护陵河犹存。封土直径约125米，存高5米，号苍墩，俗称皇陵。存有原苍山寺砖额、苍山寺田碑记及古银杏树一棵。虽然学术界对这座所谓梁敬帝陵有些许质疑，但即使梁敬帝归葬故里，亦不应葬于三城巷（1）处，且从南陈时期帝陵墓葬的疑似石刻陈列来看，南陈为前朝亡国之君萧方智雕凿大型麒麟石刻的可能性极小。（梁智帝为梁元帝之子，为梁武帝孙辈，梁简文帝侄辈，如归葬三城巷一代的话，应该葬在整个陵区的最晚辈的位置，即最北端，而不应葬于最南端。） 主题南京团队和其他学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该陵寝为梁武帝萧衍祖父、梁文帝萧顺之之父萧道赐与其妻史氏合葬墓，梁初与梁文帝陵园合称建宁陵。后梁武帝中期祭祖乡里，因萧道赐初陵陵前石刻经久失修，重新填制石麒麟与其他石刻。根据前文所分析的南朝石刻的艺术特点：梁武帝时期至梁亡，石兽完全以狮子为石兽造型，头部雕饰繁复，圆雕技法不突出，但石兽的体量空前巨大，头部的比例与胸部的前凸程度较大，整体造型威风凛然。南梁石兽通常身躯健硕，双目突出，身体弯曲很小，步伐不大，注重对真实的狮子形象的写实感。花纹较南齐时期简约，且注重连珠纹的使用，减少了南齐时期流行的卷云纹的比重，且不再使用花朵纹样。南梁石兽与南朝早期石兽相似，石兽伸出向里的前肢，而向外的前肢则向后。三城巷失考墓所遗之麒麟的风格特点具有梁武帝中后期至梁元帝前期梁世崩溃以前的特点，而且诚如前辈学者所说，此处石刻与陵口、梁简文帝萧纲庄陵石刻极为相似，但与梁武帝修陵石刻小有出入。梁武帝修陵始建于梁初。“高祖德皇后郗氏，讳徽，高平金乡人也。祖绍，国子祭酒，领东海王师。父烨，太子舍人，早卒。初，后母寻阳公主方娠，梦当生贵子。及生后，有赤光照于室内，器物尽明，家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采异常，将有所妨，乃于水滨祓除之。后幼而明慧，善隶书，读史传。女工之事，无不闲习。宋后废帝将纳为后；齐初，安陆王缅又欲婚：郗氏并辞以女疾，乃止。建元未，高祖始娉焉。生永兴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嬛。建武五年，高祖为雍州刺史，先之镇，后乃迎后。至州未几，永元元年八月殂于襄阳官舍，时年三十二。其年归葬南徐州南东海武进县东城里山。中兴二年，齐朝进高祖位相国，封十郡，梁公，诏赠后为梁公妃。高祖践阼，追崇为皇后。有司议谥，吏部尚书兼右仆射臣约议曰：“表号垂名，义昭不朽。先皇后应祥月德，比载坤灵，柔范阴化，仪形自远。伣天作合，义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升运。宜式遵景行，用昭大典。谨按《谥法》，忠和纯备曰德，贵而好礼曰德。宜崇曰德皇后。”诏从之。陵曰修陵。”因此梁武帝修陵石刻可能仍处于南朝石兽雕刻中期与晚期的转型时期，而到了陵口、庄陵、失考墓和狮子冲南朝石刻时期，晚期的艺术特点已经完全走向成熟了。三城巷失考墓所遗存南朝石刻极有可能是梁武帝中期以后重新修建的，而时间最有可能是梁武帝大同十年（公元544年）三月。《南史》：“三月甲午，幸兰陵。庚子，谒建陵，有紫云荫陵上，食顷乃散。帝望陵流涕，所沾草皆变色。陵傍有枯泉，至是而流水香洁。辛丑，哭于修陵。壬寅，于皇基寺（唐代避讳改名皇业寺）设法会，诏赐兰陵老少位一阶，并加颁赉。所经县邑，无出今年租赋。因赋《还旧乡诗》。癸卯诏园陵职司，恭事勤劳，并锡位一阶，并加赐赉。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楼，因改名北顾。庚戌，幸回宾亭，宴帝乡故老及所经近县奉迎候者少长数千人，各赉钱二千。”又《旧唐书·礼仪志》：“武帝即大位后，大同十年，亦朝于建陵，有紫云荫覆陵上，食顷方灭。梁主著单衣介帻，设次而拜，望陵流哭，泪之所沾，草皆变色。陵傍有枯泉，至时而水流香洁。因谓侍臣曰，陵阴石虎，与陵俱创五十余年，恨小，可更造碑、石柱、麟，并二陵中道门为三闼。园陵职司，并赐一级。奉辞诸陵，哭踊而拜。”这里提到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其一，石虎。前文在分析南朝石兽艺术的演变过程中曾经提到，第一期：以虎作为石兽造型的主要参照，石兽头颅方正，颈部相对短小，石兽整体做蹲踞状，圆雕技法使用极少或不充分，石兽健硕而不圆润。石兽花纹简朴，不假丰富的雕琢。代表性石刻为麒麟山庄南朝失考墓、狮子坝南朝失考墓、侯村南朝失考墓等，此种造型之石刻一直到梁初仍然为王侯墓、高级贵族墓葬所使用，直至梁武帝时期，方形成萧景、萧秀等墓葬前双翼狮子型石兽的样式。南朝早期石兽以麒麟铺石刻为例，石兽伸出向里的前肢，而向外的前肢则向后。而这里提到的石虎，即有可能为第一期所修造的王侯墓葬前石刻。 据史料记载，萧道赐，字详臻，南朝宋治书侍御史，南兰陵中都里人，曾祖淮阴令萧整，南兰陵萧氏始迁祖，祖父萧鎋，官至东晋济阴太守，父萧副子东晋为州治中。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以礼让称，居乡有争讼，专赖平之，又周其疾急，乡里号曰：墟主，皆窃言曰：其后必大，历仕宋太尉江夏王参军，终于治书侍御史，齐末赠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卒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7年），终年63岁。萧道赐在南朝宋曾任奉朝请，南齐时期亦追赠为散骑常侍，如果史料记载中“陵阴石虎，与陵俱创五十余年”的话，大同十年为公元544年，五十年前为公元494年，即南齐明帝在位时期。笔者猜测真正追崇萧道赐，为萧道赐夫妇陵寝雕刻石像生，有可能从梁武帝发迹时期即开始了，史料记载，梁武帝与齐明帝一开始关系非比寻常，齐明帝兴废立之事，梁武帝亦参与谋划，因此成为南齐王朝的红人。因此南齐政府可能便在其祖父、父亲墓葬前，按照南齐王侯的礼仪，修建了石虎。到了梁武帝时期，他首先在即位的时候，追崇自己的父亲为文帝，为其修建了麒麟、石柱、石碑等一系列石刻，然后又在大同十年回乡祭祖的时候，因为南齐时期营建的石刻很小，又不符合萧道赐夫妇身份，重新为其修建了大型的麒麟石刻。这一点在史料中也得到了某种印证：《魏书·岛夷萧衍传》载：“（萧）衍未败前，灾其同泰寺，衍祖父墓前石麟一旦亡失，识者咸知其将灭也。”其二，二陵中道门为三闼这里的三闼指的是三组独立的门道，而大同十年时，三城巷南梁帝陵仅有建陵与修陵，修陵与建陵的石刻群早在南梁初期的天监元年和天监七年左右，就已建成，因此这里所说的“，可更造碑、石柱、麟”当指三城巷（1）处的梁武帝祖父萧道赐墓。而这里提到的闼，有可能与三城巷（2）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用途不明的两组石构建筑有关。根据史料记载，萧道赐夫妇陵前新营造之石兽，成作于梁武帝祭祖两年以后的大同十二年。《隋书·五行志上》载：“梁大同十二年正月，送辟邪二于建陵。左双角者至陵所。右独角者，将引，于车上振跃者三，车两辕俱折。因换车。未至陵二里，又跃者三，每一振则车侧人莫不耸奋，去地三四尺，车轮陷入土三寸。”又载：“梁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骐驎动。”《南史》卷七《梁本纪中》则载：“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县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有大蛇斗隧中，其一被伤奔走。”《梁书》卷三《武帝纪下》所记与《南史》相同，只是“石辟邪起舞”诸字作“石骐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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